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国人，割掉了3000万非洲男性的包皮（组图）

在非洲，原本有一百多种割包皮的方法。

在一些地方，男孩们聚在一起，全都赤裸着身子，坐在满是沙土的地上，操刀人扯出那一块长长的包皮，用线拴起来，放在一根干枯的树干上，左手拿一把久经磨砺的小刀，右手拿锤子，对准扯出来的那一截包皮一刀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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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干净利落，男孩通常在这时候放声大哭，血从切断的包皮那里流出来。大人在背后扶着他，可能会蒙住他的眼睛，另几个人按住他的双腿，告诉他，这是一种魔法，顺便把剩下的包皮往回捋，露出龟头，然后拿一根削好的竹签，把包皮的位置固定住。

于是那个晚上，在那片满是沙土，拥有美好落日的非洲大地上，躺满了几十个一起来割包皮的男孩子，他们的下体在流血，很痛很迷茫。

而现在有了不同。

在赞比亚最好的国立医院里，Zulu 医生用的是一种来自中国的包皮环切工具——商环。

手术前，Zulu 为男孩在阴茎上涂了一种来自中国的麻醉药膏并告诉他，不疼，不流血，几分钟就能做完，男孩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Zulu 一边消毒，一边用镊子夹起男孩的包皮，然后开始和他闲聊。Zulu 喜欢开玩笑，身边的助理都被他逗笑了，只是男孩的包皮被镊子夹着，怎么也笑不出来。

商环套在男孩的阴茎上，两个环用镊子夹住一闭合，Zulu 沿着环剪下包皮，再进行消毒，清洁，手术就完成了。

前后不到 10 分钟时间。

男孩有些忐忑：「我感觉我在流血。」

Zulu 顺手拿起手边那一层被剪下的阴茎包皮，在男孩眼前晃晃：「是它在流血。」

「疼吗？」Zulu 问。

「不疼。」

「好的，可能一个小时之后麻药失效你会有点疼，这几天保持阴茎干燥。」

割包皮：抗击艾滋的新防线

从 1980 年代开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就在和艾滋病做艰苦卓绝的抗争。

1983 年，外科教授安妮·贝利医生发现了赞比亚最早的艾滋病毒。

没有人预料到艾滋病后来在赞比亚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赞比亚的人口占世界的 2% ，而 HIV 感染者却占了全球的 30% 。

2006 年，赞比亚卫生部指出「在目前的艾滋病毒流行水平上，如果没有治疗，赞比亚年轻人面临 50% 的死于艾滋病的风险。」

「2000 年前后，非洲的艾滋病传播几乎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如果你和当时在非洲工作的人交谈，他们甚至会说，参加葬礼就像你每天要做早饭或去上班一样平常。」

在非洲艾滋病高感染率的背后，是极度不匹配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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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在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人们都在兴奋地讨论刚提出不久的「鸡尾酒疗法」给感染者带来的巨大希望。但一位来自非洲的感染者却高兴不起来，他是非洲的艾滋病活动家多米尼克——这些昂贵的药物，只有非洲的少数富人可以承担。

非洲的艾滋病防控，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这样的僵局中，没有人谈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应该如何到达非洲。

因为贫穷，大多数人还是考虑预防，或者对感染者进行姑息治疗。高感染率和文化、经济、生活方式都有关，不是单一的某种方法就能直达核心。

人们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通过健康教育的方式来干预人们的行为以降低艾滋病毒感染率。

在赞比亚，几乎所有小学门口的围墙外都有用彩色油漆刷成的艾滋病相关的广告，政府鼓励人们自由地谈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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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地区，人们知道了安全套可以阻碍病毒传播，也知道感染之后有药物可以吃。

但人类在「靠自己的认知来控制行为」的领域有过丰富的失败经验。现实里并不是每一位非洲男性在每一次性行为的时候，都会乖乖戴上安全套，甚至在感染之后，要做到按时吃药也很难。

行为教育失败了、服用药物也不容易坚持，世界还没有发明有效的疫苗，艾滋病毒的各种亚型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巧妙侵入人类，抗击艾滋病像是人类一场漫无边际的战役。

此时，人类学家最先在调查中观察到「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当地人中 HIV 感染率高的地区, 男人一般不作包皮环切术」。

随后，当医学家从生理角度得出相同结论之后，人们从包皮这里找到了对抗艾滋病的一线希望。

包皮环切，在 2007 年经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可作为男性预防由异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一种重要手段。

割包皮虽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能拖住敌人等待疫苗。于是，国际社会试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建立一道新防线，它需要很多男性自愿把自己的包皮献出来。

WHO 计划在 2021年之前，在 14 个非洲国家有 2700 万男性割掉他们的包皮，这样将会减少 340 万新发感染者。

当然，也就需要增加更多会割包皮的人。

这项手术需要经验、技术和能力，以非洲的医疗资源，很难撑起这个大目标——以赞比亚为例，4 个医生就需要服务 3.4 万人的医疗，哪有那么多医生可以来做包皮环切手术呢。

这时候，来自中国的割包皮工具——商环就成了非洲这场战役里的一个重要武器。

一个中国木匠和他的割包皮工具

同样在 2007 年，芜湖商人商建忠的发明趋向成熟，这位木匠出身的商人自己发明了一款专门用于割包皮的医疗器械，并开始有了一些面向中国男性的业务。

商建忠吃过割包皮的苦，40 多岁的他本来可以像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一生都不必和自己的包皮互相折磨，但反复的龟头炎却折磨他，出于一种医疗目的，商建忠去把自己的包皮割了。

那是 2002 年，他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激光技术，医生告诉他不疼，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手术还会让人这么痛苦？」

商建忠开始在自己家里钻研如何让男人在割包皮时能少一些痛苦。

宠物狗和朋友都是他的实验对象。女儿商晶经常要面对的场景是，来家里吃饭的叔叔，吃完就和爸爸到厕所去待着，一待就是半天。

5 年之后，商建忠的割包皮工具有了自己的样子，这是一个由高分子材料制成的两层小环。

它可以 360 度紧紧地把包皮夹紧，以此让它快速坏死，并保证一个无菌的环境，它无须缝合，并且医生在使用商环的情况下可以 100% 为病人剪出一个漂亮又标准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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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建忠为此成立了一家公司，某种程度上，他相信，他的发明将成为中国男人的福音。

但在中国，商环并没有形成想象中的井喷式市场。中国男性大多时候是出于医疗性的需求才去割包皮。

其次，把这个便捷的工具推销进医院，让医生选择它，有太多复杂的现实问题挡在前面——它让手术变得过于简单了，有可能会影响收费。

以及，商建忠遇到了越来越多的仿造厂商，他花了很多精力去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过往 5 年发明时间，商建忠已经为这个前途未卜的工具承担巨额的研发经费，甚至抵押了房子。

他不被人看好，于是自己跑各种男科医学大会、找医院、找投资，大多数人自然不愿意让一个生意人来如此接触自己的隐私部位。

2007 年末，在一个男科医生饭局上，商建忠即将被医生们轰出去时，遇到了李石华，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显微外科的教授。

那一天，商建忠用芜湖口音普通话说自己是美国来的，李石华想「我也是美国来的」，怀着一种不相信但又有些好奇的心情，他没有拒绝商建忠。

在听完商环的功能和原理后，李石华说「你这种方法我在美国没有听说过」。

康乃尔大学有美国最好的泌尿科，他把商环拿回美国做了评估。之后李石华有些震惊，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中国男科学会在这半个世纪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件成果」。

授非洲人以渔

很快，李石华调动自己在中国的男科医生资源，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关于商环的严格临床数据收集，他想要验证商环的安全性、有效性到底有多高。

在中国，关于割包皮，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数据收集——从前医生们认为，只要患者没有打电话来说不适，那就是满意。

第一个有效的数据来自宁波，在 328 例病人中，有 99.7% 对商环很满意。

西安、郑州、桂林的数据也陆续到来，无论是在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包皮水肿发生率，以及术后满意度，商环都得到了很好看的数据。

李石华的目标在非洲，非洲的包皮运动亟需这样一个工具。

2009 年，李石华在肯尼亚和 WHO 沟通，他希望商环可以被纳入 WHO 的评审计划中。再之后，李石华和合作伙伴找到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李石华在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先后开启了样本达 4000 人的商环非洲实验。盖茨基金会为这场大型实验提供资金，他们希望这真的可以成为一种对非洲来说行之有效的方法。

Zulu 医生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李石华的，后者想在赞比亚做一个对比实验，500 例传统包皮环切手术，500 例用商环手术。

李石华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才是商环去非洲的最好的路呢？

在非洲，没有足够的医生，一个极其有经验的医生一天做 20 台手术已经是极限。很多医务人员可能是公务员，可能是负责财务工作的人，就像被赶鸭子上架一般学着割包皮。

所以应该先让非洲人自己学会，然后有能力培训更多的人来做手术。

于是，Zulu 和一些医生护士去到了宁波，在这里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商环手术。

来自肯尼亚的 Jaruis 成为第一个为中国人做包皮手术的非洲人。从前， Jaruis 是做截肢手术的。

那场手术他花了 4 分钟，基本上只用了他曾经包皮手术时间的十分之一。

他的亲人中有 6 位是因为艾滋病而去世的，所以包皮手术，这项虽然很小，但对预防艾滋有效的手术对于 Jaruis 来说，有特别重要的含义。

「不在乎尺寸，只在乎是否割包皮」

在商环进军非洲的路上，还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劝说男人们去医院做手术。

赞比亚大学医院里的一张海报上写着「我不在乎你的尺寸有多大，我只在乎你有没有割包皮」。

另一张海报上则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他们抱着自己的小孩：「我们想让我们的宝贝儿子享有最好的健康——我们选择割包皮。」

随处可见的割包皮广告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这些宣传让男孩们知道了割包皮对自己有好处，可以降低艾滋病毒感染率，可是这个痛苦的手术仍然让人难以迈向医院。

我和在 NGO 工作的 Erick 走在市场里，去动员男孩们去附近的医院割包皮

Erick 做这个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和以往不一样的是，今天他要推荐大家用商环做手术。

不远处的男孩们每人刚领到一串医院发放的免费安全套，Erick 走向他们，和他们击拳打了招呼。然后开始谈起割包皮的事情。男孩们都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裆部，他们关心几个问题，「痛吗」、「要多久可以有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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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k 手拿一本商环的小册子，里面图解了整个商环手术的过程，以及它和传统手术的效果差异——商环不会流血、没那么疼，手术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而且商环可以为你剪出一条漂亮的线条。

一个男孩觉得，做完包皮的阴茎显得很小，他开玩笑说担心老婆会因此而离婚。还有一位男性告诉 Erick ，他早就用传统方法做过包皮手术了，但总是不舒服，经常有伤口感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醉醺醺的人则是告诉 Erick，他已经被检测为 HIV 阳性了，还有必要做包皮手术吗？Erick 告诉他，你也应该来做。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讲解过程中，有六个男孩决定立马就行动。

但 Erick 也不总是成功。在一家酒吧门口，他走上前和正在搬运啤酒的老板打招呼。五分钟之后，老板拒绝了他。

「你得和他们说话，有时候他们不理你，但你还是得去和他说。别人问你的问题，你一定要回答，不然人家就不会信任你」，这是 Erick 总结出来的工作经验。

他喜欢这份工作，每三个月，他就来一次市场，动员这里的男孩们割包皮。

「为非洲而生」的商环

从某种意义上讲，商环是为非洲而生的。

除了它方便、快捷、安全、成本低，更重要的是，商建忠愿意以一种极低的价格将其输送到非洲。

为了通过 WHO 的预认证，商建忠增加了很多生产成本，包括生产车间椅子的高度，灯光的亮度等。

商建忠的车间工人们也开始学习认一些英文，他们希望这个产品让非洲的医生用起来也足够清晰明了。

有时候，商建忠也会犹豫，这条路看起来太漫长。直到 2016 年，他的公司都还没怎么盈利。即使艰难，他还是觉得这是必须扛下去的一场战役。

很多年之后，女儿商晶思考到底是什么驱动着自己的父亲，她觉得就是热爱，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实现。

最终，商环成功通过 WHO 的预认证。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款中国的医疗器械通过这样一个考验。

那一天结束的时候，商晶送给 WHO 工作人员一个礼物，她叫来一群年轻员工，唱了一首英文歌给他们听以示感谢，也表示他们真的有想去到非洲的决心。

在艾滋病防控领域，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被救援国，甚至成为了一个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的角色。

很多年以来，李石华的同事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精力放在一张小小的包皮上面。后来的时间里，他向商建忠多次分享过甘地的一句名言：首先他们无视于你，而后是嘲笑你，接着是批斗你，再来就是你的胜利之日。

一个理想的愿景是，会有一部分非洲人因为商环的作用，在生命中免于艾滋病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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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建忠、李石华、Erick 、Zulu，以及在整个研发、推广、应用过程中所有付出力量的人，包括商建忠公司里的穿着防尘服认真生产检查每一个商环的工人。有时候，你能感到那种全世界一起努力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