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的采访：侥幸存在的《农村青年》（组图）

本文转载自炎黄春秋，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侥幸存在的《农村青年》

文革是“革”文化的“命”，不用说，也就是“革”文化的载体——刊物的“命”。到1966 年年底，除了《红旗》等几家刊物外，大批的刊物都先后停刊。有一份叫《农村青年》的刊物，居然办到1967 年底，发行量高达30 万份。

《农村青年》怎么会如此幸运？它原名《农村知识青年》，文革前由上海办的。中共中央华东

局成立后，第一书记柯庆施认为，未来是属于青年的，要有战略眼光，提出提高档次，由华东局宣传部来办。把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陈晓东调来任《农村青年》编辑部主任，把《大众日报》理论部主任郭嘉复调来任《农村青年》副主任。重要稿子还要报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和副部长吴建审阅。

文革开始，草木皆兵。也许是读者对象比较诚实的缘故，没有人来造《农村青年》的反。毛泽东提出“中央局不可夺权”。有的中央局夺了权，没几天又悄悄地还了权。文革前华东局机关管收发的只有一个人，接访的也只有一人，上面还有个组长，总共三个人。文革开始，整个机关几乎倾巢而动搞信访，编出二十多个接待站还忙不过来。在属于“不可夺权”单位领导下的《农村青年》，便得以多活了一阵。

文革前，华东局从未挂过牌子，很少有人知道华东局的组、宣、农、纪等部门在高安路19号。文革中高安路19 号被人晓得后，我们连夜把别处的篱笆搬来，把《农村青年》的小黄楼与宣传部的大楼隔开，再搬开花园另一角的篱笆当大门，从衡山路进出。这样，《农村青年》编辑部便成为“世外桃源”。19 号有来自华东各地的人进进出出，人山人海，小黄楼万籁俱寂，平安无事。

当时部领导无法到原来的办公室办公，可是，无“公”好办也要办。吴建副部长天天来衡山路《农村青年》上班。时势能牵着人的鼻子走。在“造反”空气弥漫的时候，华东局的干部坐不住了。有一天，吴部长又按惯例来《农村青年》。一进门，不再是“早上好”，而是“打倒吴建”，以示与吴建划清界限。吴建似乎也预料有这么一天，听到“打倒”自己也只不过收敛了往日的笑容，很平静地站着听完口号声以后，又到往日的位子上坐下看报。

造反是要花费精力的。《农村青年》谁来办？为了做到造反、办刊两不误，成立了一个以周挺南为组长的“生产组”。我也忝为组员。当时正流行“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我对同事们说：“你抓革命，我促生产。”

险些因为把沙溪与方巷作比较而惹祸

文革前江苏有两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典型：一个是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一个是邗江县方巷公社方巷大队。前者是叶群抓的点，后者是上将张爱萍抓的点。在宣传上，有关方面明显擡高叶群的点，压低张爱萍的点。下面了解情况的人有议论。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说：“沙溪顾阿桃那样画图背书是图腾。”

我先去了方巷。这里气氛热烈。男女老幼都能说一些毛主席语录，儿童团长对毛著熟得超过她的年龄，滔滔不绝。方巷群众做好事的现象很普遍，助人为乐成风。张爱萍在这里很多工作都是亲自动手。群众称赞他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在方巷我多处看见张爱萍亲自在泥墙上用石灰写的毛主席语录，亲自给社员上课，自己出钱买树苗植树。方巷是把学毛著同学文化相动乱年代的采访结合，张爱萍亲自编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识千字》，小小的72 开本，牛皮纸封面，装帧极为简单。

接着，我又去了洪泾。“五一六通知”下达不久，林豆豆在《人民日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题为《向阳花开》的长篇通讯，介绍洪泾大队沈玉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沈玉英是初中毕业的女青年，患有截瘫，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天“狠斗‘私’字一闪念”，都记在日记里。这样的人正是

《农村青年》当时应当宣传的对象。1966 年仲秋周挺南便带了我去采访。1965 年叶群、林豆豆母女都住在沈玉英家附近，著名的顾阿桃也在这个公社。本来叶、林母女都用化名，农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叶、林说：“你们真像是母女俩。”叶群也很机灵，马上把豆豆拉过来，说：“我是喜欢这个小战士。”没有不透风的墙，在1966 年四清结束前，他们都公开了身份。

叶群树的典型顾阿桃不是青年，不是我们采访对象，我只见过顾阿桃一次。见她时，她向我讲了1966 年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情况。我现在脑子里所记的，同有些报刊上所写的不太一样。我记得的是，顾向叶群主动提出：“我要见您‘小官人’（太仓土话，小官人指丈夫）。”叶群说：“他忙！”顾阿桃说：“见不到你小官人我就不走。”叶群只好把她领到家里，见了林彪。顾见叶群家里只有两个箱子，问叶：“你们冬天的衣服呢？”顾的意思是，两个箱子是装不下棉衣的。叶群说：“冬天的衣服还没发哩！”顾据此说林彪生活简朴。

文革后，在文章里看到，叶带顾见林的屋子是警卫室。我去了好几次洪泾。通过对沈玉英的了解，一方面感到沈玉英确实不容易，已经瘫到了胸部，还那么坚强。另一方面也隐隐约约觉得林豆豆的文章多少有点拔高。就在这时候，沙溪有人给《人民日报》写信，指出林文有失实之处。结果，回信的不是林豆豆，而是工作队里的一名空军军官。

毛泽东接见顾阿桃

沈玉英把这封信给我看了。回信人检讨了自己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回信人的书法很好。看完了信，我产生了异样的感觉：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年纪轻轻就由人代笔，好不好？即使不是你写的，署了林豆豆的名字，出了事你怎么不出来说一句，却要别人代为检讨？这点小事都不出来担当，像话吗？我本来对他们一家都很敬重，知道了这类事，开始打了一点点折扣。

因为之前去过方巷采访，深感洪泾在普及、在学文化这两点上不如方巷。我便给张爱萍写了信，赞扬和支持方巷把学毛著同学文化相结合的做法。张爱萍回信指教我如何当好记者。他是用毛笔在红色竖格的信纸上写的，每行第一个字都高出格子之上。接着，我又写了“内参”，有一点赞方巷、贬洪泾的意思。我拿给一位信得过的领导先看。他第二天对我说，把我写的内参和张爱萍给我的回信烧了。这时已有人议论上边“打倒张爱萍”了，我还不知道。领导这样做是怕我惹祸，完全是出于对我的保护。

“一月革命”前后到杭州采访全国劳模扑了空

1966 年底，从报上看到杭州近郊有位全国劳模，又是全国人大代表，人不错。我向领导提出：“我就近跑一趟吧！”领导同意。我元旦一过就一个人去了。到杭州，靠朋友小周夫人的面子住进大华饭店，小周夫人是饭店翻译人员。这饭店一般不对外，只有领导人才能住。

他们告诉我：饭店餐厅屏闭，任何收音机在大厅里都接收不到广播。在这种高级地方，我不敢破费，住工作人员房间，吃毛泽东接见顾阿桃职工食堂。住下后，我兴致勃勃地去采访全国劳模。哪知风云突变，劳模挨斗了。原因是浙江在一两个月前揪斗省委书记江华时，江华在劳模这里藏了一天。保护首长，这在过去是爱党行动，模范行为，可如今就是“保皇派”了。

公社造反派没让我见劳模，还好没怀疑我是特务。在我提议下，他们带我看了制茶工艺流程。让我开了眼界。只记得茶农在热锅里搓、揉茶叶时，手心烫得绯红，很辛苦。采访不到劳模，也不想马上回沪抓革命，我又在大华多住了几天。

在这几天里，见闻颇丰。一是听说江华的夫人自杀了，让人震惊。接着又看到几张丑化她死的漫画，看了让人冒火，让人落泪。江华也是华东局书记。我知道，江华夫人是省法院的领导，外柔内刚，风骨峭峻，怎么突然自杀了呢？她是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才走这绝路的？

二是听说新华社浙江分社领导自己把手指剁掉了，说是决心不再写了，免得再被人捕风捉影，含垢忍辱挨批斗。三是在大华草坪上看王芳挨斗。大华归副省长王芳管。多年来，中央首长住大华全由老公安王芳安排。来的都是头，不管谁来大华，王芳都精心照顾。如今把头儿分成了“红与黑”。他关心“黑”的就是罪，关心“红”的只字不提。

“黑”的夸王芳就是“勾结”，红的赞王芳被扔在一边。批斗会只有几十个人，我这局外人站在最外圈，只听外圈的人讲：“跳得最高的是王芳最爱保护的。”我听了这话如五雷轰顶。残酷斗争莫不是人际关系的搅绊机、粉碎机？暗暗思考：是不是因为先有了“关系密切的就是‘保皇’的”逻辑，才导致为了撇清保皇，“关系密切的”就是斗得最狠的惨像。

后来，随着文革“斗、批、改”的推行，不断地看到“亲者狠”，看一次想一次王芳。四是站在马路上看美术学院教师游街。美院离大华比较近，他们游街要路过大华。大画家们都穿着蟒袍，戴着乌纱帽。马路旁边看热闹的人会指指点点讲出大画家的名字。我的家乡萧县是著名的书画之乡，我尚能知道浙美几个画家的名字，但是毕竟不曾谋面，都不认识。看大画家游街，又好气，又好笑。从文革后的观点看，当时的“笑”是不对的，是幼稚可笑的。大画家们在游街时，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相视而笑的。

他们不是京剧演员，也没做过三品、五品大官，谁穿过那玩意儿呢？如今忽然成了“王侯将相”，被人批为“保皇派”，这难道不让人流露出“苦恼人的笑”吗？不过我想起一件事，马上收敛了笑容。浙江美院老院长刘开渠是我表舅，早已调北京了。如果不调走，会不会也……看游街的人当中，有人说，“上海搞了‘一月革命’。杭州是紧跟上海搞夺权”。第五件事更离奇了。一天晚上，一位美女来到我房间，自我介绍说：“我是大华的小会计。”

邓伟志

我想起，好像在职工食堂见过面，我说：“见过，见过。”她说：“我看你和张翻译（即小周夫人）很熟，又是记者，人和气，所以敢来请教。”她继续自我介绍：“因为我会跳舞。中央首长住大华，我都要陪中央首长跳舞。现在他们叫我交代与‘黑帮’的关系，揭发黑帮的黑话，还不许我回家，叫我全部交代。

我除了毛主席没见过，会跳舞的中央领导都见过。跳舞时就讲些客套话，谁跟我们这号人讲黑话！我真不知道哪些该交代，哪些不该交代，只好向你请教。”她紧皱双眉，一副可怜的样子。我劝她别难过，请她慢慢讲一下她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她讲了很多，我帮他出了些点子，叫

她只讲已打倒的，对没打倒的绝对不能提。尽管我对当时的“打倒”已经有了一点想法，希望不以一眚掩大德，但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想法，更是“不足与外人道也”的想法。她说，那么多舞伴，她苦就苦在不知道谁被打倒，谁没被打倒。她提到陈伯达，个子矮，不会跳，很难看，还不讲卫生，讲话也听不懂。我提醒她：“陈伯达你千万不能讲。他正红着哩！”

会计游街回来给刚生出的儿子起名“文游”

听说安徽合肥郊区的杏花村大队的会计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好事，乐于助人。1967 年初秋，我们急忙赶到了那里。举目一望，碧水萦回，天光云影，庭草碧绿，心情顿觉舒畅。这让我马上想起孟子的一句话：“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江淮风光就是好啊！想不到一跟社队领导交谈，方知情况变了，刚才的兴致一扫而光。

这会计大概是说了句对中央领导不十分尊重的话。什么话？公社领导没明讲，我们也不便问，因为“防扩散”。在我们到杏花村的前几天，被拉出去游过街了。听了介绍，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昨天是标兵，今天变成了“敌人”，转速是何等之快哟！我默默地在心里背诵古诗中的又

一句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会计游街回来以后，他妻子生了个大胖儿子。给儿子起什么名字？会计灵机一动，就叫“文游”吧！文化大革命中游街之意也。

在英雄李文忠的部队和家乡

1967 年8 月6011 部队李文忠在江西“支左”时，忽见一群红卫兵在赣江落水，他奋不顾身，跳下去救人，接连救上来5 人，自己已累得四肢无力，面色仓白，又看见还有一名红卫兵在水里挣扎，他再去救时，自己牺牲了。李文忠所属的6011 部队原来在山东，李文忠的家乡也在山东，《农村青年》便派我与冯德印去山东采写李文忠在山东的表现。

我们先见了魏伯亭军长，后见孙好贞师长。孙师长拿起枪能打敌人，拿起笔能写文章。他讲了不少故事给我听。那时候国家还很贫困，他想招待我吃水果，市面上的比较贵。身处苹果之乡的他，自费到苹果园买苹果给我吃。

离开师部后，我接着又到潍县李文忠的村上。众口一词，都夸奖李文忠参军前也很优秀，勤劳，刻苦，肯帮人忙。这个村因李文忠而出名，来学习的人很多。地区派一位刚刚解放出来的地委老宣传部的王副部长搞接待。王部长很内行。当时在由谁宣讲李文忠的问题上，有的建议由李文忠的妻子去，有的建议由李文忠的父母去，众说纷纭。

王部长出面分析，很有分寸，大家就听他的。李文忠有个女儿，名字是李文忠起的，叫“阿华”。本意是“爱我中华”。可是，有个邻居有点文化，也是村干部，硬是说：阿华是阿尔巴尼亚与中华。王部长吩咐，不要随意发挥，原来是什么就说什么。

一天黄昏，我在与王部长两个人在田野里走时，他讲了个能把人吓掉魂的故事：潍坊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干部装在麻袋里往海里扔。他和几个干部也被装在麻袋里了，也运到了海边，但是尚有几个人没被扔到海里，他是幸存者之一。这让他得以活着在这里跟我说话。

就在我准备提笔整理李文忠参军前的模范事迹时，《农村青年》来电话，说机关分成两派了，杂志不能办下去了。再办，就被说成“抓生产，压革命”了。我听了很伤心。两派的人都比我能干，都对我很爱护，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呢？我再一想，他们是因为“抓革命”抓出来的矛盾，我前一段时间没介入，回到机关我入哪个派呢？茫然，怅然。能不能不入派呢？

可是，在1967 年那种环境下，生产也撇不开“革命”。我外出组稿、写稿，也是“左”得出奇，做的错事多，好事少。我说林豆豆写沈玉英“拔高”。其实，在我写的报道里，也有拔高，也有“穿靴戴帽”。当时社会上对我们这种人有个温和的讥讽：“戴眼睛，夹皮包，会总结，会拔高”。

本文转载自炎黄春秋，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