高考“钉子户”将第21次参考 儿子毕业了他还在考(组图)
5月13日晚,四川成都。梁实坐在一家大排档门口吃饭,一位食客放下筷子,越走越近,拉起板凳一屁股坐在他旁边,“你是不是那个,最牛高考考生,梁实,你就是”。
梁实,被称为高考“钉子户”;今年,他将参加第21次高考。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看梁实轻轻点了个头,这位食客有些激动,赶紧在裤腿上擦了擦自己的手,大喊“我见到真人了,能不能和你握个手”。
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内,这位名叫黄国富的食客准确地说出了梁实的各类信息——“你年纪比我还大”、“目标是川大数学系”、“去年考了453分”、“你儿子大学毕业了你还在考”……
黄国富每年都看梁实的报道,“回去我就要和娃儿摆(和孩子说),你执着、执着、太执着了”,他一口气说了三个执着,说到激动处,站起来,给了梁实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从2006年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开始,梁实成了许多成都市民熟悉的高考名人。有时候,他过马路能碰到公交车司机打开窗户说“梁实,你慢慢走”,还有人在他吃饭时过来问他要签名,要带回去给孩子“励志”。
今年,高考“钉子户”梁实将参加第21次高考。这是他的执念与信仰:“上大学是我一生追求的事业,为什么有人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攒钱买一栋房子,我不能花一辈子时间考个好大学呢?”
黄国富和梁实握手,说自己是他的粉丝。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第21次高考
成都市金牛区某茶馆内,梁实有自己的专属座位“A卡1座”,茶杯上挂着VIP353号的专属吊牌。他还给自己准备了一盏台灯,存了一个箱子,里面有维维豆奶、藕粉和麦片。
他右手举着一本《理综高考预测》,左手垫在后脑勺下方,袖子和裤腿卷起至关节处,累了就踢一踢腿——整个下午,除了擤鼻涕、翻书和上厕所,他几乎没有动过。
有姑娘在他隔壁茶座打电话,“怎么不回我微信,我还以为你死了”,服务员都笑,梁实头也不抬。
他每天早上九点出门,晚上十一点回家,茶馆经理调侃他“梁哥,你考勤比我打得好”。服务员过来添茶水,瞄一眼他的资料,问“这是双曲线吗”,他眉毛展开,“对对对,你懂得还挺多”。
茶馆是梁实第二个家。小时候他跟着父亲喝茶,长大了习惯在茶馆谈生意,一个人在家里根本呆不住。
梁实在茶馆复习。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去年,有人建议他,考了快20年还没考取,要不去学校复习试试,他狠下心去了。
49岁的梁实,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和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起啃复习资料。教室里没有空调,格子衬衫总是被汗浸湿变成深褐色,他喜欢看答案不喜欢做题,“整个人好难受”,老师布置的作业根本就完不成。
今年,梁实说什么也不去学校学习了。
不过在去年,他考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453分。从前,他总考三百多分,朋友喊他“梁三百”,这一次,他的外号升级了,变成了“梁四百”,首次达到二本分数线。
梁实并没有填报志愿,“一定要一本大学,不然我都不想去读”。没有高考资格时,他参加过一次成人高考,被南京林业大学录取,也没有去读。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20天,梁实聊不到五分钟,便要清一清嗓子。这是近五六年开始出现的毛病,一临近高考,他的身体就会自然上火,口水里带着红血丝,“可能是精神上比较焦虑”。
5个孩子,没有1个大学生
在同学毛树林的眼中,梁实是从小被人羡慕的孩子。
梁实虽然生在农村,但父母都是教师,全家人吃“商品粮”。许多农村孩子打赤脚上学,半夜饿极了抓起生米就着凉水就往嘴里塞,梁实家里有粮票肉票,有胶鞋穿,每个月能吃上肉。
同村其他孩子的父母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齐,但梁实的母亲会订《红领巾》等少儿刊物,幼时的梁实看了爱迪生、牛顿的故事,觉得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人,很羡慕。
同学记得的是光鲜,梁实记得的童年则有些心酸。他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母亲独自抚养5个孩子长大。
家里虽然有粮票肉票,但母亲工资不高,每次去买东西都要借钱。放学后,母亲还要去田里挖地,星星出来了还回不了家。因为买不起柴火,五姐弟一放学就要去山里捡柴,走在路上,梁实看到哥哥的脚在打颤,背上勒出血痕。
他记得,哥哥是全校第一名,但哥哥小学毕业便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失学了。母亲只要一提起这事,就要掉眼泪。后来哥哥参军、转业,小学文凭的哥哥,再也没机会重返校园了。
梁实排行老四,从小就是犟脾气。
8岁时,他听说十几公里外的村庄有人放战争片,一定要去。母亲担心他太小,没办法独自摸黑翻越十几公里山路,他晚饭都不吃就往外跑。看完电影后,一进家门被一顿暴打,他不后悔。
上高中后,他非常不爱写作业。物理老师第一次检查作业,全班就他一个人没有做,老师让没做作业的同学站起来,他不站,一个一个点名核查后,被罚站了一节课。
就这么,梁实一路贪玩,到了高考,不出意料地落榜了。此后,梁实在父亲的建议下重读高一,没有考上,第三年,梁实又坚持复读了一个高三,再次落榜。
三次落榜后,失落又自责,梁实懊恼自己的贪玩,但家里条件已经供不起他继续念书了。
最终,这个被公认为“知识分子家庭”的5个孩子,没有一个上过大学。
梁实攒了一摞准考证。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他学生时代的好朋友们,有人去了厦门大学,有人去了西南财经大学,有人去了四川师范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大学生的名字在整个公社都传开了,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
“我不喜欢和他们聊大学,聊得我都没说话了,他们都没发现,你说我是嫉妒还是自卑呢?”梁实低下头想了想,叹了一口气,“我觉得是有一点自卑,我又不想承认”。
如今,梁实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在成都安享晚年。他总是想,如果有机会读大学,要第一个告诉妈妈,妈妈这么多年很辛苦,得让她高兴高兴。
百分之百是我对
连续三年高考不中后,他看到一位同窗好友因为家里穷,只复读了一年便去打工,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也听从家人安排开始讨生活。
卖电视、卖冰箱、卖五金,他从最简单的活儿干起,做过胶厂推销员,干过服装生意,机缘巧合下,他借了老板8万块钱开始做板材生意,从此发了家。
哪怕是在做生意时,他的犟脾气一点也没改——尽管有时他也觉得“有可能是错的”。
他做服装生意去进货。之前妻子交代,有些款式不要买,他觉得有道理,但挑衣服时不知道哪来的直觉,果断买回来了,结果降价也卖不动。
哪怕是和朋友们一起喝茶吹牛侃大山,都要争个赢。他们争论的主题包括,新东方创始人到底是“俞敏洪”还是“俞洪敏”?巩俐他爸到底是教授,还是工程师?
偶尔争到肚子饿了还没有赢,梁实最后喊话“百分之百是我对”,然后怒气冲冲回家睡觉。
梁实也承认,自己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劝不动。
梁实的准考证。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一次,他看到服务员没戴手套切水果装盘,无法接受,“那是要直接送入口中的东西,怎么能直接用手接触?”,服务员嘟囔着“淘米洗菜不也要用手吗?”梁实气极:“淘米之后还要加工啊,水果直接就端上来了,这就好像你不穿衣服就出门和穿衣服出门能一样吗?”
“见了棺材也不流泪、想达到目标但是行动起来怕吃苦,第三就是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梁实用这样三个词语形容自己。
每天喝茶、摆龙门阵(聊天)、打牌这样“极致快乐的生活”,在2001年戛然而止。这一年,教育部取消了高考“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的限制。
梁实坐不住了。以前,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高考,玩起来心安;现在有机会了,“心里不自在,时不时觉得好烦,越接近高考越不高兴”。
他从书店买来参考资料,拒绝朋友们打牌的邀约,坐在茶馆看书,一看就是16年。
后来,有做生意的朋友批评他“乱整、疯了”,他都说,“闭嘴,你档次太低,我不跟你谈。”
夜晚十一点,梁实还在学习。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高考钉子户
梁实今年50岁了。银色须发一茬一茬往外扎,爬满头顶和胡茬,眼睛下面总挂着一双一元硬币大小的眼袋,进考场前,经常有保安追着他喊:“家长不要进!”
第一次参加高考时,他只有16岁,那时的他,倒八字眉毛下瞳仁清澈,有棱角分明的下巴。
最近几年,他常常感觉到自己老了。
现在都是网络报名,梁实不会操作电脑,每年都是拜托别人报名,让记者帮忙查询分数。
对于上高中才接触英语的梁实来说,英语试卷的词汇量越来越大,从前看阅读理解,感觉简单得像“小孩看的故事”,现在的阅读理解专业术语很多,更像在看“生涩的科技文”。
最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考题量太大了,现在的理综卷子几乎没有反应时间,他不爱像在校学生那样刷题,总是大片大片做不完。
遇到不会写的单词,梁实会在草稿纸上抄写。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如果你一直这样只看题不做题,到60岁还没有考上,你能接受吗”?在茶馆里,记者问他。
“不能接受”,他停顿了一会儿,马上反应过来,“你也觉得我考不上是吗”?他的眼神黯淡了几秒,不一会儿又亮了起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还是相信我能考上的,是的,我能考上”。
更熟悉梁实一点的朋友会直接说,“他有点瓜”。他们总是规劝他,既然想要考大学,还是得做题,光看答案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只有做题进步比较快。
梁实做不到,他感觉痛苦。多年的学习习惯让他没有办法放下参考答案,记者尝试着让他掐好时间,用120分钟完完整整地做一套试卷,他一听便连连摆手,“这绝对、绝对不行”,他一连说了两个绝对,“谁来逼我都没有办法,只有在高考考场上,所有人都坐着考试,我知道不可能依赖答案了,我才能做题。”
这种焦虑他几乎找不到人倾诉,家人现在根本不想和他聊起关于高考的一切。
2006年,梁实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那时,妻子还挺支持他的决定,觉得他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只要不影响生意,看书总比打麻将要好。
一次次落榜后,妻子觉得丢人,回避所有媒体,在家一看到有关他的新闻就换台,“你悄悄考也就算了,还要到处跟人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考得不好”。
在近十年的采访中,每次高考前,梁实都说“我有信心”,考完试后说“又考差了”,确定分数不理想后便说“好好复习,明年就会成功”。有人调侃他是成都的“高考吉祥物”。
他很少看关于自己的新闻,只说,上大学是自己一生追求的事业:“为什么有人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攒钱买一栋房子,我不能花一辈子时间考个好大学呢?”
五月的一天,夜里十一点多,梁实走出茶馆,路灯昏黄,洒水车刚刚开过,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味道。走着走着,他指着高架桥上的爬山虎说“这个小草还挺好看的”。
他的神情中透露出一种轻松,眉间拧着的川字型皱纹也舒展开来,“如果今天我没有学习,而是和他们去打麻将了,我真的会好内疚、睡不着”。
现在,他一步一步慢慢走回家,说自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