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毕业生在上海当白领不开心,辞职来澳洲街头卖艺,一天最多赚一万块(组图)
我是Dario,90后,目前居住在澳洲,是一名街头艺人。一把琴、一套音响设备、一个我,就是我舞台的全部。
从4岁起,我几乎每天都和提琴相伴,小学没毕业我就考到了10级,甚至因为有这样一个一技之长,才被浙江大学录取。不过,此前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把拉琴当成工作,靠它赚钱、生存。
2019年年底,我在Bourke street mall(我固定的卖艺街区)卖艺时的照片。
我出生在辽宁葫芦岛,知名泳衣小镇,除了泳衣,这个小地方能被大家知晓的就只有航天员杨利伟了。我妈妈是高中政治老师,爸爸是建筑师,家里的条件基本算得上是衣食无忧。
我妈很喜欢音乐,她大学时弹过吉他,又一直喜欢小提琴,所以就想让我学。出生后就给我放古典音乐,3岁学识谱,4岁上琴课,直到6岁之前,都是我妈和我一起去上琴课,回来我不懂的再教我。我爸不太管我练琴的事,他负责赚钱交学费。
葫芦岛是个地级市,现在发展得好了一点,以前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我妈找遍了这个小地方上所有教小提琴的老师,挨个听了他们的课,觉得都没有锦州的老师好,所以每周五我都有一天不上学,跑去锦州,专门为了上一节琴课。
2017年,妈妈来杭州看我,我们的合影,当时我正在杭州开网店。
我记得上小学时,每天下午4:30放学,6:30我妈妈下班,在这两个小时之间,我要把所有作业做完。等她回来,做好晚饭,吃完大概7:30。从吃完饭一直到10:30,这三个小时是一定要练琴的,雷打不动,除了生病实在没办法练之外。
规定设置得久了,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习惯。我没有童年,对儿时残存的记忆,都是在练琴。晚上放学,人家都在院子里玩,跳皮绳啊什么的,我不能出去,所以也没交到什么朋友。
妈妈让我学琴倒没有太多功利想法,但她希望我不要放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教过我的老师都觉得我在此方面很有天分,既然有天分,就不能浪费。学音乐的人知道一个词叫“绝对音准”,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但绝大部分人,哪怕是绝大部分学音乐的人,都没有,而我有。
童年时期难得的留影,我小时候的照片非常少,这张大概是我两三岁时。
所谓的“绝对音准”,是能在没有参照音的情况下,能辨认出乐器或者周围环境的音高。你在钢琴或其他乐器上随便弹一个音,我能知道这个音是什么,走在路上鸟叫一声,我也知道这个音是什么。我乐感也很好,随便听一首曲子的前奏,我就大概能知道接下来的歌曲旋律。
小学五年级时,我就把业余10级考完了,在国内这是很少见的。考级时,我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位老师,他在沈阳音乐学院任教。我刚考完,他就跟着我出来了,问我爸妈,愿不愿意送我去沈阳音乐学院的初中部上学。
专业发展对我没什么坏处,如果读不下去,我还可以随时回葫芦岛念普通初高中,我爸妈没多想,就把我送去了沈阳音乐学院初中部。音乐学院的文化课很少,只有语数外,剩下的全是乐理、表演技术、练琴。
在这里读了两年半,我就不想继续念下去了。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叛逆期,每天练琴的日子太枯燥无聊,想象不到以后每天都要做这个会怎么样。我妈对我说,要是真心里太抵触了,就回来读书。
重回葫芦岛读普通高中,对我来说也并不轻松。因为音乐学院的初中部不重视文化课,除了练琴,其他的老师都不管,好多初中知识,就像没学过一样。
全年级16个班,总共1000人左右,刚回去时,第一次摸底考试,我考了全年级倒数10名。我妈觉得,学习和拉琴,总得占一头吧。于是,疯狂上辅导班,一点点把初中没学的东西补起来。
老家葫芦岛的海边。
虽然不走专业这条路,但实际上拉琴还是没落下。从音乐学院初中部回来,我就计划考艺术特长生,如果考得好,大学会降低分数线让你入学,和自主招生是一样的。
高中生活也挺累的,正常高考是六门课,我相当于多加了一门,除了学习还要练琴,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常常要从东北坐火车去北京,上一些大师课。
高三中间的寒假,我参加了清华、北大、浙大的音乐特长生考试。最后北大和浙大都录取了我,北大只让我上医学院,我不想学医,外加浙大给我的分数降格更多,只要过了一本线就可以上,高考后我顺利进了浙大。
2009年我入学浙大,当时发给新生的手册。
上大学之前,拉琴这件事对我来说意味着分数、意味着一技之长,谈不上多么热爱,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不过我少年时期很听父母的话,很温顺,他们希望我一直学琴,我也就都接受下来,即便这让我的课余生活被极大限度地挤压了。
大学生活让我对小提琴的感情才有了一些变化。发生转变的关键,也是让我觉得这辈子都特幸运的一件事,是加入了浙大的文琴交响乐团。全中国最有名的三个学生交响乐团一是清华,二是北交,第三个就是浙大。
新生还在入学军训,音乐特长生已经为开学典礼排练了,去了交响乐团,大家的技术和乐感都很好,在一起玩音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并且大家都不是音乐专业的,浙大没有音乐系。我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三时我在文琴交响乐团的演出照,这场演出是学长学姐的毕业音乐会。
除了室友之外,这群人是见得最频繁的。交响乐团一年有十场演出,除去寒暑假,一个月就有一场,所以我们每周都有排练,周末一排就是一整天。
哪怕这周排练完了,周中也要找几天,几个小提琴几个大提琴一块儿,合首什么曲子,一起在外面接商演,赚零花钱。上大学后,我就没找家里要过钱了,商演的收入很稳定,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块。
大学时和乐团的朋友一起出去参加商演,这是在一个婚礼演出(我坐在最左)。
我当时的琴房是414,从404到414,一共有十个琴房是交响乐团专用的。我所在的琴房大家都是弦乐,小提、中提、大提,还有一个女生是弹钢琴的。大概八九个人,每天都待在一起,琴房楼下就是食堂,打完饭拿着就跑去琴房吃了。晚上一起打游戏、看电影,把灯全部关掉,走廊也很空灵,大家就开着房门,围在一起看恐怖片。
前两天,我还在墨尔本街头偶遇了一个乐团的学姐,比我大三届,我们坐在一起拉琴拉了一年,她毕业至今,我们有11年没见了。见面后,我们谈起以前的回忆,热泪盈眶,好像才分开没几天一样。
我们都是高考加了分进来的,浙大的课是很难很难的,我进校选的专业是材料学,各种各样的数据统计、概率论、信息代数、微积分,根本学不懂。乐团大家都是降分进来的,文化课的学习能力上,比起正常浙大学生要差一些,可以说是“学渣”和“学渣”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大一时乐团排练,大家坐得很挤。
大一结束后,我有一次重新选专业的机会,我一直想念建筑系。我爸是建筑师,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大的画册,建筑相关的书,打开里面没有几个字,全是图片,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看书好快啊,还很舒服,就很喜欢建筑。
我爸觉得做建筑太累了,所以做主帮我选了材料系,材料系课程难度高,加之我也实在没什么兴趣,大一结束,我就转专业到建筑系,尽管我爸仍然反对。
建筑系不怎么学数学,主要做美学设计,浪费掉一年的时间,我要在四年内完成别人五年的课程,一切都只能从头来。学水彩、素描、建筑画......一年基本都在画,大二开始自己做一些小设计,别墅、小型图书馆、咖啡店。画图对我来说相对轻松,物理相关的承重和受力分析就比较难。
学建筑专业的力学时的笔记。
建筑系压力也很大,一门课时八周,我至少要见这个老师八次,设计方案也会被退回来八次。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经常一两天不吃不睡,为了第三天要赶出一个新方案。音乐是我枯燥生活的全部调剂,我还和乐团里的伙伴一起出去摆摊卖艺过。
当时我和另一个女生拉小提琴、拉上一个中提琴、一个大提琴和一个大贝斯,我们五个人去西湖边的武林广场地下通道演奏。演了半个小时,整个通道就全被堵住了,站的全是人,来听演奏的。
没过多久我们就被管理人员赶走了,这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因为当时杭州没有街头艺人制度,这样随意地演是不被允许的。但被赶之前短暂的快乐还是让人能回味好一段时间。
后来还去过西湖旁边,西湖两米多深,四周没有围栏,很危险,也被赶。所以这件事就没做成。其实,我们卖艺倒不是为了赚钱,单纯觉得很酷、很街头、很好玩,所以老想尝试。
我在欧洲交换时偶遇街头艺人表演,立马心动,就发了条朋友圈。
建筑系的学制是五年,读大五时,我去西班牙交换了半年。西班牙有固定的街头氛围,很多音乐人会在街头卖艺,对卖艺不甘心的我,又一次做了尝试。
这次演出比较正式,前后一共演了两个小时,观众的反响非常好。有很多很慷慨的观众,过来就像圣诞老人一样,一直发钱,一天能赚到七八百欧。虽然这只是在西班牙交换生活的一个小插曲,却让我完整地享受到了街头的快乐。
2014年,我大学毕业,因为没申请到理想学校的理想专业,留学梦只能暂缓,找了一份建筑行业的工作,在上海的一个日本建筑公司做建筑师。
上海这座城市是我喜欢的,虽然我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但很适应上海的生活。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来上海找老师上琴课,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南方人。
这家日本公司对员工剥削严重,加上遭遇建筑业寒冬,各大建筑公司都在裁员,行业境况紧张,当时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到一万。仅仅半年,就彻底把我对建筑的热情全部磨没了。
这也是当时一个建筑公司给的offer,最后我没去这家,选择了日本公司。
日本公司的等级制度森严,新人要无条件服从老员工,领导层全是日本人,他们不看重工作效率,只看重工作时长,特别喜欢无谓的加班,这点我很不能认同,也因此跟我的两个小组领导闹掰了。
我至今都记得让我决心辞职的是件什么事。有一天晚上我一直加班到十点才下班,十点半到家刚坐下,就接到领导的电话,他让我11点前回到公司,帮他做一个模型,明天一早客户要看。我想,从公司走之前怎么不说?现在回去做,至少要做一宿。我说我不伺候了,明天就辞职。
在家休息了半年,度过了一段很迷茫的时期,我又找了一份欧莱雅的店铺的视觉陈列设计工作,主要负责欧莱雅线下店铺的设计、施工、家具入场。这份工作需要我去各地出差,这也是我当时很喜欢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能公费去很多其他城市看看。
公司的工作氛围很好,绝对不提倡员工加班,每天下午六点准时下班,周末如果充电线落在公司,刷卡都进不去。
我所在的团队三十个人里,有一半是外国人,英、美、德、法、韩国人都有,中国人里也基本都有留学经历,工作的交流场景就是外语,这点我也觉得挺好的。毕业前我原本预计出国读书,因为没被最想去的学校和专业录取而暂时搁置了,多说英语能帮我维持语感。
从欧莱雅离职时,当时的团队欢送我(我站在最后)。
上班之余,我有个朋友自己创业,开了一家网店,邀请我入伙,本金只要一两万块钱,很便宜。主要就是设计一些男装款式,拿去工厂做,然后放在网上卖,从最开始只卖一两款,到十款、二十款,一点点地滚。
服装设计和建筑设计其实蛮像的,做基础的款式不需要版型上的变化,袖子多宽、领子多大,这些东西工厂有固定的标准,只需要图案的变化,绘图对我来说就是老本行了。
当时赶上了网店发展的好时候,做好了宣传,有了一批粉丝,就做起来了。当时我在外企一个月的工资是一万出头,网店的收入远高于工资,并且一直在成倍增长,经营这家店铺三年,带给我的收入大概有80万。
自己设计的网店新款,自己做模特。
在大公司上班虽然能学到很多东西,很有很多弊端。给别人上班,总避免不了糟心事,总有你看不惯的地方。在外企上班是责任制,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发邮件沟通,一旦出了问题,邮件就是证据。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好自己。
给谁打工都不如给自己打工,在外企工作了一年后,我再一次辞职了。一心做网店,最后店铺拿到了皇冠,卖店就拿了20万。在社会上闯荡了四年后,我也到了二十七八岁的年纪。身边的同学很多都早早地出国念书了,留学深造的这个想法我还一直没完成,我觉得不能再等了,要出去看看。
刚从外企辞职后,我出国玩了一圈,第一个去到的城市就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生活很惬意,我能毫无压力地在草坪上坐一整天,什么也不想。这个城市的气质是包容,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样的事、从事什么职业、多少岁会结婚、生不生孩子,没有人会评判,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友好。我很确定这是我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地方。
2017年,我拿到墨尔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因为我在国内本科念的并非音乐专业,没办法申请音乐专业的研究生,所以继续读了墨尔本大学的建筑专业,课程内也涉及一些艺术理念,算是符合我的兴趣方向。
来到墨大后,感受和浙大完全不一样,没有之前的那种归属感。一些老师下课拎着包就走,几乎没有可以单独交流的机会,很多人去上课就是为了拿到这个学位。
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乐团分两个,一个是只有音乐系学生才能参加的乐团,这个就很厉害了,另一个是非音乐系学生乐团,我只能参加这个。
去了半年就不想去了,大家在技术上很不平均,很难玩到一块去。要寻找其他的拉琴机会,在西班牙游学的那次卖艺经历蹦到我脑子里,我打算开始做这个。
在墨尔本大学的非音乐系乐团拉琴,我只去了四个月就不去了,大家的水平参差不齐。
2018年1月我来的墨尔本,10月就正式卖艺了。澳洲有完善的街头艺人制度,街上设有固定的卖艺点,一般街头艺人许可证申请是免费的。
拿到黄牌,能在大部分街区演出;现在我拿到了绿牌,可以在能代表墨尔本的街头文化的主要街道演出,一年要缴150块澳币。持证的街头艺人们每周三会开会,定下一周每位街头艺人的演出地点和时间。
这是我在澳洲做街头艺人最初的黄牌许可证。
澳洲人比欧洲人更喜欢流行歌,我喜欢Sia,喜欢Lady Gaga,我拿这些曲子出来,他们就很愿意听。第一次去街上演,在一个街区就赚了200块澳币,相当于1000块人民币,我没想到居然能赚这么多,这更激励我好好做这件事了。我每周大概会上街演两三次,白天上课,晚上就出来演。
一个月前我在墨尔本的一个大桥上卖艺,现在都是一个小提一个大提合奏的表演形式。
我花了五万块人民币,置办了一套音响设备,为了增添演出的特殊性,我把换了一把电小提琴,外形上看起来更时尚、炫酷。
并不是所有街头艺人都能赚钱。小提琴作为街头艺术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常见,其次用小提琴演流行歌也不常见,加上我卖艺用的都是电小提琴,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事。
不止一次有人在街上冲着我说“This is so cool(这太酷了)”、“I never seen this before(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这对于他们来说足够新鲜,他们当然愿意给钱。
演得多了,我心里就很明白听众想要什么。遇到华人,我拉一首中文歌,他们肯定很开心;如果来了一波白人老奶奶,我演一个《哈利路亚》她们一定会觉得“哇,这个小男孩懂我想要什么”;如果身边围了一群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我演一首贾斯汀比伯,他们肯定都炸了......
很多做音乐的人不敢去做街头艺人,他们担心人会走,这会让他们有失落感,要想办法让人聚过来,就需要跟他们沟通、互动。做街头艺人和在音乐厅里演是不一样的,音乐厅里大家都是付了钱的,无论你演得好与不好,都只能坐着听完再走,而在街头大部分人是不付钱的,不好听,他们随时可以转身走掉。
聊天、点歌、眼神交流,也要把感情放进乐曲中,让别人感受得到。这比我之前在大城市做一个每天上下班匆匆、工薪阶层的白领要有人情味得多。
三个月前,我在演出时,有个澳洲小伙身上没现金,直接把手机给我了。
2020年,我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开始做全职街头艺人。这份职业带给我的收入一直很稳定,直到新冠封城。2020年一整年都是不允许我们出去上班的,这段时间里,只能靠政府的补贴生活,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太想回到街上演出了。2021年10月解封后,我每周的演出数量才又一点点地上来。
如果每天都出来演,还是能赚蛮多钱的,但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周商演加卖艺赚够2000块澳币,只要赚够了这个钱,我就不出来演了。卖艺一天,4个小时,正常能赚到1000块澳币,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2000多澳币,所以我出来卖艺基本上只有周五和周六两天。
我也曾有一段时间为了多赚钱,在工作上把自己逼得很紧。去年七月,有一天我演了11个小时,第二天耳朵就不舒服了,听不到东西,到医院确诊了耳朵突发性耳聋。中间因为大夫误诊,耽误了一个月。
后来医生跟我说,突发性耳聋是有最佳治疗时间的,七天之后很多是治不回来的,我当时一阵害怕。好在后来经过一系列治疗,检查结果显示,听力大致回来了95%,只降低了5%,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意了。现在我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测一次听力,看有没有再恢复一些,或者变严重。
去年七月,我因为突发性耳聋在医院住院。
这件事之后,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让自己压力很大,身体出了问题是无法补救的,所以现在大部分时候,我是个蛮懒散的人,对金钱看淡很多,开心比较重要。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歇一段时间。
澳洲人没有攒钱的习惯,刚来这边的时候,我也理解不了,慢慢时间久了,我习惯了,就也这样,好像没什么特别需要钱的地方。
前段时间和国内朋友视频聊天,大家不自觉地就会聊到房子,好像这是30岁以后一件让人很有压力的事,但这里当地人结婚了也都租房子住,不想住这个房子了就再换一个,他们也不觉得有啥。
我在街头表演时的照片。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不需要特意去找活干,这个职业很自由,经济上也完全有保障,只要我想赚钱,我随时都能走出家门去赚,这是我给别人打工做不到的。
在精神上也能收获极大满足,外国人的表达方式很外放,他们觉得你好,一定会当面夸赞你,这带给我一种很强的认同感,这一点很多其他工作也做不到。老实说,前两年封城的时候,我最不开心的不是赚不到钱,而是很久没有听过别人当面夸赞我了,这比金钱更重要。
自我认同的同时,也能给他人的生活带来点什么。在墨尔本,我经常在一个广场上卖艺,广场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台阶,很多人会坐在台阶上听我拉琴。
有一次,一个白人女孩,20岁左右的样子,坐在台阶上一直哭,我演出休息的时候她走过来问我,“你可不可以抱我一下”,我说好,然后就抱了抱她。她跟我坦白,这两天她一直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刚才听完我拉琴,觉得琴声中很有力量,于是她决定要重新做考虑。
我在街区演奏《Let it go》(《冰雪奇缘》主题曲),所有小朋友都围了上来。
当时我心里小小感动了一下,之前我只把卖艺当作好玩又能赚钱的事情,从没想过我卖艺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最多让他们心情好一点,但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知道,我还可以将自己的力量传递给别人。
有时我们很难说清楚一件事的具体意义,但如果没意义的话,任何事都是坚持不下去的。它总要能给你带来点什么,金钱、名望等等,对我来说,街头艺人这件事能给我需要的钱,能给我认同感,还能让我给别人带来一些意义,所以我才想一直做下去。
前两天,有个人在我分享的视频底下留言,说一个浙大的毕业生居然沦落到去国外乞讨为生,混得那么惨。这个职业在国内还不能被所有人认可,据我所知,国内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近两年才有的街头艺人证,小城市更是少之又少。
在国外还是比较受人尊敬,属于艺术家。碰到政府工作人员来查证件,也要站在旁边等这一首演完了,包括我跟观众说话的时候,他们是不允许过来打断的。
我很适应这里的环境和现在的生活,演出、写歌之余,我还养绿植,没有疫情的时候会四处走走,出去旅游,日子过得很开心。在街上跟别人碰个面,陌生人也会朝你点个头、笑一下,很温暖。父母很支持我对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有时候会飞来澳洲看我,我就带着他们出去玩。
我特别喜欢绿植,在家里有一个专门养绿植的角落。
走到街上,打开琴盒,开始演奏,时不时和同街区的其他街头艺人合奏,然后遇到各种各样气质的人,慷慨的会走过来给我竖个大拇指,往我的琴盒里放200刀;不富裕的会把余额只有20块的公交卡递给我;喜欢我演奏的女生会把戒指取下来放在我旁边;可能还会遇上个又穷又酷的小子,把裤子上的链条扯下来扔到盒子里......
这应该会是我在不远的未来,将要继续着的生活,一直演奏下去,享受着这个城市的自由和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