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交火第5天，谁还记得那个闯进战区的36岁北京女人？（组图）

俄乌冲突的第五天，局势持续紧张。基辅街头发生猛烈交火，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地区发生炮战。当我们平静地开启新一周的日常生活时，世界的那个角落，被炮火和枪声洗刷。

26号，联合国难民署事务部表示，已有超12万乌克兰难民选择背井离乡，离开祖国。最大的受害者，总是流离失所的百姓。然而在人们彻夜逃离战火的时候，有一群中国人，义无反顾地闯进死神的领地。他们有个名字，叫“无国界医生”（MSF)。每逢危难，他们总是亲身奔赴全球各大灾区、战区、疫区，向在最恶劣环境下挣扎着的人们，伸出援手。

01

中国无国界医生的故事，要从一个女人开始说起。她叫屠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她是中国内地，第一位参与“无国界医生”海外志愿工作的医生。在2007年4月，36岁的她远赴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为当地妇女提供妇产服务及外科手术。那里刚结束长达14年的内战，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故乡成了一片焦土。屠铮面对的，是不间断的武装冲突，和极其脆弱的医疗系统。当年，利比里亚有325万人口。但注册医生，只有121人。那里的孩子是按出生日取名，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周以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

为了救人，屠铮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经常被半夜叫醒，站上手术台。她不怕外面的枪林弹雨，却怕自己的无能为力。维生器械匮乏，6个月中，她眼睁睁送走6个孕妇，还有记不清数量的孩子——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还要多。

高温雨季，医院没有能力给除了手术室之外的地方安装空调。屠铮的手术服在汗水和潮湿中锈得扣不住，同事急得不行，屠铮冷静撕下一块胶布。“别慌，贴上！赶紧手术！”医院的救援项目上，有越来越多名为“Zheng”的小孩出生。那是战火纷飞里，共同经历生死关头后，妈妈们为了记住这位美丽善良的医生，为孩子赋予的新生的意义。

屠铮在救援项目上工作 图源@MSF屠铮之前，利比里亚的医院从没见过中国人。屠铮来后，Benson医院的员工接连感叹：“中国女人，真能干！”

02

2012年5月，做了几年无国界医生的屠铮，收到一封邮件。发信人是她曾经的师妹，浙江妹子蒋励。

“屠老师，我想加入MSF。我已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重大的转折点。”

又一个中国姑娘，扛起炬火，做暗夜中的点灯人。

2013年，蒋励33岁，被指派到阿富汗霍斯特省。医院就是一幢残破的平房，三间屋子。一间手术室，一间病房，一间医生宿舍。蒋励和另一位来自巴西的姑娘，就是这家医院仅有的两名妇产医生。

蒋励（右一）

阿富汗的春天，浸在战火里。医院旁边就是警察局，经常遭到反对派的武装攻击。蒋励和医生们的宿舍外墙砌着一圈砖，就是为了防止被流弹打穿。

关于阿富汗的新闻里，总是绕不开自杀式袭击、武装冲突、极端分子这样的字眼。蒋励顾不上恐惧，因为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全部免费，每天都会涌入大量的病患。她面前是每个月1200到1300的分娩量，这是此前人民医院的四倍。医院就像一个流水线，不断有孩子被生出来。

“待产室住不下，就在车上生、地上生。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外面是一拨人，等我出来时看见的已经都是不同的面孔了。”

每隔一天，蒋励就要经历一次24小时的完全当值。这24小时内，随时待命，没有阖眼休息的时间。

在这个不倡导女性接受教育的地方，母婴的死亡率很高，每天她都能遇到从没见过的疑难杂症。很多妇女在小诊所接受了不正规的治疗，接受超大量催产素后导致子宫破裂。在国内很少见的重度先兆子痫的胎盘早剥症状、合并症和并发症，在这里随处可见。枪声也无处不在。

一天晚上，蒋励正在睡梦中，巨大的爆炸声让她从梦中惊醒。她惊慌失措，不知道往哪里躲，害怕地给万里之外的未婚夫打电话，颤抖着诉说自己正在经历的恐袭。未婚夫极力安慰她，给她发来马友友的大提琴协奏曲，希望用音乐安抚她的情绪。蒋励就安慰自己。“等天亮，就安全了。”

阿富汗受到攻击的医疗机构危险如影随形，但蒋励仍恪尽职守。原本在阿富汗，每十万例孕产妇里面，就有四五百例死亡。但在蒋励值守阿富汗的3个月里，她接生了几千个新生婴儿。并且，没有发生过一例产妇死亡。蒋励创造了一个奇迹。

03

做无国界医生，是没有工资的。只有每个月922欧元的补助金，和只够生活成本的津贴。按目前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6500块多点。但选择加入的他们，谁在乎的是那几千块钱薪水。他们放弃了和平和安稳，甘愿陷入危险和贫穷。不过是医者仁心。来自香港的赵卓邦，是一位护士主管。他在2013年，辞掉了月薪30000港币的高薪工作，加入无国界医生。

赵卓邦 图源@MSF

工作地点，是也门的萨达。当时，那是比伊拉克还接近地狱的战乱之地，几乎每天都受到联军的空袭。不论昼夜，耳边都是战机、爆炸和空袭的声音。有天凌晨6点，“轰”地一声巨响，炸弹直接轰毁他们基地旁边的一栋建筑物。距离他的宿舍，近到只有700米。

可这些，他早就习以为常。直到2015年的冬至。一个男人走进医院帐篷，在床上放下一张毯子和一个袋子便离开了。赵卓邦打开毯子，里面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

“她的脸被烟熏黑，右边头部有大部分都不见了。其他护士告诉我，袋子里装的是人体残肢。”（来自MSF赵卓邦自述《也门：掠夺希望的残酷战争》）

恐惧和后怕在这一刻被放到最大，可眼前一个个求生的病患，让他迅速冷静下来。他是唯一能给这些绝望之人带去希望的人。

另一个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故事，关于一个4岁的小男孩。他每天都会跟随祖父，一起到医院来更换包扎敷料。小男孩的所有家人都在一场空袭中丧生。他自己的右臂，也在空袭中受创，需要截肢。为了逗他开心，赵卓邦每次都会在他的绷带上画上一只手表。

可看着男孩天真烂漫的笑容时，他心里却隐隐作痛。所有人都知道，他永远失去了在右手戴上手表的可能。有时候，赵卓邦会拿香港和当地的孩子做比较。

“在香港，小朋友如果听到了飞机的声音会很开心，他们会喊‘长大我要做飞行员’。但在也门，飞机带来的从来都不是希望。”

04

做无国界医生，最难的不会是工作，而是如何活下来。西非埃博拉病毒爆发时，赵卓邦也在第一线。一天，他穿好防护服准备前往高风险区。同事叫住他，邀请他一起祈祷。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手挽手围成一圈，虔诚地闭上眼。祷告完，大家都会为对方送上一句“Be safe”。每个人都说得很沉重。走出门，谁也无法预知下一刻会面临怎样的危险。全身而退是最重要的。

病毒通过血液和体液等传播，会经伤口感染。那段时间，他不剃胡子，也不剪指甲。只有一次，赵卓邦的手被纸划伤了。平常不需要处理的伤口在那时的疫区，加剧了极大感染病毒的概率。那是他最恐惧的一次。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那一刻一遍遍地拿消毒水洗，祈祷着千万不要感染，千万不要。尽管如此，赵卓邦还是在疫区待了一个月。那是执行埃博拉任务所允许的最长时限。

还有一位在刚果和南苏丹执行任务的姑娘，周吉芳。她的任务地点在政府军、反政府军武装和部落武装长期冲突的地方，经常听到枪响。她说：“最危险的一次是武装分子在半夜潜入了营地，他们应该是来抢劫的，有位医生从房间里出来，被劫匪打中了肩膀。好在组织及时救治，并运到比利时治疗了很长时间。

（MSF）成立四十多年来，我们有医生被绑架，也有医生在执行任务中受伤和牺牲，意外是无法避免的，你要做好遭遇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他们知道此去征程漫漫，前路艰险，辛苦异常。但穿上白大褂便是一身傲骨，一腔赤血。行者无涯，医者无疆。05新疆医生阿依夏·那万在演讲中提到，很多医生、后勤工作人员，在结束了当前的援助项目平安归家后，都会说：

“好，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了，我要享受我的生活。”

可是每当他们从新闻或电视上看到这里在发生战争，那里在遭遇天灾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收拾行李，前往需要他们的地方。

阿依夏·那万他们放弃了无数人最向往的钞票、房子、家庭和平安。他们灰头土脸地跟死神对峙，用纱布、血袋、消毒水和手术刀，打着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至今在那些世界没人留意的角落，做着这些主流社会上不相关、遥远的事，从而去帮助那些陌生的，实实在在的人。”

他们在最危险的地方逆行，即使代价是自己的性命。想起《鼠疫》里那个主人公医生，他尽其所能挽救病患的生命。同事问他，“你为什么非要去？什么促使你这么奋不顾身？”医生平静地说：“我从未对死亡习以为常。”生命无常，不代表生命无力。他们誓死，要为那些身陷囹圄的人，带去活下去的可能。他们在捍卫每一个人，活着的权利。他们见证了人间疾苦，然后努力地在苦难里，撑出希望。

06

印象里有一个小故事，是一位中国母亲的感慨。她希望儿子能够从事金融类的“体面工作”，儿子却选择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她说，大概是自己成长得太慢，没有跟上孩子的步伐。她希望孩子有一个better life，但孩子已经想要一个better world了。我想，此时的地球村，也大抵如此。接下来的斗争，可能会更残酷。铁拳和硝烟，凌驾在一个个头破血流的生命上方。无尽的灾难中，无人可以独善其身。希望冲突能够早日终结。因为和平，从来就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需要每个人去践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