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学前教育：校长是卖调料的，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写的（组图）

每天上午9点，西城区二环路内一个名叫“大半截”的普通胡同里，一扇不起眼的银灰色大门前，会迎来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胡同里的老邻居都认识他们，“好多是农民工的孩子，办了挺多年，不容易。”在这个灰色大门背后的小院落里，四环游戏小组已经走过了整整18年。

四环游戏小组每周都要到户外活动。摄影/本刊记者 李静

4月7日，小院里举办了18周年庆。不仅孩子父母，很多爷爷奶奶也来了，家长们自己排练节目，和孩子一起表演。“今年因为疫情人来得少，往年有很多早已毕业长大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回来看望大家，还有专程从外地老家赶来的。”老师张意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像其他幼儿园有漂亮的房子和游乐设施，“小组”只有一个院子和几间平房。但是这里，给了那些进不去公立园又没有足够财力进私立园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一个家。这个小院，从不把家长拒之门外，他们随时参与教学，老师们也是由家长成长起来的“妈妈老师”。

自2004年诞生于四环润德利综合市场、目的在于为学前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支持之时起，四环游戏小组就强调家长深度参与，老师和志愿者仅仅是教育的辅助者，“小组”鼓励农民工家长通过家长读书会、家长值班等方式提升他们的育儿技能。“是‘造血’的功能，而不是‘输血’。”小组创始人、北师大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救世主，人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更不是救世主。”

在创立之初，张燕没有想到小组能走到第18年。而如今，四环游戏小组的孩子早已不局限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也吸引了一大批认可“小组”教学方式的京籍家庭。但“小组”仍然不是幼儿园，也不是教育机构，十几年间，身份的困扰和筹资的困境一直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张燕感慨：“走一步看一步吧，一直如此，如今也是。”

4月7日，四环游戏小组举办18周年庆。摄影/本刊记者 李静

“菜娃幼儿园”

“弯曲，起，弯曲，哎对了，这样才能摆臂。”周年庆典几天前，西海湿地公园的一个大平台上，北京师范大学体育老师唐海峰带着“小组”的孩子做运动。每周，四环游戏小组都要到户外活动，周围的西海、后海、什刹海是他们的活动场地，只要有空，唐海峰就过来做志愿者——孩子们的义务体育老师。“‘小组’采用开放式教育，这儿的孩子普遍精神状态好，性格开朗，身体素质也好，几个大孩子和我一起围着湖跑3000米没问题。”唐海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春日阳光下，这群孩子玩起来就在地上摸爬滚打，几个跟着一起来照顾孩子的家长在边上笑呵呵看着。“这有什么不卫生的呀？回家换换衣服就行。”钱途的妈妈沈腊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沈腊梅来自安徽芜湖，2004年初中毕业就到北京打工，如今在“大半截”不远的胡同里开了个小卖部。2010年，老大钱进出生，2013年孩子3岁时上了附近的公立幼儿园。

此时，距离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逐步实施人口调控目标责任制”过去了四年。在这几年中，北京在通过“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的同时，也在研究制定医疗、教育等相关公共服务配套政策措施。2014年，北京义务教育入学政策骤然收紧。由于入园需求多，学位有限，本不属于义务教育、不该受“户口”“划片”限制的公立幼儿园对入园资格也开始了严格限制。在政策收紧之后，他们需要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京务工证明、居住证、连续缴纳社保证明等“五证”。个体摊商等外来务工人员最为难的，就是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证明。

2018年，老二钱途到了入园年龄，政策已变。私立幼儿园不需要“五证”，但是一个月收费4000多。就在沈腊梅犯难时，一个邻居告诉她，附近有个挺好的“幼儿园”，是公益机构。去了之后，沈腊梅觉得，“小组”和其他幼儿园不一样，孩子特别喜欢。

四环游戏小组的发端，就是希望改变流动儿童家庭孤立无援的困境。最初，小组服务于什刹海附近润德利四环综合市场中的流动幼儿，因此得名“四环”，也曾被称为“菜娃幼儿园”。这个今年已经迈入“成年”的“小组”，缘起于张燕的一次田野调研。

2004年，张燕正任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她一直关注社区教育，社区教育在欧美等国不是新鲜理念，这些国家的一些孩子选择“在家上学”，社区教育给这部分孩子以及学龄前儿童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一个学生告诉她，位于北京西二环的四环农贸市场有很多孩子，很快，张燕带着研究生来调研。

在市场里，张燕看到80多个放养状态的学龄前孩子，绝大多数没有进入托幼机构。那些摊商家庭的社会生活局限在四环市场内，缺少其他社会参与机会，他们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把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对于孩子的行为习惯和性格养成普遍没有概念。一些家长尝试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但公立园难进，私立园费用高，而且这些常常半夜进货、天不亮就要出摊的人们，也没有精力遵循幼儿园严格的接送时间。

张燕萌发了帮助摊商兴办育儿看护点，并在市场中探索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想法，她想到了游戏小组（Pre-school playgroup）。游戏小组最早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在欧美等国已经成为学前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游戏小组通常由儿童父母集体出资，不以盈利为目的，每个孩子的父母必须轮流参与到实际教学中，化身为老师带小组的孩子做活动，课程内容与小组营运方式也由儿童父母开会构思。

在欧美，游戏小组往往由中产家庭发起，而四环游戏小组却是在育儿资源更为匮乏的城市流动人口社群尝试这一做法。2004年4月7日，在四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院子里，张燕和学生们把在市场里玩耍的孩子带过来，组织了第一次活动。

“没有游戏小组，可能我就没有快乐的童年”

马楠记得，进入北师大学前教育本科专业不久就听说了四环游戏小组，小组在学生间颇有名气，“跟着张燕老师念硕士的师姐都去当志愿者。”这是张燕带研究生的规矩——从研一开始，就要待在“四环”：每天写半日活动总结、教学日志，每周参加游戏小组的例会，写出的材料张燕亲自看。她还要求学生的论文必须与游戏小组相关。张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的教育整个封闭在象牙塔里，不接触社会，这样的观念直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张燕希望在教育中看到的是“知行合一”。

在小组初始阶段，不理解不仅仅存在于学生中，摊商家长们也对“共建”模式感到疑惑。摊位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当“妈妈老师”“爸爸老师”。于是，志愿者每天组织完孩子活动都下摊位，和家长沟通孩子的表现，了解家庭情况。为了让家长去参加家长会，他们替家长看摊，换家长去小组参加活动，不少家长参加一次家长会就上瘾了，之后成了小组活动铁杆支持者。原本只顾生意的摊商开始关注孩子和教育，定期写育儿日志互相交流，其中的能力突出者在小组担任荣誉校长。

张燕和学生根据课本上所学，又结合摊商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例如，强调游戏的程序感，帮孩子养成良好生活常规；强调乡土文化，利用生活资源，而不照搬城市幼儿教育模式；着重培养孩子缺乏的阅读、语言沟通和社会交往能力。

小组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式并延续了十几年：实行混龄制。日常采用蒙特梭利教学法，从日常生活入手，引导孩子自主学习。每天的教学由晨间阅读、晨操、蒙氏自主活动和主题讨论等环节构成。老师是引导者，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导者。

“没有游戏小组，可能我就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如今已上初二的妮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校长是市场里卖调料的，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小雨爸爸写的，小朋友们年龄不同但是互相亲近。直到现在，她也不惧怕上学，不怕老师。她还记得，游戏小组每天都发一个故事，用来在睡前十分钟读，但她的妈妈晚上要工作，做电梯维修工的爸爸也忙，没有时间给她读，她就自己看，慢慢养成了阅读习惯。

2014年9月，四环市场贴出一则公告，因为城市环境规划升级，市场将在一个月内被拆迁。这个于1999年开业、曾满足了周围居民“一站式购物”需求的市场，告别了历史舞台。这次拆迁也彻底改变了四环流动人口的社区生活，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谋生的活路和落脚地。

出于生计和孩子教育的考虑，大部分四环家庭选择回乡，幸运的妮妮因为一户老邻居借出了房本，得以留在北京读小学。但离开是早晚的事情，由于不能在京中考，妮妮小学毕业后回到河北老家读寄宿初中。

无论回乡还是留在北京，四环游戏小组的经历在这些家庭的变迁和孩子的成长中，不断发出回响。“四环”家长受小组参与经验的影响，普遍重视对孩子的陪伴。从2006年开始在四环市场租下摊位卖调料的何湘曾担任“小组”的校长，2014年他带一家人回到老家湖南邵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何湘说，市场要关闭时，他们夫妇原本可以留在北京打工，让孩子和老人回去，但最终他选择和孩子一起回乡，全家人在一起。何湘的两个孩子，凭借在“四环”培养出的出色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很快融入了新的学校中。

“影响了家长和孩子的一辈子”

早在四环市场撤市前，就已经有社区附近的京籍孩子加入游戏小组。2014年之后，越来越多认可小组教育理念的北京家长把孩子送来，如今，京籍孩子已经超过1/3。同时，小组也逐渐被一些特殊儿童家庭知晓，轻度自闭的孩子、戴助听器的孩子、因病无法正常行走的孩子……所有在大型幼儿园遇到困难的孩子，小组都欣然接收。

张燕说，开展四环游戏小组的第一步就是和所有参与者建立平等对话的合作关系，不居高临下，也不扮演“救世主”角色，家委会始终是小组的重要支持。小组的妈妈老师张意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组不仅教育了孩子，对很多家长也是一种启蒙。孩子从小组毕业时，同时“毕业”的还有家长。

何湘曾连续四年担任“四环游戏小组”校长，他坚持多年记育儿日志，其中一篇记述了有一天，他忙完回到摊位，发现孩子捉迷藏时把摊位上一整袋花生米全撒在了地上。他并没有粗暴地训斥孩子，而是用沟通的方式让孩子自己认识到了错误，并理解了父母对子女的爱意与关心。

记述中体现的对孩子的尊重、民主和耐心细致，俨然是一个教育家的做法。“教育没有权威。”在今年4月的家长会上张燕对家长们说，“教育太复杂了。”

如今已回乡的何湘，在2016年小组12周年庆时，专程赶回北京参加，在他看来，在小组的日子，“影响家长和孩子的一辈子”。北师大师生创办四环游戏小组的最初目的已达到，这些农民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已经产生内生力量。

2011年，已经60岁的张燕招收了最后一批研究生，带完这批学生，她将退休，游戏小组将不再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志愿者老师。“四环”创建之初就想到的“造血”——在家长中寻找、培养老师被提上日程。

妮妮的妈妈丁凤云是小组的第二位妈妈老师。她结婚后大多数时间在家带孩子，偶尔去做保洁工。最初，她完全没有信心，觉得自己“不会干，也干不了”，张燕鼓励她，“一边学一边干，每个人都是这样。”每周，张燕都组织志愿者和老师培训学习，总结本周工作，分享遇到的问题，集体讨论解决，然后制订下周计划。

这一干就是8年，丁凤云是在小组工作时间最长的妈妈老师。几年间，她通过自考修了专科又修本科，考过幼师资格证又考取园长证。去年上半年，丁凤云因为搬家离开了小组，如今是一家私立托育机构的园长。“没有实践那是假的，你越觉得自个了不起，端着，其实你越不懂教育。活生生的孩子难道不是最好的教科书吗？”这是张燕对教育的看法。

从2014年至今，游戏小组已经从家长中培养出了八名妈妈老师，如今撑起小组日常教学的三名全职老师，全部出自家长。她们为孩子写的成长故事、儿童个案，均发表在了日本的“儿童研究网”上。日本福山市立大学儿童教育学科教授刘乡英，曾多次带学生来游戏小组考察、交流，在她看来，游戏小组从家长中培养老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这些老师却丝毫不逊于正规幼儿园老师，甚至更好，因为她们领悟到了学前教育的真谛——“眼里有孩子”。

夹缝中生存

截至2018年的统计，四环游戏小组服务过的孩子达到31200人次，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总计6240人次，近100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把研究定在小组，共有超过600名孩子从游戏小组毕业。但小组始终不是教育机构，多年在身份、场地、资金来源与政策变动等层出不穷困境的夹缝中生存。

成立伊始，小组因为解决了摊商子女的学前教育难题，曾得到四环市场办公室的支持，允许小组活动在办公室的小院进行，后又提供了一间闲置仓库。可一旦北京举办大型公共活动或遇到大型公共事件，小组就面临“关停”。

最长一次停课和“危机”发生在2010年。接连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引发大规模排查，街道要求市场加强安全管理，由于没有正式身份，市场管理办不愿再承担支持游戏小组的风险，收回了一直提供的免费场地，在当年5月通知小组“无限期关闭”。

被关停后，志愿者和家长四处找空地，分成小队带领孩子们游戏、学习。三个月后，找到了大半截胡同的新场地，当时房东开出的租金是每月6800元，半年起租。这又让小组犯了难，自成立之日起，除了孩子们的学习资料印刷费和给志愿者每人每月20元的交通补贴由张燕从科研经费中拨出，小组几乎是零成本在运行。

此时，家长们主动提出设立“房屋自助基金”，每人每月交150块钱。此时，多亏北京一所语言培训机构向小组捐助了5万元，才凑够了房租。之后的十几年，随着物价和房租的不断上涨，游戏小组的“房屋自助基金”也不得不随之增加，如今为每人每月800元。

这次失去场地，让小组的几个主要志愿者意识到，小组必须有正式身份。马楠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08年之前小组就尝试过工商注册，可由于市场办公室无法提供房产证而作罢，搬到大半截胡同后，房东为他们提供房产证原件，但工商部门要求居委会出具房屋民转商证明，但居委会说无法开出此类证明。于是，小组又重新努力注册成为民营非营利组织（NGO），西城区民政局社团办告诉他们，因为没有固定场所，小组也不能注册为NGO。马楠记得，当时几个师姐跑这件事，也想过求助母校，挂靠到北师大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又被告知，中心没有公章，无法挂靠。

身份悬而未决之时，小组的教育理念却先被社会和官方认同。2010年和2013年，四环游戏小组两度发起召开“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发展论坛”。2012年，小组与北京市教委合作的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项目也正式立项通过，北京市教委委托四环游戏小组对分布在朝阳、海淀、石景山等城乡结合部“山寨幼儿园”的近百名学前教育从业者和志愿者进行培训，推广四环游戏小组的教育理念。2016年，小组入选亚太幼教区域组织(ARNEC)“发展中国家本土幼教创新案例集”，是中国唯一入选的社区儿童公益组织。

2011年，小组向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提交申请，希望进入草根公益组织孵化器。对方要求小组要有固定成员，不能全部为志愿者，此时马楠即将硕士毕业，她决定留在小组，成为小组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固定成员。由于涉及儿童和教育，处在民政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夹缝，孵化并不容易，直到2014年，有公益机构经验的志愿者李远香加入小组，事情才有了进展。

2016年8月，小组正式注册为非营利社会组织，官方名称为“四环之友社区服务中心”，以“社区亲子活动”的形式教学。法定代表人李远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上半年，政策突然“开了个口子”，熟悉公益圈的李远香听说消息后赶紧再去申请，从递交申请到拿到执照，不到两周。才刚拿到执照，政策就再次收紧。“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小组能申请下来执照是一个偶然事件。”李远香说，“如果错过那个时机，就申请不下来了。” 

虽然有了正式身份，但四环市场撤市后，小组失去了一大批孩子，而房租在涨，如今小组的日常开销由张燕和志愿者们编书、发表文章的稿费、张燕的部分科研经费及不定期社会捐赠维持。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小组的很多交流合作只能停止，原本有捐赠意向的企业也停止捐赠。

由于在平房民居中教学，小组也需要特别注意邻里关系。北师大体育老师唐海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组的老师每年都提着礼物去拜访邻居，每天中午12至14点，孩子都要被接走，防止影响邻居休息被投诉。

根据2021年公布的数据，“十三五”末，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43.6万名。几年前，张燕谈到过四环游戏小组的梦想，就是将“四环”模式推广，农村的妈妈们回到农村自己办小微园，城市的流动儿童家庭组织起来，办游戏小组。如今，她无奈地说“走一步看一步吧”，因为“教育不是孤立的，与经济、人口、政策等等紧密相关，只能做一点算一点”。

张燕常说，自己是教育界的边缘人。她根据小组的经验和研究出版的《四环游戏小组的故事》《把种子埋进土里——四环游戏小组社区融合教育实践》，也不算学术成果。小组的志愿者唐海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尽管流动儿童的生活会面临很多难题，但无论如何，留守儿童的境况远远糟于流动儿童，多一些四环游戏小组，就能让更多孩子跟在父母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