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能躲过牢狱之灾吗？（图）

加拿大时间6月6日上午9：30（北京时间6月7日凌晨00：30）加拿大法院就孟总案件中法律层面的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华为媒体事务副总裁Benjamin Howes表示，加拿大的执法存在严重的程序滥用，美国对孟女士的指控在加拿大法律下并不构成犯罪，孟女士及其律师将以此提请法庭以程序滥用为由终止引渡程序。

那么，孟晚舟能躲过牢狱之灾吗？

回答是有可能，但是得靠中美之间博弈的战略重启。

这一判断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 法律自卫必要，但成功希望渺茫 

美国司法部宣布的对中国华为公司、有关子公司及其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指控，共计23项。在全部指控中，有13项由纽约东区的法院提出，另有10项是由华盛顿西区的法院提出。在这23项指控中，美国指责华为的罪行分为四类：违反制裁、金融诈骗、商业间谍、妨碍司法公正。

孟晚舟3月9日在温哥华法院提出对加拿大政府的诉讼。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声称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政府在执行美国引渡请求的过程中违法。孟指出在去年12月1日过境温哥华机场时，加拿大警方没有立即逮捕她，而是先以“非法强迫她提供证据和信息”的例行海关检查名义将她拘留。

在加拿大司法部宣布正式启动孟晚舟引渡法律程序后，孟的律师大卫·马丁发表声明：

即使面对美国带有政治性质的指控，并且美国总统多次声明，如果他认为这将有助于美国与中国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他将干预孟女士的案件，我们很失望（加拿大）司法部长仍然决定授权进行引渡程序。另外令我们关切的是，被指控为美国境内犯罪的行为在加拿大并不构成犯罪，如果在这样情况下，司法部仍然决定授权进行引渡法律程序，这公然冒犯了双重犯罪的基本引渡原则，我们的委托人认为，她从未有任何不法行为，美国的起诉和引渡是对法律程序的滥用。

基于孟晚舟律师的声明，她的法律代表在法庭的两个论点将是：引渡的政治动机，以及缺乏在美加都构成犯罪的行为。

加拿大《引渡法》里的一大例外，就是排除由于政治考量而申请的引渡。尽管特朗普的贸易谈判团队和司法部门一再强调司法程序与贸易谈判无关，孟晚舟的律师将会针对特朗普的“失言”大做文章。

另外一个要点是，美加引渡条约中规定的引渡必要前提条件之一是，所指控的行为如果在加拿大发生的话，必须也构成违法。美国政府在纽约布鲁克林对华为、两家附属公司以及孟晚舟提出13项刑事指控，包括违反伊朗制裁、金融欺诈和共谋犯罪。

5月8日，孟晚舟出庭，公开亮相

孟晚舟律师声明所提到的“缺乏双重犯罪”应该指的是，加拿大对伊朗的禁令与美国的伊朗禁令并不完全重叠，因此会主张，所谓的违反美国伊朗禁令的指控，在加拿大并不构成犯罪。根据孟晚舟温哥华保释听证会上所引用的检方文件，美国检方应该会主张引渡的基础是银行欺诈罪。

美国联邦法18章第1344条《银行欺诈法》规定，任何“诈骗金融机构”的企图，或通过虚假或欺诈性的借口、陈述或承诺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都将受到刑事处分。加拿大《刑事法》第380章也有类似关于银行欺诈的刑事责任条款。

而孟晚舟对加拿大政府在拘捕过程中的行为提起诉讼，关键词是“法律程序”。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体系，由于顾及执法程序的不公平可能造成实施正义的障碍，对于被告和被拘捕方的权利，还有取证的过程，都有明确的规定。

加拿大联邦隐私专员办公室在名为《机场和边境的隐私》的公开文件中指出，在边境管制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的官员有广泛的权力阻止和搜查人们，检查他们的行李和其他财产，包括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设备。这些活动是在加拿大海关法的授权下进行的，不需要搜查令。

这个文件也指出，加拿大法院普遍认为，人们降低了对边境点隐私的期望，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隐私权和其他特许权继续适用，受到国家主权、移民控制、税收和公共安全等国家要务的限制。

然而孟晚舟在过境温哥华机场时，并没有入境的打算，加拿大政府是否有正当的“国家主权、移民控制、税收和公共安全”考虑而对她实行搜查？这应该会成为法庭上辩论的因素之一。

孟晚舟团队一方面可能要在引渡听证过程中采取拖延战术，另一方面也会为长期抗战布局。

温哥华的刑事律师凯拉·李在接受《温哥华星报》采访时说，虽然孟晚舟起诉加拿大政府的诉讼本身有前例支持，但即使孟晚舟胜诉，最多也只能拿到几千美元的补偿。所以这起诉讼的可能动机不是经济赔偿，而是借宪法维权，对加拿大的引渡程序产生影响，包括加拿大司法部长是否最终批准引渡请求。即使孟最终被遣送到美国，面对美国法庭的陪审团，如果能显示她在加拿大的权利遭到侵犯的裁决，对她的案件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根据2019年5月2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7日，华为宣布针对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的合宪性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定这一针对华为的销售限制条款违宪，并判令永久禁止该限制条款的实施。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法务官宋柳平5月27日的相关声明称：华为已提起诉讼并将于周二提出简易判决动议，要求法院宣布该法案违宪。该禁令是典型的剥夺公权法案，违反了正当程序。该法案直接判定华为有罪，对华为施加了大量限制措施，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将华为赶出美国市场。这是“用立法代替审判”的暴政，是美国宪法明确禁止的。希望美国法院能和处理以前的剥夺公权条款和违反正当程序案件一样，宣布华为禁令违宪并禁止执行。

从理论来说，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国防授权法》违宪，影射“政治迫害”，并不能直接为23项控诉脱罪。针对这些指控，政治因素不是很好的辩护理由，因为政治迫害与被告的核心并不直接相关。

事实上，如果每个被告都用政治迫害作为挡箭牌，我们的街上会多出很多杀人犯、逃犯。针对刑事控诉案，华为反击的动机应该是作为整体形象布局的一部分，对美国政府片面的“华为威胁论”发起正面出击。这在庭审阶段，可能对陪审团的成见进行预防性改造，对案件的辩护起到间接作用。

针对华为的诉讼，美国CNBC相关评论是，纯粹法律上看不论是否符合法理，过去类似俄国企业诉讼已被法院拒绝，所以华为机会不大。

华为的案例似乎踏着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的轨迹：美国认为卡巴斯基的软件可能是俄国收集情报的工具，卡巴斯基否认这些指控，然而美国国土安全部于2017年9月指示联邦机构在政府系统中剔除卡巴斯基的产品，随后美国国会也立法禁用。卡巴斯基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两个诉讼，主张禁令违宪侵权，但初级法庭驳回了这些诉讼，裁定国会法案乃是出于保护政府计算机网络免受俄罗斯入侵的正当考虑，随后上诉法院维持了这项裁决，认可禁止卡巴斯基是一种“预防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措施。

 2. 制裁华为的政治决策是美国色厉内荏 

整体而言，孟晚舟和华为分别高调起诉加拿大和美国政府的最大法理依据，是他们受到“政治迫害”。引渡听证里，政治动机是法官依照加拿大《引渡法》必须考量的因素之一。尽管华为在美国面临的两个刑事案件指控的核心问题分别是伊朗禁运和金融欺诈，以及盗取商业机密，“政治迫害”应该可以成为脱罪的利器。

当然从孟晚舟被抓的第一天起，特鲁多政府上上下下一直强调的就是“司法独立”，政府不得干预。甚至是当特朗普亲口对路透社表示“为了美国的利益和贸易谈判可以干预司法”以后，加拿大依旧不松口，只是谴责特朗普的口无遮拦。

但是现在貌似加拿大有点也坚持不下去了。加拿大外交部长Chrystia Freeland最近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渥太华早间节目采访时竟声称，此事件已被中国方面高度政治化，因此加拿大也不排除政治干预。原话大致是“加拿大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但这并不排除会采取政治决定。在孟晚舟案件上，有关引渡的程序上将有那么一个时刻，司法部长可能需要作出政治决定，要不要将她引渡给美国”。

5月30日周四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前往渥太华，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会面，商讨华为问题引起美加与中国的外交纠纷。

有分析指出，美国对华为的限制令使中美贸易争端扩大到科技领域。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顾问杰弗里·肖特(Jeffery Shott)说：“显然，我们现在距离达成协议比4月底的时候更遥远了，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摩擦扩大到投资领域和高科技领域。”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中国经济学者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表示，美方的一连串举动让北京相信，美中贸易争端已不再是一纸贸易协议就能解决的。他说：“中国领导层已经做出决定，认定与美方达成一份轻松协议的结点已过，而且也不再认为（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只是特朗普一个人，因为很明显对中国在技术转让和投资领域的攻击是两党一致的。

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肖特认为，在谈判后期提出新的要求和条件是各国谈判时惯用的手法，这无可厚非，但应确保最终协议不会造成重大国内政治问题。他说：“2018年姆努钦和罗斯与中国敲定的那份协议没有得到特朗普的批准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同样，我认为双方在北京拟定的协议草案包含很多明确要求中国修改法律的条款，或诸如此类。”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顾问班农2019年5月9日在挪威卑尔根出席媒体活动说，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有一秒钟的退缩，因为贸易争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据彭博新闻社报导，班农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接受采访时说，“特朗普必须全力以赴，这不是一场贸易战，这是中共一直在对抗西方的经济战争。”

美国副总统办公室主任肖特5月29日表态，华为可以被包括在中美贸易谈判范围，前提是华为终止和伊朗的合作。这一表态，也完全符合特朗普总体在宣布制裁华为后的相关表态，即华为可以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一部分。《纽约时报》5月29日报道，美国一系列针对华为的禁令可以称为“新柏林围墙”，特朗普及其幕僚还想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一边是根据“西方各种价值”建立的网络，一边是根据“共产政权原则”建立的网络。本质上制裁华为，是特朗普对美国贸易谈判要求的狂热加码。

 3. 中国抗衡美国打压的理想结果 

鉴于美国和加拿大都已明确对华为制裁的政治考量，所以国内最近对美国长臂管辖导致法国阿尔斯通被美国通用电气收购的相关讨论，应该具有明显现实意义。

我在2010年移居巴黎，一直呆到2018年底；事发前，阿尔斯通通过猎头找过我，所以在这期间我和阿尔斯通包括全球董事长在内，有过密切沟通讨论。美国通用电气成功并购阿尔斯通发电业务，主要成因在于法国政治决策者，即时任经济部长的马克龙必须交投名状，以获取美国对他竞选总统的支持。包括事后和前总统萨科齐的数次面对面小范围交流沟通，也帮助我得出结论，即在法国政治经济领袖个人利益重于泰山的大背景下，法国高科技实体经济是华尔街大资本的囊中之物。

华为案的结局，首先也会取决于中美两国政府的政治和贸易博弈的结果。对此我还可以分享一个国内媒体未曾太关注的事件，供借鉴对比类推。

2014年3月17日德国斯图加特法庭判决保时捷/大众胜诉，19个（美国）对冲基金对保时捷大众并购案信息披露不及时/误导，要求赔偿11亿7千6百万欧元被驳回；随后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和清洁交通国际研究所，共同宣布大众柴油车排放超标；

2015年3月9日，大众美国向美国环保署（EPA）承认柴油机排放作假，双方约定争取和解；

2015年3月26日斯图加特州上诉法庭，判决19个对冲基金上诉无效；其中两个对冲基金决定最后上诉联邦法庭；

2015年9月19日美国环保署公开大众柴油机排放造假；

2015年10月1日，穆勒成为大众集团全球新董事长，布鲁默接任他成为保时捷董事长；

2015年12月初，布鲁默和夫人在保时捷博物馆楼上牛排餐馆，单独请我和家人晚宴；

2016年10月25日美国法官查尔斯-布莱耶批准大众和美国客户赔偿方案，大众预计赔偿美国客户高达165亿美元；

2016年12月23日，联邦法院驳回对冲基金上诉，终审维持斯图加特州法院判决。

2015年9月大众柴油机排气门事件曝光后一天，我正好在费加罗报副总编辑陪同下，走访该报总部各主要部门；在和该报负责汽车工业报道的两位编辑沟通时，我开玩笑说，法国汽车巨头雷诺等会得益于这一丑闻。他们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些汽车制造商都是在造假，所以不会如此。

美国的政商司法执法协同作战及其默契，是全世界除中国外，所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德国商业巨头西门子和大众等都也无可奈何。所以华为这次最终抗诉，也将如同过去的成就，自己努力只是必要条件，最终能否扛得住美国制裁的充分条件，也要看中国的体制优势。

中国商务部5月31日宣布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西方媒体因此一片哗然，华尔街三大股指应声而跌。中国终于在中美“贸易上甘岭”激战之际，找到了自己“挖坑道”的有效应对。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这次对美国贸易和高科技领域遏制打压的抗衡，希望获取的最理想结果应该是什么？

新中国当年的抗美援朝，赢得了全世界对中华民族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主要）因此同意决定（有偿）支持新中国营造全面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实体经济。美国这次对中国包括华为的全面打压，也事后证明西方世界确实不可能为中国做同样的事。

但是随着中国进口商品加税对美国经济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美国鹰派小知识分子们的狂妄主张也被证明是荒唐且违背常识的。这也正在迫使美国政治决策者尤其两党国会领袖背后的金主们，对遏制中国政治意图的商业逻辑，进行反思并集体发声。

5月23日据CNN报道，美国商业巨头沃尔玛和达吉等均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加税，对企业利润和客户价格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沃尔玛集团首席财务官比格斯在上一季度业绩报告电话会议强调，“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保持低价，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但是（对中国进口商品）加税，肯定会造成我们客户购价上涨。”这是美国第一大财富家族沃尔顿（控股企业）的代表，对白宫纨绔子弟背景的地产“混世魔王”最直接清晰的告诫。

这次特朗普未能和中国结束贸易战，且变本加厉制裁华为，也已给美国高科技和农业带来重创；特别检查官穆勒突然在5月3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更是代表美国视俄国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情报、司法主流精英群体，给出的一个明确警告，在政治上给特朗普造成难以管控的压力和被弹劾的风险。

华尔街巨头布隆伯格也在6月1日发文，呼吁国会采取行动限制总统制定贸易政策的权限。尽快使中国就范或达成和解，安抚华尔街维护其信任支持，已成为总统政治生存需要之一。哈佛大学赠予总统最不感冒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请她为本年度毕业生及其家属做针对总统的报告，也是代表美国主流知识精英对全球宣示，他们对白宫里总统和其周围麦卡锡式狂热小知识分子们的“无知偏狭”和包括对进口税中国买单的无数“谎言”，无比蔑视。

最先提议制裁打压华为5G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美国需要回流的高附加值制造业工作岗位，其实是在日本和西欧，而不是中国。所以美国这次对中国的技术贸易的遏制开战，其实质是政治歇斯底里且部分被蛊惑，已被公认损害巨大商业利益，开罪众多既得利益者。中国这次与美国抗衡博弈的目的，也需要回顾借鉴历史，明确自卫应战不是唯一目的，而是要发展民生、接轨世界一流。

中国应对贸易战的理想结果，是尽可能继续集合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做大全球实体经济蛋糕，维护已有的且获取更大的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