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危机中的香港：经济不平等加剧，弱势群体陷入困境（图）

对于在一处建筑工地工作的清洁工陈顺琪（音）来说，从新冠病毒中康复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陈顺琪急于重返工作岗位，上个月，她因为养病有一个多礼拜没上班。由于疫情的缘故，她失去了以前在酒店当清洁工和服务生的工作，结果连房租都交不出。她向亲戚借钱，弥补约650港元日薪的不足。

但随后她收到了来自政府卫生系统的短信，该系统正在奋力追赶积压了数天的检测工作量。由于收到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系统命令她在家里再待两周。而此前，她已经居家12天。

“我压力好大，”陈顺琪说，她是一个15岁孩子的单身母亲。“政府真的好无能，搞得我们市民不知道怎么办。”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波疫情的规模之大，它在两个月内已导致超过25万人感染，800人死亡——是前四波疫情总和的数倍。由于太平间不够用，尸体堆积在医院的走廊里。老年患者睡在户外的病床上。

结果，由于政府的隔离设施已满，狭窄公寓里的贫困居民将病毒传播给了家人。那些康复的人无法重返工作岗位，因为检测结果积压滞后意味着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是“阴性的”。

外籍家佣生病后被解雇，不得不露宿街头，这些家佣以东南亚女性为主，从事看护和清洁工作。（香港法律要求家佣住在雇主家中。）蔬菜价格飙升，但政府提供的现金救济有限。

有时，官员们大力反对人们提供帮助给有需要的人。一名高级官员威胁要起诉那些为违反社交距离规定而被罚款的外籍劳工筹集资金的人。

“我认为保护人们免受Covid-19伤害在政策制定中不是唯一确定的目标，”他说。“因为这些政策也会损害其他人的福祉，尤其是会破坏他们的收入和生计。”

甚至在疫情之前，香港的不平等现象就令人震惊。它的亿万富翁数量仅次于纽约，然而超过20万名居民住在人均面积4.5平方米的㓥房中。

在疫情期间，那些通常破败不堪的居住区更加危险。管道往往经过改装，以适应共享一间公寓的多个家庭，而错误的安装可能导致病毒在楼层之间传播。通风不足也助长了病毒传播。

保持社交距离是不可能的。单身母亲陈顺琪与儿子合住一个单间公寓。在她生病几天后，他也生病了。

一些居民害怕感染他们的亲属而睡在屋顶或楼梯间。非营利组织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表示，自第五波疫情从1月开始以来，已接到近300人的求助电话，这些人在家中隔离，无法获得食物或医疗用品。

事实证明，缺乏隔离设施给香港外佣带来的挑战只多不少，他们约占工作人口的10%，几乎没有法律权益，而且经常遭受歧视。

依娜是一名在香港工作了三年的印尼家佣，她从2月21日出现咳嗽。依娜说，她的雇主命令她在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前不要回去。因为害怕失去工作，她坚持要求不要提及她的姓。

她在雇主家门外的雨中站了几个小时。依娜说，最后在午夜时分，她的雇主允许她进来，命令她不要用厕所，直接进她的房间。早上，她又被赶出去了。

HELP的执行董事马尼莎·维杰辛格说，在2月的五天里，该组织接收了近70名在检测呈阳性后无家可归的工人。

香港劳工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家佣生病而将其解雇是非法的。

但当局本身也被指控歧视。上个月，在政府收紧对集体聚会的限制后，警方宣布他们在一个外佣“经常聚集”的地区进行了突击搜查，并开出了17张罚单。每人5000港元的罚款超过了这些外佣的最低月工资。

一些居民组织了一次网络筹款活动作为回应，在三天内筹集了10.7万港元。然后劳工局长罗致光指责他们鼓励非法活动，并表示他会考虑采取法律行动。组织者关闭了筹款活动。

在疫情的经济负担下，即使是避免了感染的民众也感到不堪重负。

在香港岛西部经营蔬菜摊位的陈立陶（音）说，大多数顾客都比平时买得少。但他不得不提高价格。除了摆摊外，他还卖蔬菜给酒店和饭店，由于供应不稳定且需求疲软，生意骤减一半。

他说他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援助来弥补他的损失。“这个对所有的香港人都很不公平，”陈立陶说。“因为牵连是很大的。”

政府为某些行业提供了财政支持，上周，官员们提出了一项1700亿港元的救助计划，其中包括为大多数居民提供1万元港币的代金券。但一些企业已被排除在先前的补贴之外。而且这些代金券是数字化的，这意味着它们不能拿来交租金，也不能用于像陈立陶这样的摊位，这种随处可见的摊位只接受现金。

香港也没有失业保险。政府上个月承诺向第五波失业者一次性支付1万元港币。但在此之前失业的人没有资格领取。

对陈顺琪来说，政府的承诺可能会带来暂时的缓解。但她真正想要的是重返工作岗位。她会为此支持更严厉的措施，例如全市封锁，以控制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