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重建中国:重建经济发展理念,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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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十年前有关习近平唤醒中国的评论被内地多数主流媒体头条转载,《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质疑外媒政论文章为什么在内地广为流传,无数人在微博转发。今天不再有人怀疑《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文章的预见。
中国崛起是以经济崛起为起点,西方国家普遍看见和接受这项事实,但他们对中国的成功经验存疑,不愿意承认中国为落后经济体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模式和路径。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威胁源于它的发展成果持续转换为战略实力,被一个共产党所掌握,西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作为中国崛起和「威胁」的代表人物,习近平统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理论认识,走出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扬弃,强调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经验给社会发展的现代引导,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普遍目标转换为发展动能,为中国发展的理论总结提供了方向,以超越纯经济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议程。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深化改革的重点是改革经济体制,其中的核心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著名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他的发展战略聚焦在四个方面:以人民为中心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全球发展认识,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过程的新型理论构建。根据这四个方面的战略指引,他在四个领域——明确国家治理与市场、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理论突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新认识,构建两个大局的新型生产力发展体系——有效呈现了国家在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成就。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华社)
发展是什么,它不就是经济发展吗?发展是指全域或整体的,经济只是发展的一个部分或某个环节。如果能够认识两者之间的差异,将会更好理解中共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治理的方法论。
现代化是发展的专有名词,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为发展设定了高远目标,无论是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都在为中国寻找共同富裕的出路。习近平在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巨大人口和共同富裕被置于首两位,可见中共的坚持。共同富裕不只是一句政治宣言,消灭贫穷和共同富裕既是发展动能,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责任和中国发展成功与否的标准。如果中共无法让中国十四亿人民共同富裕,估计它的执政地位某一天也会受到挑战。
习近平上任后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明确了中共执政的性质。经过几十年的拨乱反正和持续优化,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越走越远,发展是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具有全域和长远意义的施政纲领。习近平讲的发展聚焦在全面小康、消灭绝对贫穷和共同富裕,提出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行高品质发展战略,为产业政策和社会分配提供清晰指引,确立国家治理与市场、发展的关系。
在习近平任内,中共积极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当钢铁、煤炭、水泥等产业逐步发生变化,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大飞机和造船业等依次崛起,大家逐渐明白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要调节过剩产能,提升供给品质,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鼓励劳动要素有效结合科技和创新,通过人才战略,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全世界对中共的发展和治理能力刮目相看,甚至成为大多数南方国家的榜样。
习近平强调以问题导向应对挑战,巩固以实事求是作为认识问题的标准。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的前提下,中共兼容并蓄,背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借用西方发展理论,从中国传统思想寻找符合当下需要的灵感和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铺陈一条新型发展道路。问题导向是它的方法论,既恰当地为政府的角色提供指引和边界,更是摆脱对市场的迷信。
习近平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
中国社会在疫情后期的消极情绪以及疫情过后的消费低迷,动摇了不少人的道路和制度信心,误以为坚持发展就会一帆风顺,那是低估了不同阶段转型的挑战。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共都是激发动能的领导者,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在他们的时代掌稳了舵,没有忽略有效领导对国家整体发展的作用,但一般人不习惯政治领导与生产力发展相提并论,西方经济学习惯了将政府治理排除在发展之外更是一叶障目。美国的党争,欧洲二十多个国家各怀鬼胎对欧盟团结的伤害,都让大家意识到政府和人民齐心合力谋发展的意义。
根据西方经济学,经济建设是不言自明的,相反,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经济只是发展的一个切面,发展生产力才是人们应该关心的。在中共领导人的认识里,经济建设更多是指发展生产力,关乎社会整体福祉,而不简单是从企业或资本视角探讨市场占有率和增加利润。习近平这十多年的施政事实上是将传统经济思维转移到生产力的视域里,他提出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很可能是发展理论的转捩点。
中共是如何意识到生产力与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两条认识路径?为什么习近平会提出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这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关键一击?我们要从习近平提出新发展理念开始,这是他对以经济为对象的传统发展理论展开批判扬弃,进入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发展理论过程,新质生产力就是高阶的发展思想。当习近平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他已经意识到应该光明磊落讲清楚经济和生产力两个不同范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正确理解新发展理念或许可以解开谜团。
2024年5月16日,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工厂内,一名员工在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线上工作。(China Daily via REUTERS)
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形成的,新发展理念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方向、轨道。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初期大都以外延粗放型发展为主,随著发展规模的扩大,单位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就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向内涵集约型转变。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新质生产力就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与新质生产力大约同时推进的是共同富裕,凸显习近平对资本的规范和引导。资本身处的环境和是谁承担资本的治理责任决定了资本的属性。在中国社会主义环境下,通过政府对资本的积极治理,资本的消极作用受到约束。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就是对资本的回应,消灭绝对贫穷是资本治理的积极成果。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事实上都关注生产力,而且重视全要素生产率,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从资本的回报来衡量或表示,具体就是指企业的利润,这种认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而且约束了对资本的想像空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追求平均主义,中国发展的生产力与人民提升生活品质存在紧密联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让商品价格保持稳定,支撑提升生活品质,甚至外溢到全世界。今天西方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因为新质生产力威胁到它们的竞争力。如果中国为自己的发展找到制度的理论总结,持续补齐短板,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持续优化,各生产要素之间建立均衡关系,那么,对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都将是划时代的。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不断优化生产关系,对其进行合适调整,既符合生产力发展原则,也是反映生产要素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就是改造中国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就是对生产关系的持续改革,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动能。邓小平所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要持续改革和转型升级,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就是沿著同样道路继续推进工作,只不过他们是针对两个时期和两种生产力水平。
社会上大多研究经济的人往往对习近平在经济范畴的想像感到陌生,当年也是有不少人无法认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西方经济学或金融业者普遍认为,一旦经济增速减缓就应该采取刺激措施。相反,习近平应对经济的手段更多是结构性改革,而且是中长期的调整为主,短期修正为辅,用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持续对生产关系进行转型升级。然而,习惯了西方短期刺激的人认为习近平在应对波动时药不对症,甚至是见死不救。他们习惯了当年四万亿的大水漫灌,更重视市场短期表现和感受,将短期消费低迷曲解为结构拐点。对于坚持经济结构转型的中共而言,拐点是阶段性目的,是中国转型走向成功的表现,但也可能是市场感受最糟糕时刻。
美国长期「去工业化」,在过度「金融化」的路线上一去不回头。
什么是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更高层级的要素要求?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或习近平的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是必然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里,绝不应发生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孤苦伶仃,任由剥削。劳动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有不一样的存在,它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主体角色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中共的领导角色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具体化的统称。
国家治理存在多种形式。反腐败,制约资本无序扩张,调整房地产行业格局是防御性措施。中国制造2025,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培育人才及科教兴国等政策是通过结构调整改革生产关系的进攻性举措。近期经常被提及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就是国家治理引领科技和劳动进一步发展的证据。
习近平对生产关系最积极的改革是调整劳动在生产关系的作用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规划和实践。在二十大报告中,他将人才培育、科教兴国摆放到最重要位置,这不是简单强调教育改革,而是全面提升劳动力在生产关系中的引领作用,在生产要素排序中继续上台阶。新质生产力是创新与科技引领的一次生产关系转型,强调了劳动要素如何作用于生产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上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推动改变,继续发展非资本统领的生产关系,让新形成的生产力更好符合社会主义价值。
中国巧妙利用世界各国在全球化中追求发展效益的客观环境,发展了自己的生产力,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习近平上台之后,明确中国将积极和深度融入全球发展,为构建全球发展新格局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和中共明白时代潮流不可逆,更何况全球化完全符合中国的民族复兴需要,自然是积极支持者。
发展中国家一直受到西方发展模式的约束,不断寻求更开放的发展环境,中国经验为此打开一扇窗。疫情之后,全世界都注意到产业链分工的关键作用。就算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威胁」而畏缩不前,鼓吹脱钩断链,搭建小院高墙,全球南方国家都积极与中国对接,逐步形成极有竞争力的发展阵营。东盟取代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相互成为对方最大贸易伙伴就是最佳证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去年提出「新华盛顿共识」,一些人认为这是学习中国的产物,特别是在产业政策方面。
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开始,针对中国的「威胁」而畏缩不前,鼓吹脱钩断链。图为2018年4月4日,镜头下在美国加州长滩港J码头待处理的货柜。(Reuters)
习近平提出以三个全球倡议为核心的全新理论,发展倡议是其中的基础。他深信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全世界应该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习近平将中国发展与国际格局变化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准,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域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联系起来。他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说明以双循环为标志的新发展格局与全球发展倡议的相互依靠,没有开放的世界市场,人类巨大的生产力潜能还是无法挖掘。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重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合作?习近平认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有利于生产力规模的最大化,更好适配生产关系的全球均衡,让生产要素在全域范围寻找最优配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一国的安全不是安全,全球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发展是解决大多数国际争端的有效手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能通过发展化解其中的消极因素,发达国家以往仰仗的不公平经济关系,将会因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而被取缔。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通过新发展理念极大地发展生产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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