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吃紧的中国政府向企业和个人追缴欠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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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弥补巨大的预算缺口并应对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他们正在追讨数十年来企业和个人的欠税。

美联社(AP)星期四(8月8日)报道说，十多家中国上市公司表示，他们被追缴了数百万美元的欠税，这是政府为修复因房地产市场低迷而遭受重创的地方财政而采取的新举措，房地产市场低迷打击了土地租赁权的销售，而这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资料照片：北京郊区一个废弃的房地产项目。(2024年7月25日)

在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最近召开了三中全会之后，新出台的政策呼吁拓展地方税源，并表示应“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地方政府债务估计高达1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表外”或未列入官方估计的地方政府融资实体所欠债务。中共提出的300多项改革包括承诺更好地监测和管理地方债务，这是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之一。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专家质疑共产党将如何彻底履行改善税制和更好地平衡政府收入控制的承诺。

独立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罗根•赖特(Logan Wright)说：“他们没有努力解决现有的地方债务问题，也没有解决财政能力受到的约束。改变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享和支出责任是值得注意的，但他们以前也承诺过这一点。”

政府慌忙倒查拖欠已久的税款，这表明了问题的紧迫性。

中国维维食品饮料公司(VV Food & Beverage)6月份报告称，该公司收到了30年前的8500万元人民币(1200万美元)的税款账单。总部位于中国西部的藏格矿业(Zangge Mining)表示，该公司收到了两张追溯到20年前的税款账单，总额为6.68亿元人民币(9200万美元)。

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因为中央控制着大部分税收收入，只向地方政府分配了有限的资金，而这些地方政府支付了约80%的支出，如工资、社会服务以及对道路、学校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随着经济放缓以及COVID疫情期间“新冠清零”政策带来的成本增加，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经济学家们早就警告说，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他们表示，中国必须加强收税，才能在长期内实现预算平衡。

税务学者表示，在领导人习近平治下，政府削减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以争取支持、促进经济增长和鼓励投资--这这些措施往往有利于富人。据大多数估计，只有大约5%的中国人缴纳个人所得税，远低于许多其他国家。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不到9%，而且中国没有全面和全国性的房地产税。

财政部长蓝佛安对官方的新华社表示，最新的改革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资源和税收权力，调整地方政府的税收留成比例。

“中央政府在支出方面没有太多责任，因此不会感受到减税的痛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中国和国际税收政策教授崔威(Cui Wei)表示。

崔威表示，改革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如何实施，他对当局是否会落实增加中央政府支出的提议表示怀疑。他说，“这将需要增加中央政府的人员配备，这是一个‘组织架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支出问题。”

“我不会屏住呼吸等待它的很快到来，” 崔威说。

突如其来的缴税账单给一些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进一步损害了本已摇摇欲坠的商业信心。在当地税务局要求补缴某些化学品的5亿元人民币(6900万美元)税款后，浙江省宁波博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Ningbo Bohui Chemical Technology)暂停了大部分生产。为了应付当局追缴欠税，该公司正在裁员和减薪。

专家表示，这种征税方式很随意，一段时间内都很宽大，然后又突然严厉打击，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在恰恰需要企业进行投资或者招聘员工时，反而阻碍了企业发展。

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Chen Zhiwu)表示：“当企业主感到不安全时，中国的私人投资怎么会增长呢？经济放缓是不可避免的。”

国家税务总局否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倒查欠税的行动，因为这可能会暗示过去的执法不严。该税务机关上个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严格防范和查处违规征税收费行为”。

由于地方政府难以维持收支平衡，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设立由地方税务局和警方运营的“警税合成作战中心”来追讨欠税。美联社发现，自2019年以来，此类中心已在至少23个省份开设。

个人和公司都成为目标。根据对政府通知的审阅，过去几年，数十名歌手、演员和网络名人因逃税被罚款数百万美元。

网络直播名人薇娅于2021年因逃税被罚款13亿元人民币(2.1亿美元)。她道歉并通过支付罚款而免于起诉，但她的社交媒体账户被暂停，使她的生意陷入瘫痪。

政府寻求收入的手段并不仅限于税收。过去几年，地方政府因对司机和街头小贩处以高额罚款--就像芝加哥或旧金山等城市通过停车罚单赚取数百万美元那样--而招致批评。尽管高层领导承诺不再将罚款作为一种收入来源，但这种做法仍在继续，上海市民抱怨上海警方使用无人机和交通摄像头抓拍在等红灯时使用手机的司机。

外部专家和中国政府顾问一致认为，必须解决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但在习近平这位几十年来最专制的领导人掌权期间，决策变得更加不透明，让企业和分析师们猜不透，而既得利益集团则反对重大改革。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马丁·乔泽姆帕(Martin Chorzempa)表示：“他们的流程像隐士一样地封闭，外界很难知道发生了什么。”

北京一直不情愿拯救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担心这可能会让它们依赖救助。因此，中央政府只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介入，否则地方政府只能自己解决债务问题。

“中国有句俗话：救急不救穷”，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经济学家唐遥(Tang Yao)说。“你不希望他们依赖软钱。”

经济学家表示，这次可能需要干预，中央有承担更多债务的余地，因为债务占GDP的比例仅为25%左右，这比许多其他主要经济体要低得多。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非金融实体部门债务规模总额据估计几乎是中国经济规模的三倍，而且还在增长。

“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一个巨大的结构性解决方案，而这个解决方案并没有到来，”荣鼎集团的赖特说。“这真的没有办法绕过去。而且情况越来越糟，而不是越来越好。”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发自北京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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