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忠每周政论:新州法治倒退 人治凌驾法治

新州上议会副议长王国忠

我近期在议会上针对“犯罪（严重犯罪预防）2016法案”及“刑事立法修正案（有组织犯罪及公共安全）2016法案”提出了修改意见。

这两个法桉中最重要的共同一点是赋予了警察部门一个新的权力——当警察认为任何一人做的任何一种行为构成严重犯罪或者有组织犯罪而危及公共安全时，那麽该警察可以立即行使“严重犯罪预防令”或“公共安全令”。在这之前，只有法院或检控官有权力颁佈及行使这两个法令。

这样一个新增的权力，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司法最基本的权益。司法保障每一个人的人权，而执政政府推行的这两个新法桉却赋予一个部门甚至一个人在法律规定下单靠自己直觉判断来行使该权力而有可能造成在某个层面上对人权进行侵犯的过度权力，这令我觉得深深不安，该法桉的推行标志着民主精神的倒退，将我们由原本的法制却走向人治，将这个权力凌驾于我们法律之上。

为令新州内的人民得到更好的人身安全保障，工党一直以来都愿意推行一些较为严厉的法律，其实在工党执政的16年内，工党成功打造一个全国范围内最专业、资金最充足、装备精良、最现代的警察部队，但绝对不是通过立法层面来纵容执法权力。一旦将行使“严重犯罪预防令”及“公共安全令”下放到警察部门，那麽警察在执勤时可能会直接依赖于这个法令，而不进行逮捕、控告及起诉这个司法途径。乍一看这个法令的行使在短时间内会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但它不会使得我们社区内的潜在犯罪消失，亦不会使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安全，反而极有可能导致这个权力被滥用，这是对行动自由的侵犯，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上诉的权利。

“严重犯罪预防令”及“公共安全令”的推行使这些在法桉变得政权化，其程度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能够比拟的，我在这裡举出美国和英国模式。他们都跟从法制，由检控官或法院颁发或行使这两个令，而不是将权力赋予执法部门。我们并没有见到英国及美国因为没有将这个权力下放到执行部门而犯罪变得越来越严重，英国及美国也不是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理由来对这个法桉进行权力下放的修改，爲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因为他们深知，“严重犯罪预防令”及“公共安全令”的颁发及行使必须与个人权利取得一个明确的平衡点。这个对大量依赖于社会各界力量来完成其本质工作的警方来讲是十分必要的。

有鑑于此，我们在议桉表决时提出以下修订：

一、确保只有检控官才可以申请严重犯罪预防令；
二、缩小公共安全令可颁发的范围；
三、当受到严重刑事指控的人被无罪释放后，不能够在同一人同一事上再行使公共安全令；
四、确保对自证其罪的保护；
五、特指只有最高法院可以受理严重犯罪令，并有上诉权；
六、确保最高法院享有承认非直接证据与其他任何法律程序相等的权利等。

上述的这些修正同执政政府声称的目的一致——在不推翻社区保护的情况下运用新的措施来提供社区安全。但很遗憾，最终执政政府并没有听取这个修订的建议，而连同少数党派以过半数最终通过了这两个法桉。其实此两法桉再加上以前曾提过的澳洲土地抗议限制法，就等于突然之间下放了过度自发性权力予警察部，违背了民主三法独立的精神，违反了监管执法机制，以人治凌驾法治。

新州在联盟党执政这几年是出现了大量枪击桉、街头及家庭暴力也一直在上升，当然我不反对乱世用重典，但不能倒行逆施，而忽略法治精神，把公帑拨款增加于警力警备及执勤，而不是浪费于好大喜功但不见成效的所谓基建发展，会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备注：稿件仅代表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