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愿意生了，中国的出生率已经跌过了日本（组图）

年轻人不愿意生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个数字跌破了警戒线1.5，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生育率的担忧。有声音认为，中国也跌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41，而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0），甚至比“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低。

不愿意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过渡到父母的身份。其背后的障碍，也许事关经济压力，也许出于个人价值判断，也许是一些更细碎的个人顾虑，听上去似乎无解。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吊诡现象。为什么社会经济越发展，育龄的年轻男女，越不愿意生养小孩了？站在人口转型的宏观角度，也许就能发现藏匿其中的惊人逻辑。

两种个案

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验孕棒上出现两条线，都很清晰，加之两个月不来的生理期，忐忑多日的念头得到了应验—“我怀孕了”。

尽管沈梦婷已经做足了心理建设，但那一刻，一阵恐慌还是瞬间淹没了她。脑海浮现一些从未曾想过的画面：变形的身体、半夜哄睡婴儿的苦恼、与丈夫在育儿方面发生日复一日的争吵。还有最重要的，她也从未想过：她可以做出怎样的牺牲。

沈梦婷今年30岁，所谓的生育黄金年龄，“按理来说，我应该坦然甚至欣然面对。但恐慌是实实在在的。”

她在上海有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今年已经把朋友和同学的婚礼、满月酒参加个遍，每到这种场合里，人们会调转枪口，对她发出一句句灵魂拷问：“什么时候才轮到你？”还有贴心的忠告“再不要个小孩就晚了”。母亲见她如此“不思进取”，更是大骂不孝。

沈梦婷此前换过三任男友，都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婚姻因生活方式和三观的迥异，不了了之。现在，她要审视的是，肚子里的胚胎和眼前这个男人，值得吗？

男友思想简单，只道，“我喜欢孩子，生下来吧。”但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如此，她在上海买不起房，孩子教育怎么办？每个月所剩无几的工资怎么养得好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如果去另一个城市，是否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她热爱的职业？

更重要的是，眼前这个人，能做好一个合格的父亲吗？是她理想的人生伴侣吗？这些都没有答案。

“我不想为了一枚胚胎将就自己的人生。”

一个星期后，她下定了堕胎的决心。

与沈梦婷不同，长沙的赵新竹作出了她最激烈的反抗。婆婆和母亲双管齐下，给她下最后通牒，她喊出了离婚予以还击。

今年春节期间，婆婆和母亲一如往常，开始试探赵新竹丈夫，问他喜欢不喜欢孩子。大年初二，俩亲家还去求了送子观音。

综艺《我家那闺女》中，几位父亲在女儿的下一代问题上一致表示：还是要结婚生孩子

大年初四，趁着一家人围桌聚餐，她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我今天就明说了，我是不会要小孩的，你们别费劲了。母亲骂她自私，从不为家庭考虑，并放了狠话，如果今年再不生，他们死了遗产一分钱不留给她。赵新竹无所畏惧，当场说出离婚来还击。

赵新竹31岁，丈夫32岁，两人是硕士研究生同学，毕业两年后才谈起了恋爱。4年前两人结婚时，他们就约定，不要小孩，一起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但丈夫很快倒戈，他不能理解：“大家都生了小孩，你为什么不生。”最近，他又戒起了烟。

越是如此，她越抗拒。婚后她才发现，丈夫并不是那种能跟她感同身受的人，而且经常不着家。“如果生了小孩，我注定是孤军奋战。”

赵新竹恐惧分娩的痛苦，她自认为不是一个母爱泛滥的人，做不到一个贤妻良母的本分。她知道，人的心境可能会变，也许40岁她会想要一个小孩，但她眼下没法克服自己。在母亲看来，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简直有病”。

对沈梦婷和赵新竹来说，生育意味着什么，似乎并不为旁人所理解。而对生育率持续低迷甚至跌破警戒线的中国社会来说，作为个案的沈梦婷和赵新竹，似乎又成了一种综合样本。

那些抗拒生育的男男女女，他们真正恐慌的是什么？这需要被听见。

社会宿命

从任何层面来看，“不愿意生小孩”，都成了一种既定的现实，而且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趋势。

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这是中国生育率首次跌破1.5的警戒线。这一度引起学界和公众的担忧，中国是否落入了“低生育陷阱”？

这并非一个新的现象。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走势持续下滑。直到2016年，二孩政策开放，效应是显著的，当年出生人口数猛然回升，为1786万人。

但二孩政策并没有带来长期效应，短暂的刺激后，从2018年开始，迅猛的下跌势态便出现了，出生人口和出生率一度跌破历史水平。最不容乐观的，便是2020年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要知道，低生育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至于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不可小觑的是，低生育率如今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应了那句话——“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超低生育率，似乎成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

需要阐述一个概念，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它反映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由于婴儿夭折、疾病等因素，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否则，后果便是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劳动力规模下降，总人口规模减少。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引起了人类对自身物种存亡的担忧。牛津大学人口学家曾对韩国做出预警：称其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国家”。2018年，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只有0.98，属全球最低，意味着平均每位育龄女性生了不到1个孩子。

2018年，《柳叶刀》刊发一份研究报告称，全世界近半数国家现在都面临”婴儿荒”，没有足够的儿童人数来维持其人口规模。学界认为，这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很快将“过渡到各个社会努力应对人口下降产生问题的地步”。

不要小看了人口这件事，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驱动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房屋，交通，消费，经济。一个白发人远多于黑发人的社会，更是难以想象的。

只是大部分国家还没有正面迎接它的冲击。

静悄悄的革命

“不愿生”，是一个看似简单，又极其微妙、复杂的问题，它意味着青年男女过渡到父母身份的一切障碍。

不仅关乎社会经济，也受婚姻、家庭和社会文化的潜在影响，更直接关系到女性的生育环境是否友好。这种整体性的生育率趋势变化，被人口学理论称作人口转变。

前现代社会的特征是高死亡率、高生育率。战争、疾病等因素带来的超高死亡率，如果不是高生育率填补空缺，人类的灭亡就成了必然。现代化过程消解了这种特征，伴随着弱家庭社会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城市工业社会带来了第一次人口转型，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低生育率、低死亡率。

人口学家乐观地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路径，等到生育率降到更低水平，社会的人口规模将会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

但到了1980年代，事实超出了研究者的认知，生育率不仅没有稳住，反而一跌再跌，有的国家甚至直线跌破1.5的敏感红线。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人口的第二次转变，以试图解释这种趋势的内在奥秘。

这一次，人口学家发现了全然不同的驱动力。

1977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提到，当社会变得富裕之后，人们的需求从生理和安全提升到自我实现层面。年轻一代对权威和传统的社会规则提出了挑战，性解放运动使得性行为不再局限在婚姻以内，婚前性行为得到了认可。

这种现象带来的变化是，教育普及和广泛的就业参与，带来了初婚年龄的推迟，以及结婚率的下降、同居率和离婚率的上升。所以，生育率持续降低，成了一种必然的结果。

人口学家谢宇在研究中表示：第一次人口转变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婚姻的期待。但眼下的转变，冲击甚至瓦解着传统的婚姻、家庭的制度构建和组织形式，家庭的古老功能，也得到了更新。

传统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的存在，是培养子女，使其向社会上层流动，以谋取家庭福利。但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里，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中心，某种程度上，自我实现凌驾于传宗接代，女性走出了私人空间，公共价值凌驾于私域价值。

总而言之，这种观念变化的背后，正如谢宇所言：“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性观念与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对自我实现的重视。”这是一个喜闻乐见的趋势：女性开始掌握更多的自主生育权利。

那问题是否在于，性别平等带来了低生育率？女性觉醒是否跟母职天然冲突？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若真把生育率降低的因素，归结为女性教育的提升和就业参与，那就谬之千里了。

青年学者黄微子身为人母后，曾在《读书》撰文称：“嘲笑为生育付出大代价的失败母亲，主张‘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靠自己的’道德进步主义，跟那种歧视‘大龄剩女’、谴责不育女性的道德保守主义，至此殊途同归，造成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敌意和倾轧。”

我们很容易走进一个二元对立的死胡同。

一时间，我们似乎难以解释性别革命是否、以及如何阻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新世纪后，人口学家开始留意到就业参与和生育率之间的异常关联。研究者发现，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的关系，最初是负相关的，但是如今在一些欧洲国家中，这种关系发生了逆转。因此，研究者提出了人口转型的阶段性：事实上，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生育率降低，是这次人口转型的初始阶段。

在第二阶段里，男性开始回归私人空间，转变了家庭分工角色和定位，分摊更多家务和育儿。这才是一场完整的性别革命，也唯其如此，生育率才会出现随之上升。

如果说，早期的人口转型是经济发展所驱动的，那么如今人口转型的出路，恐怕集中于婚姻、家庭内部的性别文化的革命。

在北欧、法国、美国等国家，更高水平的性别平等带来了生育率和更替水平的平衡：女性承担了较少的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单从养育时间来看，女性之于男性的比例是低于2的，表明了男女家庭分工上也接近了平衡。

法国是这方面的楷模，半个世纪以来，该国始终维持着接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根据2005年一项统计，法国妈妈一胎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是84%，即便三胎妈妈，仍有63%会重回劳动市场。另一项数据更为关键。2016年，法国国家统计数据表明，其非婚子女比例高达60%，这些婴儿来自稳定的同居关系，且受法律保护。

高比例非婚生子的背后，是一个性别更开放的社会，社会规范没有对女性的生育和发展形成钳制，也无需花费生命中的更多时间来择偶（那会导致晚婚或者不婚，降低生育率），也无需在生育问题上手足无措。

而在更具有父权特征的国家，诸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生育率下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无法维持正常的人口更替。

东亚社会有一些直观的例证。日本记者小林美希曾撰写一本探讨日本女性困境的著作《不让生育的社会》。书中，她跟踪采访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如何面对生育困境，让人们看到了被人忽略的日常现实—育儿的责任被强加于女性。

结婚变得困难。结了婚的，不想要小孩，要了小孩的，也有放弃养育的案例。近7成的女性在初次生育后面临失业。与此同时，社会托育制度也是一片空白。不是不能生育，是整个社会环境不让她们生育。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便开始了工业化，一百多年来，生育率下降比东亚邻国都早，进程也缓慢渐进。但充裕的时间并未带来足够的自我纠正机会，僵固的家庭制度和性别关系，注定使其落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韩国同样是一种典型：女性的薪资水平为男性的65%，很多女性而立之年便走进家庭，这种从公共空间回流的现象，并未带来生育率的提高，反而加速了其崩盘。

“全球老龄化学会” 的执行长理查德·杰克森(Richard Jackson)曾表示，1990年代之后，女性意识抬头，全职妈妈不再是主流价值，反倒是一个社会无法提供妇女得以兼顾工作与家庭的环境，势必会降低生育的意愿。所以，可以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性别观念越保守的文化，人们越不愿意生养孩子。

事关就业参与，又不完全如此。东亚诸国的顽疾在于，男男女女仍受传统婚姻家庭规范的束缚，女性择偶、生育变得更谨慎，以致婚育停滞，男性承担的家庭分工过于刻板僵固，从而造就了责任撕裂，阻滞了生育率。

低生育陷阱的出路，不仅在于如何完善社会制度，更在于社会文化的规范该如何变革，以回应观念的变迁、性别角色的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