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经济在“清零”中举步维艰（组图）

“不确定性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的经济学家杨伟民今年6月下旬在对房地产开发商发表的讲话中说，他提到了有关新冠疾病和防控措施的问题。他还指出，政府打击一些企业的做法让投资者变得小心翼翼，政府指控那些企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主导地位、藐视监管机构，或违反官方道德准则。

“不确定性是行动的大敌，”杨伟民说。

习近平要求官员在消灭新冠疫情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他在武汉考察了一家激光设备厂，赞扬了新技术的潜力。他还视察了一个被树立为有效控制新冠病毒榜样的社区。

实际情况是，官员们在艰难地应对新冠防控和经济复苏的不同需求。在中共即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月前，由此产生的压力正压迫着中国。

中央政府已试图增强企业家和消费者对消费、投资和旅游的信心。但地方官员面临着因疫情防控不力而被免职的威胁，经常对旅行者和交通施加额外的检查和限制，增加了干扰和不确定性。

“常常是不同部门和公司的负责人上午去参加关于加强动态清零的会议，下午去参加关于经济增长的会议，”北京的独立政治评论员吴强说。

“是习自己治国理政模式本身的矛盾，”吴强说。“矛盾实际是在他个人身上。”

在过去的两年里，许多中国人认为遏制新冠的措施虽然令人厌烦，但有必要。但员工和雇主们似乎对封控、核酸检测，以及不确定性越来越不耐烦，尤其是在他们有贷款要还、有租金要付、需要挣工资的时候。

“当地政府肯定说，最多半个月清零。半个月我估计清不了，”泥瓦工王永冠在目前已被封控的安徽省泗县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也对封控带来的住房销售下降表示担心。“今年不行，今年本来就不行。”

中国策略集团总裁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引用与北京的官员交谈时听到的说法称，试图增强投资者信心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害怕自己被指破坏习近平的打击行动，习近平正在清理被控有违法行为和盲目投资的企业。

“大领导真想放松这些打击吗，还是暂时放松一下？”约翰逊说，他指的是习近平。“这里有很多不确定性。”

中国时而解除、时而重启的新冠防控措施可能至少会持续到明年，部分原因是政府曾一直把重点放在限制措施和病毒检测上，而不是接种疫苗。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许多专家说，中国领导层迄今拒绝批准更有效的、由外国开发的疫苗，这个决定是出于政治自豪感，而不是医学考虑。

然而，中国领导人也担心，经济深度放缓可能会引发社会不满，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焦虑。官员们在控制失业率上面临的压力尤其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的16岁至24岁城市居民失业率已上升到18.4%。今年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达1000多万，创下历史纪录，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加入到求职大军中去，有些人为避开就业竞争将去读研究生。

虽然北京避免了全市范围的封锁，只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限制措施，但是生意也很难做。王静说，他开在一条胡同里的餐馆以前常常挤满了游客，今年5月，北京禁止餐馆堂食后，他的餐馆失去了90%以上的收入。该禁令已在6月初有所放宽，但他餐馆的业务只恢复了约三分之一。

“今年可不是最难的一年嘛，”他说。“我的这些伙计都跟了我十多年了，他们都上有老下有小，都等着我发工资呢，我怎么能把他们开了呢？”

中国已在渐渐采取一些政策上的妥协。官员已将国际旅行者和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的天数减半，试图减少一些干扰。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间接暗示，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低于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制定的5.5%的目标。一些前官员和政策顾问已公开表示，为维持经济复苏，企业需要更多的明确性。

“我们的人心不能处在波涛之上，忽高忽低，这个对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副主席胡德平今年6月在一个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说。“政策没有矛盾，企业家才能有信心。”

即使中国能在不对主要城市采取封控措施的情况下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已经积累下来的不确定性正在促使一些公司重新考虑他们的计划。

巴西果汁供应商西澄的生意在上海今年4月封城之前一直不错。上海封城后，装有公司冷冻橙汁的集装箱困在了上海的港口，由于海关检查员要检查货物是否携带病毒，延长了清关时间，西澄的上海总经理乔舒亚·林说。

他说，清关和把果汁运到仓库以前通常需要三到四天，现在变成需要两周。他说，西澄巴西总部的老板们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的业务前景。

“他们问的问题包括，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业务？”乔舒亚·林说。“如果我们现在投资，会有怎样的回报？会有哪些让我们措手不及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