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最牛闺蜜:一个是清华最年轻教授,一个帮世界首富“花钱”(组图)
近年来,虽然女性的话语权逐渐增强,但关于“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依然争论不休。
比如女科学家、女博士,在世俗眼光中,她们往往是严肃的高知形象,没什么烟火气。更直白一点,她们与部分男性喜欢的“好嫁风”沾不上边。
不禁想问,女性到底要奋斗到何种程度,才能不被性别、婚姻、生育等议题绑架呢?
42岁的李一诺和颜宁,各自拥有不少很精彩的标签——全球青年领袖、职场精英、科学家、院士……但她们依然在为一些事情努力着。
也许,从这对20多年好友的经历中,能感受到女性的边界正在一点点被拓宽。
李一诺:颜宁有一种傻傻的天真
女科学家
很少见到撒贝宁在主持时,被“回击”得哑口无言,直到他遇到了结构生物学家颜宁。
“您比较颠覆我们对女科学家的想象。”
“这是歧视,为什么女科学家前面一定要加个‘女’呢?”
“您不应该叫颜宁,应该叫颜值。”
“‘宁’送给你了。”
▲ 颜宁和撒贝宁
这位科学家,好像挺特别。
5年前,颜宁在清华大学带领的实验室解开了人葡萄糖转运蛋白的结构——世界范围内几十年未解的难题,被一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用几个月就攻克了。这是颜宁第一次因主流媒体的关注走近大众视野。
似乎已是意料之中,大家对这位年轻漂亮女教授的讨论除了赞赏,还有一种声音:“颜宁为什么不结婚?”更有甚者,看到她在微博上夸熊猫宝宝可爱,便评论调侃“还不赶紧自己生一个”。
颜宁觉得这些话实在无趣,于是只留了一句:“我不结婚,不欠谁一个解释。”
▲ 颜宁
起初,颜宁介意“女科学家”的称谓,做了几年招生工作后,她发现到了博士后、独立科研阶段,很多优秀的女孩子都“消失”了。“女科学家去哪儿了?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她意识到了自己有责任借“女科学家”的身份去发声,鼓励更多在科研岗位上的女性坚持下去。“大家想一想,中国科学类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谁获得的?屠奶奶。”
有一回,颜宁在学院里面试博士生,一位男老师问面前的女学生:“你将来怎样平衡家庭和科研?”
“你可以不用回答,这是有性别歧视的问题。”颜宁打断了男同事,“为何面试一整天,你们都没问过男生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
后来,她继续在博客上讨论这件事:
女性凭什么既要做贤妻良母,又要做先进工作者?社会不能既鼓励女孩子们自尊自强自立,又要求她们两手都要抓,给她们比男性更多的家庭负担,这对女性不公平!
逆流而行
在科研圈,很普遍的现象是,无论男女在读博之后,立业和成家的计划都会撞到一起,女性还要承担生育的压力。
而颜宁是“幸运”的,当她告诉父母不结婚的打算时,母亲只是担心她会孤独,但看到她带着一群学生做科研也很开心,便开明地接受了。
父母的理解与保护,让颜宁始终有一种少女的天真。平日在实验室,她常常和学生比赛,做出了学生没完成好的实验,她也毫不掩饰地炫耀:“你看,姐姐我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做出了你们3天的工作,我觉得你们真的还没有出师啊。”
▲ 颜宁在实验室
回头看学生时代的颜宁,这份骨子里的自信其实一直都在。唯独刚读博的那段时间,被她形容为“暗无天日”。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颜宁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在普林斯顿上的第一门课,就让她陷入了自卑。课堂提问,颜宁因为没有提前看教授发的论文集,满脸通红也没回答上来。倒是班上的另一个中国学生说出了准确的答案。
于是她每天只睡6小时,所有的时间空隙都用来读论文,最终这门课的成绩也算差强人意。
第二年,颜宁加入了施一公的实验室。当初正是他选中了颜宁,因为这个女孩在自荐信里的“嚣张”让他印象颇深,她写道:
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能力都很出色,我希望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但申请出国太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如果普林斯顿大学录取我,我就不用再花精力申请别的学校。
在成为施一公的得意门生之前,颜宁的日子并不好过。眼睁睁看着同门已经在顶级期刊发了论文,她却连实验都做不出来。施一公还经常在她面前表扬其他学生,“你看他多么细心啊,你看他做事多认真哪,你看他学得多踏实啊。”
直到2003年1月11日——颜宁至今清楚记得这个日期——她成功做出了第一次实验。她终于受到了导师的认可:“你终于会做实验了。”也是从那天起,颜宁再也没有做过失败的实验。
▲ 颜宁在实验室
颜宁身上有一股执着却不锋利的傲气,而且总是喜欢逆流而行。
2006年,她受邀回到了清华,成为了清华最年轻的教授。在美国读博,一般会选择继续做博士后,然后争取留在那里谋个独立教职。客观看来,当时清华的科研条件远没有普林斯顿先进,但颜宁还是回来了。
10年后,40岁的颜宁又离开清华,选择重新开始。她回到母校普林斯顿,成为了分子生物学系首位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
人们都说颜宁是“负气出走”,是清华亏待了她。
迫于无奈,她还是得一遍遍地解释:“如果现在是在普林斯顿,清华给我offer,我也会回来,一样的。但是,我已经在清华从教10年了,我知道在清华做教授是什么体验,现在我很想知道如果我去普林斯顿会是什么感觉。”
▲ 颜宁出席2016-2017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生命如此短暂,要努力去扩展生命的宽度,多去经历和体验。”
如果一直在国内,颜宁会越来越成功,所以在圈内人看来,她的决定是勇敢的。“从结构生物学来说的话,清华现在的这个条件和水平比普林斯顿要好很多。”颜宁的本科辅导员、清华生科院现任院长王宏伟欣赏她的与众不同。
青葱岁月
正因为不循规蹈矩,颜宁才能不断创造惊喜。她最近一次被热议,是今年4月30日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大家去翻热搜女主角的微博,最新几条内容全是关于演员朱一龙的,科学家与“追星女孩”的次元壁突然被打破了。
那天美国时间上午11点多,李一诺看到了新闻,立马给老朋友发微信表祝贺,许久也没收到回复。果然和她猜测的一样,备课到凌晨五点的颜宁还未起床。颜宁醒来之后收到了一堆消息,迷迷糊糊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发生什么了?
没有人比李一诺更懂颜宁——颜宁还是和23年前一样,有一种傻傻的天真,她这样想。
两个女孩是清华大学生科院1996级同班同学,能成为好朋友,很神奇也很简单。
大一暑假,李一诺因为微积分只考了70多分,决定留校自习,遇上了同病相怜的颜宁。两个人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 2018年春天,颜宁和李一诺在清华园
后来每当提到李一诺,颜宁总会记起校园的一个夏夜,两个人坐在六号楼楼长室外面。“熄灯之后,只有这里灯光明亮。”她向李一诺倾诉着心事,为了安慰她,李一诺唱起“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在青春正浓的日子里,没什么“追求”的颜宁,就这样跟着心思细腻又有主见的李一诺,一路小跑。李一诺考GRE和托福,她也考;李一诺竞选学生干部,她也参与;李一诺用功,她也变成了每天上自习到最晚回寝室的人。
“因为一诺,我的清华岁月五彩斑斓,喜怒忧欢,还让外人看来似乎成绩斐然。天晓得,我只是一路跟着她的方向跑。可我又是那种做什么都要尽力做到最好的做事习惯,于是便也成就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本科CV(个人履历)。”
后来,李一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高调地夸了夸成为院士的颜宁:
他们说,美国科学院里都是your admirers(仰慕者)!
我亲爱的颜宁,真为你骄傲!
Congratulations(恭喜)!!!
颜宁:我和李一诺都怕泯然众人
放弃科研
颜宁在普林斯顿读博时,李一诺在美国另一边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她们的生日只相差10天,那些年的11月,总不会忘了给对方寄“一个不值钱但用心的礼物”。
2005年博士毕业后,李一诺加入了全球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起薪11万美金。李一诺不再继续做科研,这让颜宁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感。“以前我就跟着你走就行了,结果你不在我身边了,我怎么办?我都糊涂了。”
科研的纯粹能给颜宁带来安全感,而科研之外的世界才是李一诺真正好奇的。
入职麦肯锡那年,李一诺是唯一一个“外国人”,在学校里她是顺风顺水的学霸,工作之后却变成了毫无商科背景的“透明人”。
为了更像一个职场精英,她尝试研究名表、名包、名牌衣服。“每天戴上面具,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圈内人。”
▲ 李一诺
这一切到底还是让李一诺感到不真实。自卑、自我否定的状态持续了大概一年,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边干、边学、边装,“努力总没有错”。
直到有一次,李一诺跟领导开会,由她负责展示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一结束她就想赶紧逃走,却突然被德国领导给叫住了。
领导是出了名的“高标准、严挑剔”,正忐忑着,便听到他说:“一诺,我就是想告诉你,你的工作非常出色。”那一刻,李一诺仿佛找到了力量。
在麦肯锡有一个传闻,办公室秘书们基本都是做了20多年的美国大妈,每年有新人加入时,她们就会下一个赌注,赌谁能做到合伙人,而且据说命中率很高。
李一诺曾想:肯定没有人选我。
而事实是,如果大妈们没有为李一诺下注,一定损失了一大笔。从一个优秀的员工到一个领导者,再到麦肯锡合伙人,她只用了6年。
当时北美大概有600个合伙人,其中中国大陆本科背景的人只有两个,李一诺是其中之一。
降薪离职
对于好友的成就,颜宁道出了辛苦背后的真正动力:“我们很怕的都是泯然众人。”
然而,麦肯锡第10年,有一个人改变了李一诺人生轨迹。
在西雅图的一间办公室里,她见到了比尔·盖茨。这次会面让李一诺觉得不真实,但她还被盖茨的一番话深深打动。
这位在生意场上已经做到金字塔顶端的世界首富,向李一诺解释他为何要做慈善——
“我,作为微软的CEO,把我的公司管好,全球的健康问题,有世界卫生组织不是吗?粮食的问题,有世界粮农组织不是吗?那世界的安全的问题,不是有联合国安理会吗?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影响数亿人的重大问题上,存在巨大的真空。”
盖茨所说的“重大问题”,是贫困、疾病和环境恶化。
▲ 李一诺和比尔·盖茨
阳光打在李一诺的脸上,她听着盖茨的描述,想象着一个不曾亲眼看过的世界,也暗下决心离开现在这个光鲜、安稳的“中产阶级”世界。
她辞去麦肯锡的工作,降薪三分之二,成为了盖茨基金会北京首席代表,拖家带口回到了中国。“能把自己在商业领域的经验和训练,在解决中国和全球健康和贫困的问题上,出一份力,这何尝不是人生之大幸。 ”
一个38岁的职场女性,三个孩子的妈妈,做出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
李一诺的人生态度却是:“总不能说,我下一步再换一个工作,换一个车子,换一个房子,这多无聊。”
更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从2000年到2018年,盖茨基金会让全球6.4亿孩子打上了乙肝疫苗,让900万孩子避免了死亡,这才是李一诺关心的。
过去几年,她也兑现了自己的期望——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核心预算涨了四倍,开展了支持中国扶贫、中国药监局改革、中国农业经验支持非洲发展等项目。
如果认为李一诺在这条路上做下去就可以了,那么还是低估了她。
在盖茨基金会,她学到的最核心的一句话是“所有生命价值平等”,于是她又开始关注教育创新和教育公平。
李一诺自己开了一所学校,听起来有些不靠谱,但身为妈妈,她的出发点是为了孩子。她担心国际学校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很多好学校又因为位置、资格等问题,只能放弃。
最让她不舒服的是,所有关于教育的讨论,弥漫着“为了孩子前途”的焦虑情绪,早已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那么,就把自己欣赏的模式做出来,“很典型的一诺,”颜宁说道,“她如果去做一个合伙人,去做麦肯锡的,拜托,世界上四大咨询公司,合伙人合起来好几千呢,you are one of them。那她做这件事情,you are the one,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骨子里都是有点追求。”
李一诺希望能培养出一些“内心充盈的孩子”,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能做什么。而后才是学习知识,掌握方法,了解世界,从而改变世界。
对抗荒谬
正是最近几年,李一诺看到了这个世界上许多可笑的事情。
在北京五环外,有一所流动儿童学校。学费是一年3000元,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不收学费。除去学校的租金等费用,老师们每个月的工资不到3000元。
但在香港,有不少贵族学校,得靠家长为孩子“买”一个面试机会——高达650万元,这可以支持21700个流动儿童上学。
▲ 李一诺在流动儿童学校做分享
如果说,颜宁是用她在科学界的影响力,为女性科研者发声。那么李一诺也毫不保留地用自己的影响力,与这些“可笑的事情”做对抗。
这种影响力可能只是一些标签——清华学霸、职场精英、慈善和教育创新的推动者、马甲线女神……哪怕变成网红,她也觉得挺好的,只要这对她想做的事情有用。
因而,李一诺从来不掩饰自己女强人的一面,也不怕展露生活中的一地鸡毛。
知乎上有人评价她,“坦白吧,你家几个阿姨司机围着你转,给你管孩子?别来这里误导大家了。”
其实每天忙完了回家,李一诺更真实的状态是被三个孩子绕的团团转。职场上,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往前冲,但在孩子面前,她需要慢下来,等着孩子往前冲。
外人眼里的光鲜,还是掩盖不了生活的狼狈。李一诺之所以不慌,离不开妈妈的潜移默化。
“我妈38岁那年,和我爸离了婚,带着个12岁的女儿,成了单亲妈妈。”李一诺眼里的妈妈也是一个女强人,不到40岁,在三千多人的化工厂成为第一个女总工程师。
▲ 李一诺博士毕业时和妈妈合影
“工作狂”妈妈把她培养的还不错,李一诺觉得她也可以。而孩子也总能给她带来惊喜——
两年前,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家里的东北阿姨给几个孩子说起把手按在积雪里的感觉,笑容藏也藏不住。
李一诺问孩子:“你们谁跟我说说阿姨在说啥?”这么一问,两个哥哥一时没有接上话,最小的妹妹却头也不抬地说,“阿姨喜欢雪。”李一诺被女儿的灵性打动了,“你看,这就是女孩儿,多了不起!”
从女孩到女人,李一诺曾感到时间转瞬即逝,刚入职麦肯锡时,“觉得28岁老得不得了。”
而现在,她的生活里有三个孩子,还有学校里一群寓意着希望的孩子。她突然发觉,日子还很长,最好的时光还在前面。
END
大四那年,颜宁跟着李一诺去诺和诺德研发中心做毕业论文。
那是她们真正接触科研的开始。“颜宁还是每天嘴里跑火车,说话不着调,做实验毁掉整个细胞间。”
中心负责人陈克勤科学家知道了以后,无奈预言:李一诺将来能成为靠谱的科学家,颜宁一定是每天“胡说八道”的商界人士。
如今看来,她们就像交换了人生,用着对方的名字做着自己真正喜欢又擅长的事情。
作为好友,她们从始至终守望着彼此,而作为女性,她们守护着女性的坚韧、温柔和自信。她们延伸了彼此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在创造着女性更多的可能性。
2016年,颜宁和李一诺毕业20年,她们回到清华毕业典礼上,告诉全世界:
很多时候,不过机缘巧合做了一个选择,选择本身也许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做了选择之后怎么走。
——颜宁
如果有勇气去做对的事,我们可以留下更加有意义的东西。所以要更有理想、更有勇气、追求更大的梦想、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更多地去爱。
——李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