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压下事关国运的中国制造业：现状、问题和全力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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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西方开始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中国仍然蒙昧在虚假的所谓“盛世”里。且不论当时所谓的康乾盛世里人均粮食产量还比不上开元时期的唐朝，文化领域也没有留下如唐宋时期般文豪辈出繁荣，即便那个盛世是真的，也不过是农业时代的盛世，在即将到来的西方殖民者面前就像是一只身长九丈肥硕、巨大的绵羊——尽管体量惊人，也不过是别人的盘中餐而已。

而且从现在已掌握的史料推测，当时的中国很可能是清政府的顶级统治阶级有意推迟中国接触工业文化的时间。在康熙时期就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甚至被康熙授予官职在皇宫内给皇帝教授西方几何学等科学知识，而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也源源不断的把财货和消息在东西方之间传递，要说清朝统治集团对西方的工业革命是有一定认识的，甚至正是因为有这种认识才促使了清朝选择了闭关锁国。

众所周知，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次科技革命，它同时也是一次政治革命，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打败了传统王权，主宰了国家政权；法国大革命更是把前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因此，与英国、法国传统王权别无二致的满清皇族集团，自然害怕相同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毕竟他们的统治根基扎在农业时代，一旦进入工业时代则必然被时代所抛弃。为了维护和延续自己的统治，对清政府来说西方的工业文化就是洪水猛兽，必须防微杜渐。于是从1723年雍正禁止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始，到1757年乾隆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中国开始了漫长的闭关锁国。

之后哪怕是在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清朝统治集团也竭尽全力将西方工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比如还是坚持尽量减少与西方通商的口岸，尽量限制西方人进入中国内陆地区，尽量隔绝西方人与普通中国百姓的接触，后面的洋务运动中，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始终试图将西方的思想文化与工业体系分离开，让中国仅学习工业体系，不接受工业文化。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形式还停留在农民与地主的二元结构中，缺乏发展工业必不可少的自由劳动力；经济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上，缺少发展工业所必须的市场；文化停留在封建礼教，中国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业化。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主政才使得中国有了发展工业的可能与需求，然而不幸的是，此时中国事实上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各路军阀都在寻求外部支持，这让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充当外部势力在中国的买办代理人。这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不仅受到战火的波及，还受到买办利益集团的打压，发展十分困难。

更严重的是，苏俄爆发的十月革命使得工人运动的思想传入中国，让中国工业与工人阶级还在很弱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和压制，工业和工业文化始终集中在少数主要城市，而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停留在与清政府时期差不多的农业时代。即便是在中华民国时期1927年到1937年之间所谓的“黄金十年”之中，中国的工业人口增长仍然微乎其微，出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品仍旧是进口的“万国造”，中国本土能生产的工业产品种类就如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一般稀少，之后更是在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损失惨重。

中国在1949年之前，仍然是一个只有眼睛以上进入了工业社会，眼睛以下还停留在农业时代的国家，这一点从中国内战时期中共的方针政策中就能看出——中共强调中国革命要到农村去，走工农联合，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并且依靠土地改革等政策还成功了，就足以见得即便到了1949年，中国农村的力量总和仍然远大于城市力量的总和，这也是占据了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且纸面实力远胜中共的国民党集团短短三年就土崩瓦解的原因——他们的军队仍旧是由农民组成的，城市贡献不出多少兵员。

可以说中国接触工业文化的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很多，但这种工业文化始终被当时的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被压制，始终被隔离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生活之外，所以哪怕有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和张之洞、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当时的工业文化始终是顶层统治者手里的盆景，只能生长在统治阶级可以控制的御花园之内，并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深刻改变中国的社会组织架构。

中国真正的全面工业化启蒙，实际上已经到了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推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时。此时的中国才开始全面扫除文盲，为中国培养合格的工人做准备。之后借助前苏联有偿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才真正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启蒙，为之后中国完成工业化打下了基础。

以军工为主的工业化基础

这里必须要强调一下中国农村对中国城市化的贡献。中国在1953年在农村地区建立了“统购统销”，之后在1958年在全国推广集体农场模式，建立各地的人民公社，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以自耕农为主农业体系，集中了农村的资源，通过每年大约30%的农业积累，无条件的转移支持城市工业化建设，为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完成了原始积累。根据相关研究，中共建立新政权之后二十年，通过高价的工业产品与低廉的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转移了7000至8000亿元人民币，而1978年之前中国的工业固定资产大约是9000亿元。

中国的工业从建立之初就是以军工为主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给中国提供有偿援助的苏联自身就是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的军工国家，另一方面是当时国际形势让中国领导人得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结论，有限的资源首先要确保国家能够生存，所以只能以军工发展为主。这一判断站在当时的角度来讲是有客观背景，当时中国的周边的安全形势并不乐观，除1950年在朝鲜半岛与美国直接爆发冲突，使得美国长期封锁并敌视中国外，1958年又因拒绝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在大连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而与苏联交恶，于是苏联在次年撤走援助专家，停止援助项目；其后1962年中国又与印度爆发了边境自卫反击战，1969年还与苏联在珍宝岛和新疆等边防线上发生交火，这让中国在各个方向上都面临了巨大的国防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业不可避免的从一开始就向军工倾斜。

这一时期中国不仅完成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的研发，还大量挖掘地下工事，全民动员展开军事训练，甚至当时可以在山区的防空洞与地下工事中生产歼击机，还装备了六、七个民兵就能背着走的手榴弹生产设备，能在保证物资供应的前提下在任意地点每天生产大约五十枚手榴弹。其它枪炮弹药等生产量也十分惊人，仅手榴弹的数量就一度超过当时中国人口的几十倍。坊间有种调侃的说法是：当时的前苏联和中国生产的各种武器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用不完，打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一定能用完。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与封锁，中国建立了种类齐全、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不仅保障了当时的中国能够生存，还为此后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化基础。因此，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是事实上的中国工业化之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业化完善过程

中国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发展了二十余年之后，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各种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一条是在缺乏市场压力的情况下，产品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担心销售问题，所以工业技术缺乏更新换代的动力和倾听使用者反馈的耐心。加上计划经济下逐渐僵化的体制，整个体系缺乏活力，使得中国工业技术虽全，但已经逐步落后于世界主流水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59年中国在苏联T-54/55的技术图纸帮助下，生产出了自己的59式坦克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坦克之一，甚至在部分性能上对当时的美军主力坦克还有一定优势。可其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坦克发展却仅仅只是在59式坦克的基础上做出小幅度改进，而在20世纪70年代与美苏等国的坦克技术相比产生了至少落后一代的代差。

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有了工业化的基础，但农业仍旧占据人口比例中的绝大多数，农业文化的影响仍然相当强大。农业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重经验，排斥改变。比如一个农业时代的农民会在地里播种什么作物的种子，基本上取决于其父母一辈对其传授的经验，而一种新的作物，即便相比老作物优势明显，也很难在短时间改变现状。如小麦在4000至5000年前传入中国，但直到1800多年前，才取代粟成为中国北方的主粮。而这种求稳，求不出错的思想被应用到日新月异的工业发展中，则必然造成对工业文化最重要的探索、创新精神被束缚住手脚，被迫放慢步伐。

幸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苏攻美守的大背景之下，西方与中国在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时开始主动缓和关系。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访华之后，中国先后与英国、日本、德国等40余个西方阵营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来自太平洋方向的压力减弱使得中国有余力着手改善国内现状。于是中国在同年便开始引进西方资金与技术，投放到国内工业之中，这起到了“鲶鱼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升级。

之后与西方的关系的持续升温使得中国有余力将部分重工业资源转向轻工业去改善民生和经济。尤其是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国家工作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在中共十三大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服务战争转向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迎来大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到今天，工业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积累阶段，树立品牌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在原始积累阶段，由于工业技术全面落后于西方，因此中国在融入西方产业链时不得不从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开始。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的轻工业成为了发展的重点，且基本都是缺乏技术附加值的低端产品。如广为流传的形容中国工业与西方差距的说法是：中国需要生产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到西方一架大飞机。

如果要形容这一阶段中国工业的发展，那么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野蛮和混乱。此时中国工业化的主力实际上是各种乡镇企业，它们在乡村之中招募农民在农闲之时进厂工作，人力成本比招募城市工人更低，且农村土地价格也比城市低廉，很多乡镇使用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工厂时甚至可以不用考虑土地成本。这些乡镇企业开办的工厂往往规模不大，但这些地方相比城市已有的工厂，具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因此更容易抓住机遇。相反，城市在我之前讲中国基层治理的文章里提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处于“政府——单位”的强管控之下，而且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思想，对于改变和未知本能的排斥，反而错过了最初的浪潮。

这一时期中国制造就是廉价且品控差的代名词，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往往缺乏清晰、长远且具体的规划，赚快钱的需求远远高于长期经营的需求。这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国内曾经一段时间的假货横行的局面，而且这种野蛮生长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尽管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的工业规模在扩大，但是却对中国工业产品的信誉产生了严重的打击，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人，更相信合资或者是外资品牌，而对国产品牌则不太信任。另一方面这样的工业生产环境对于工人也是极其不友好的。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在一次采访中就表示，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因为企业压缩成本，削减安全生产方面的人员培训与设备购置，导致最严重的时候，平均每年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工厂中工人会被机器切断上万根手指。

可以说从1978年到1993年的这段时间里，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度，转型当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民众思维惯性、政府监管滞后与急速变化的国内形势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空隙，以至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所赚到的第一桶金，往往是在灰色地带甚至不合法地带掘取出来的。这种情况也造成了21世纪初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上榜者不少都被监管查出违法，中国也成为了全世界富豪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

尽管有着诸多负面影响，乡镇企业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那就是解放思想。中国在1949年至1978年以前，内部经济管控十分严格，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系统内部积累的僵化问题严重阻碍了工业发展，而且尽管早在1972年毛泽东就开始引进了西方资本和技术，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惯性思维仍然偏向“工厂就是铁饭碗”，许多国有工厂的工人宁可忍受数个月不发工资，也愿意守着工厂。而乡镇企业的大量出现，就像是秦国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中那个愿意第一个上去扛木头的人，让更多的人直观的感受到变革的浪潮。

然而此时中国的原始积累阶段才刚刚进入最为痛苦的阶段。从1993年开始到1999年，席卷中国的下岗潮彻底断了城市中、工厂里的人对“铁饭碗”的念想，许多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广大的乡镇企业也为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但正如前文所讲，乡镇企业本身较小的规模与缺乏长期、明确、可执行目标的特点，使得它们很难有资金和意愿去完成技术和生产线的更新换代，而如果没有自己的技术，中国的工业将永远被压制在产业链底端，而那些初级工业产品附加值极其微薄，还很容易受到国外原材料价格波动与市场关税的影响。

那个时候一种说法叫做中国人造如VCD机，造电脑，造手机都是只能造一个壳子，然后用国外进口的零件组装，中国人赚的就是工厂里工人的血汗钱。而掌握了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国外资本却可以对中国毫无忌惮的予取予夺。如某型从德国引进的车头上，一个不锈钢洗手池德方就敢开价几万美元，某型机械上需要更换一个金属的空调后舱盖对方也敢要价几万美元，如果中国方面不从，就以停止售卖或停止提供维修升级服务相威胁，逼迫中国就范。

中国要积累更多的财富，就必须闯入技术附加值更高的领域。幸运的是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且全民基础教育做得很好，能够提供海量的合格工人和培训优秀的技术人员，这让中国可以在政府主导引进西方技术后有能力吃透这些技术，而且经过乡镇企业带来的一定外汇积累，让中国得以逐年增加对外引进的力度，引进合同数和金额从1979年的95项、24.85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6678项、171.62亿美元。

中国的引进从关键和成套设备到购买专利，再到国际生产与技术合作分步走的过程，逐渐跟上了国际工业的发展步伐。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国外为防止中国制造业抢夺本国市场，往往是将淘汰落后的生产线与技术卖给中国，并且在合资生产中严防中国人学到核心技术，哪怕到了今天，一些合资企业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变好多少。好在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一方面能吸引国外各家竞争，让它们有动力在中国投入新技术抢市场；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国外相对落后的技术，也能吃到一部分国外资本看不上的下沉市场，足以养活中方的技术人员，为中国之后的自主创新积累了人才。

以新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分界线，标志着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了树立品牌的努力。

外资进入中国后，虽然带来了种种好处，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它们也很热衷于猎杀潜在竞争对手，而其中最经常用的一招，就是围猎或收购并且雪藏中国本土品牌。以饮料为例，当时中国许多城市都拥有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饮料、冷饮等，如像北冰洋、健力宝、非常可乐、正广和、亚洲沙士、冰封、武汉二厂、山海关、崂山可乐、汾煌可乐等等……在那些特定的时代，它们都曾当过傲视群雄的巨人，也曾浮华半生，而它们或与外资合并后被雪藏、停产，或因外资产品冲击而经营惨淡，到如今已经没剩下几家能与国外品牌抗衡的中国老牌饮料了。

而丧失品牌对中国来说打击巨大。如中国企业可以使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艺，甚至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的同一批工人，给不同的品牌做同一款式鞋类代工，生产出来的鞋只要挂上国外品牌，价格就能轻松达到国内品牌的数倍，而绝大部分利润还会被品牌方而不是中国工厂赚走。因此，树立中国品牌对中国工业升级来说就是必走的一步。

这一步走的十分艰难，前文提到的早起中国企业野蛮生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摧毁了中国人对中国品牌的信任，而中国品牌奋起直追是选择走低价路线又使得自己被贴上了廉价的标签，这在人们追求价廉物美的时代是一个优点，但经历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人也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开始从“有无问题”变为“好坏问题”了。此时中国本土如果发展不出自己的中高端品牌，则将会面临再次被淘汰的危险。如1986年，天津一汽决定以CKD形式引入大发Charade车型，并命名为“夏利”，其因为便宜且易维修的特点一度风靡中国，但却在后来亏损超百亿元人民币后于2020年9月被以1元人民币的价格甩卖。

此阶段中国品牌发展十分艰难。国外资本会对中国品牌进行精准狙击，如当时的中国新闻里经常报道中国突破某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之后，国外同类产品价格应声而降。这当然是中国的骄傲，但后续却往往是国外产品降价后仍然牢牢把控中国市场，让中国品牌没有生存空间。因为当时很多中方负责人都会偏向购买国外设备，许多人事后表示当时如果购买国产设备的话，如果项目出现问题，不管是不是国产设备问题造成的，负责购买国产设备的人都会被指责，相反，购买进口设备则不会有这种担忧。这仍然是当初的野蛮生长摧毁中国品牌信誉的后遗症。

更糟糕的是在这个阶段，一些中国企业也开始自满，甚至有人鼓吹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理论，认为中国拥有低端制造业，专注于轻工业生产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把家底赔在九死一生的品牌打造和技术研发上。

从2000年到2010年之前，中国的品牌总是想尽办法将自己与欧美文化和品牌相关联，如一些中国企业在欧美注册一个皮包公司，然后使用在国外注册的品牌在中国国内生产，各种品牌名称也想尽办法让中国人与欧美产生联想。甚至许多房地产项目给自己取名“帕提欧”，一个来自西方“庭院”的音译词。而当时的时尚界以“中国品牌+潮流风格”的形式初入市场，最出名的是明星所创办的 CLOT、NPC 等潮牌。这类国产潮牌在设计风格上仍以欧美街头文化为主，虽然受到许多潮人的追捧，在当时的市场中却仍属较小众的消费。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制造业虽然已经体量巨大，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各地，但中国的工业仍然处于第三梯队——第一梯队做科研，树立行业标准；第二梯队做品牌，用商誉赚钱。美欧分属第一、第二梯队，如美国研发出某种替代皮草的新型保暖材料，法国用这种材料在中国的代工厂里制作衣服，然后美国用技术专利从每件衣服赚走1000元，法国用香奈儿等知名品牌赚走500元，中国代工厂却只能赚10元。正是靠着这种高附加值，欧美才形成了高福利社会，美国也才进入了物价不涨，收入增长的“经济奇迹”。此时欧美对中国也形成了专利壁垒，中国后来追赶就很困难。

一切的转机发生在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由于华尔街的贪婪，最终戳破了美国的经济泡沫，欧美制造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资金链吃紧，而中国则抓住机会收购各项技术，收回国内被外资把控的行业。一开始欧美对中国的动作还没有反应过来，但后来察觉中国的意图之后就开始联手阻击中国。近十多年以来，中国资本海外收购、并购或购买重大关键技术时多次被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强行打断，就是如今也有美国干预下，中国收购乌克兰航空发动机生产厂马达西奇公司，却被乌克兰政府单方面违约的情况。

不过已经掌握了部分最新科技的中国也有了自主创新的底气，更幸运的是中国正好赶上了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让中国经济弯道超车成为可能。如互联网新一代IPV6通讯协议标准就是由中美共同制定的，而上一代IPV4则是美国一家定下的。其后还有华为与美国企业平分秋色，共同制定5G通讯标准等一系列事件。加上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开始步入社会，他们相比于前辈，对20世纪80、90年代的混乱记忆并不深刻，相反，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探月、绕月工程、载人航天等一系列世纪工程极大的激发了这一代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他们对中国品牌也有更多的善意和信心，中国品牌也因此借势崛起。如到2021年第三季度末，Nike等鞋业品牌将六成的生产能力从中国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但中国每年的鞋业产能却并没有减少，这正是因为崛起的中国品牌在中国工厂和市场里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这些国外品牌。

中国工业终于站到了第二梯队。之后在2015年中国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式开始了对第一梯队的冲刺，我们也可以看到，先前主要是中国与欧洲爆发摩擦，如光伏摩擦等，而当中国决定对第一梯队发起冲刺之后，美国则直接对中国动手了，尽管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掀起了中美贸易战，但是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执政末期的2016年就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准备从各个方面遏制中国。

未来中国工业的风向已经改变，但突破仍需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站到了第二梯队，但目前仍有明显的短板。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庞大的统一市场与所有门类的工业种类，但在一些领域仍然整体落后于西方国家。如中国的数控机床方面仅能在低端和中端市场厮杀，五轴以上的高端机床仍然被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工业强国把控。中国工厂的产品虽然占领了世界一半的市场，但中国产品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产品，而中国的工厂里很多使用的是从国外进口的自动化机器人，而且在国际产品标准制定方面，目前中国并没有获得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有一种说法叫做美国制造在实验室里，欧洲、日本制造在工厂里，中国制造在超市里，就是对此的一种比较夸张的描述。

更严重的是，并非所有工业种类中国都可以借助庞大的体量，像以往那样先用价格优势占领中低端市场，然后吃透技术后进入高端市场竞争。如芯片行业更新迭代很快，而且高端芯片可以用规模优势将自身价格控制在很低的程度，中国新入场的竞争者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低端市场的整体体量又不大，无法摊薄自己的研发费用，造成了中国的低端芯片平均生产成品反而可能高于西方高端芯片的现象，这便是中国至今仍在一些领域，尤其是一些专业度很高的且市场体量不够的细分领域仍然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在工业标准制定方面表现就更为明显了。首先一点，中国科研院所中基本都使用进口的仪器与软件，因为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时全世界的学者都在使用这些软硬件设备，如果中国的研究人员要使用本国软硬件进行实验，那么就要说明为什么不使用全球通用的软硬件设备，还要证明中国生产的软硬件设备得出的实验结果真实有效。这就劝退了想要使用中国国产软硬件的人。另一方面，各种国际行业协会中，中国人占比的比例仍然很低。以“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Better Cotton Initiative）在今年年初对中国新疆棉花造谣抹黑时，我们才惊讶的发现占全世界棉花产量三分之一，且在纺织业各环节占比七成的中国居然在棉花标准方面没有发言权。

此外，我们还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工业虽然进步神速，但工业发展仍然是一个需要时间去积累和沉淀的行业。如中国西部某城市从韩国引进全套的芯片生产线与工艺配方之后在缺乏生产经验的情况下，首批产品良品率仅5%左右；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某型装甲钢配方后因缺少冶炼、锻造经验，在一段时间里仍然需要继续进口这种装甲钢的成品等等。

不过，从中国官方到民间，已经形成了向工业第一梯队冲刺的共识，并且这种共识已经强大到了对内、对外压倒一切的程度。如中美贸易战升级到了除直接交火之外的全面对抗之时，中国仍然顶着压力不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内，则是最近中国国内民间舆论对联想一边倒的批评。人们批评联想，并非因为联想做了什么，无论是5G标准时期的投票，还是后来联想电脑在美国售价低于中国大陆地区等，都不是联想现在被批评的根本原因。包括对联想27名高管中一半是外国人，联想高管薪资占联想利润的比例过高等等的批评，都只是表象，表象之下的真相是如联想一样的企业已经跟不上中国前进的方向了，所以它们被抛弃也就是必然的了。

就如当初的乡镇企业一样，联想当初的发展实质上也是起到了一个徙木立信的作用，所以联想之于中国确实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一点也是联想现在给自己辩解的说辞。尽管联想确实凭着组装贸易将自己变成了压过DELL和惠普的个人电脑供应商，但这不能改变它不掌握内存、芯片、操作系统等计算机核心技术的现实。而已经完成原始积累和品牌树立的中国，已经不再那么需要联想这样技术含量低的代工厂，而是越来越需要向行业标准发起冲刺的华为。

另一方面因为联想在发展中放弃了自主研发的道路，所以其整体生产线严重依赖于世界产业链，在平时这不是问题，但在中美陷入全面对抗的今天，国际贸易成了各国之间博弈的筹码，联想的生产自然很容易被影响。所以联想为了避免自己被波及，那么这个曾经受到中国各种政策扶持的“民族企业”就不敢在中国与美国对抗时，旗帜鲜明的力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联想还不自知，仍然要将自己过去的功绩拿出来做挡箭牌，那么它以往的错误和如今的缺点就都会在时代风向的改变下在公众面前被放大。时代的洪流中停滞不前者就是在后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联想不能从自己过往辉煌的梦中惊醒，奋起直追，那么它的毁灭就是一件注定的事情。毕竟对中国来说，向工业第一梯队冲刺是会面临现在世界第一强国的强力阻击，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上下一心，全力以赴，不可有任何侥幸心理，所以联想这时就变得像是军队冲锋时躲在后面的逃兵，如果它迟迟不能作出改变，那么它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对中国来说，现阶段要尽快的积累工业生产的经验，大力发展开拓创新的工业文化，快速整合国内力量，重视基础研究和科学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有能力在美国的重压之下站上工业第一梯队。而这一切都需要中国花时间去积累和消化，所以时间是目前最宝贵的资源。但外部环境是否能给中国足够的时间呢？从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美国对中国的重压是全方面的，中国能否顶住压力，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就成为了未来胜败的关键，也将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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