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少年邓俊贤之死：被修正的美国梦（图）

华裔美国少年邓俊贤之死（二）：致命的仪式

邓俊贤曾刚进大学时，希望加入亚裔兄弟会得到归属感。然而，两个月后，他却在该群体中遭凌虐致死。那些涉嫌凌虐他的兄弟会成员已被起诉。

华裔美国少年邓俊贤之死

“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大体上没什么意义的说法。没有谁是说亚裔美国语长大的，没有谁和自己的亚裔美国家长一起吃亚裔美国食物，也没有谁回到自己的祖国亚裔美国去朝圣。邓俊贤以及他在兄弟会的朋友出身于华裔家庭，成长于皇后区，与我毫无共同之处——我在韩国出生，在波士顿和北卡罗来纳州长大成人。但我们基本承受着一些共同的刻板印象——虎妈，音乐课，不经审视的通往成功之路——不管它们被如何定义。我发现，自己作为韩裔的成长经历，与美国的犹太及西非移民的子女，而非中国和日本移民的子女更为相像。我和后者唯一的共同点是心怀同样的焦虑：我们中如果有一个被按在墙上，接着极有可能轮到另一个人。

歧视真的是把亚裔美国人联系起来的东西。早期的一些致力于亚裔美国人研究的学者，出自第三世界解放运动阵线(The 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那是一个与大学校园内主要着眼于欧洲裔美国人问题的倾向相对抗的组织。当亚裔美国研究项目于1970年代初开始在加州开枝散叶的时候，其课程源自关于压迫的个人叙事，以及通过发掘共通的艰辛而形成的团结一致。1971年出版的《根源：美国亚裔读本》(Roots: An Asian-American Reader)，是最早一批被提供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裔美国学生的教科书之一；其编辑曾写道，英文书名中的“Roots”，并不是指某种共同的亚洲血统，而是指“美国亚裔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

给亚裔美国人身份下定义的项目原本主要以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以及一些西海岸大学为限，直到1982年。那一年，在底特律一家汽车工程公司工作的陈果仁(Vincent Chin)，被一群暴徒殴打致死——那些人把美国汽车市场的滑坡归咎于来自日本人的竞争。当行凶者仅被处以缓刑及3000美元罚金的时候，抗议者纷纷涌上美国诸多城市的街头，进而催生出泛亚裔的团结。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如果进口自日本的汽车可以让身为中国移民之子的陈果仁被杀，那么“亚裔美国人”身份的概念就有其影响。

“他的死亡是一个重大的觉醒时刻，”韩裔美国电影导演、前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成员崔明慧(Christine Choy)对我说。“这件事刺激了很多人，他们表示无法再忍受下去，不能就这么放任自流，必须有某些立法或政治要求。”

陈果仁去世之时，美国大学的人口构成刚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通过之后涌入美国的上百万亚裔移民的孩子长大了。从1976年至2008年，被四年制大学录取的亚裔美国学生的人数增长到原来的六倍。这些年轻人中，有很多人毕业于相同的精英学校，去相同的教堂，在相同的补习班上学习，但从来没人跟他们解释他们的亚裔身分，至少是没用多文化学术界的规范语言解释。

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关于平权法案的国家辩论的中心。在80年代中期，学生和教授开始指责布朗大学(Brown)、斯坦佛大学(Stanford)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等精英大学用配额限制亚裔学生的数量。在那些大学否认这些指责之后，校园里掀起了一场运动，要求设立更多亚裔美国研究课程，以及亚裔美国俱乐部、学生组织和社交俱乐部，最后，还有兄弟会。这场争论仍在继续，而且依然激烈。2014年，反对平权法案的一个组织起诉了哈佛大学，指控它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美国学生。这起诉讼至今没有结果，它启发一个由64个亚裔美国组织组成的联盟在次年对哈佛提起诉讼。本月，司法部公布了一份备忘录，表明该机构计划调查2015年的那起诉讼，这两起诉讼也因此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崔明慧和雷妮·田岛-佩尼亚(Renee Tajima-Peña)于1989年执导的纪录片《谁杀死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在美国各地的亚裔美国研究课堂上播放。在之后的十年里，一种集体身分逐渐形成，它植根于陈果仁的死以及对平权法案的争论，但是对那些以华裔、韩裔、日裔和菲律宾裔身分长大的人来说，这个集体身分依然显得陌生。不管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私下的日常谈话中，这个词都不准确，而且只局限在学术界。到了90年代初，洛杉矶的骚乱将亚裔美国人推上了全国的舞台，关于“根源”的热烈讨论已经基本上被一种畏缩的、学术性的恐惧症所取代，它试图弄清为什么亚裔的店铺——尤其是韩裔的店铺——会成为暴徒打击的对象，但它没有提问的平台，也缺乏提问的信心。

现代亚裔美国兄弟会诞生于80年代的抗议，以及亚裔美国学生在校园里日益感受到的孤立。获得全国亚太及印度美国大学校友会协会(National Asian Pacific Islander Desi American Panhellenic Association)认可的18个亚裔美国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中有16个是在1990年至2000年创立的。它们的宗旨声明承诺“塑造成功的领导者”，服务社会，以及唤醒“社区意识”。这些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的讯息惊人地相似——团结起来，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用兄弟姐妹情谊建立专业高效的校友网络。入会仪式往往是宣传模糊的泛亚洲身分，这个身份反映出亚裔美国学术研究与活动的历史，但是由于多年的冷漠，它的迫切性已经慢慢消失。

1994年，也就是邓俊贤的父母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那一年，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的11名学生成立了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Pi Delta Psi)的第一个分会。到2000年，该兄弟会已在四个州的11所大学设有分部。最初，兄弟们用自己在亚裔美国研究课程中学到的零星知识拼凑出一个宗旨。每个兄弟会分会的“教导员”都为宣誓入会者设计了一个课程。有几周会用于研究一些可以想见的话题，比如民族食物或亚洲国旗的起源，但重点主要是在亚裔美国人经历的种族歧视案例上。在过去20年里，每个分会的课程都略有改变。比如，在一个“环节”（这是兄弟会对教育活动的称呼）当中，入会者要研究陈果仁被害案，并撰写报告。另一个环节的重点是洛杉矶骚乱以及它对韩裔小生意人的灾难性影响。大约就是在邓俊贤被害那个时期，兄弟会还计划推出一个关注陈宇晖(Danny Chen)之死的环节，陈宇晖是一个来自曼哈顿中国城的年轻人，在军中遭受捉弄后自杀身亡。“有点像获得期中学分，”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校友莱克斯·恩戈托(Lex Ngoto)对我说，他现在在银行业工作。“我们甚至会在教室里开会，领取作业和报告。然后兄弟们会给我们做测试，如果我们有问题答不上来，就得做俯卧撑。”他还说：“最后，我很感激它。我高中时就跟亚裔孩子一起玩，但我们并没有真正觉悟到其中的意义。了解我们——我是指亚裔美国人——的遭遇之后，我看清了很多东西。”

我采访的很多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校友都表达了类似的感触：通过了解共同的苦难史而产生亲情，通过教育获得觉醒。他们也提到了那些宣誓环节，听上去更像典型的戏弄新生活动，有时甚至只是可笑而无害的。他们总是穿着黑色汗衫或军装，进行信任背摔、寻宝搜索等活动，还有一个环节叫“分开与征服”——在这个环节里，几名入会者被送到不同地点，不许带手机，然后根据指示，在一个预定的会面地点找到彼此。在正式成为兄弟会成员之前，入会者要经历“地狱般的一周”，不能睡觉，还要背着通常装满砖块、混凝土块或保龄球的书包。

不是所有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入会者都经历了深刻的种族觉醒。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分会的一名前成员告诉我，他对这个兄弟会的文化课程怀有矛盾的感觉。“这个兄弟会声称他们想提高亚裔美国人的觉悟，但那全是瞎扯，”他说。“实际上就是玩乐，然后感觉你好像属于什么组织。”我采访过的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校友都表示，俯卧撑是最常见的一种体罚。布法罗分校分会的那名成员回忆，在他的入会仪式上，他被蒙上眼睛数小时，还被推进垃圾堆。所有人都回忆曾在一个被称为“玻璃天花板”的仪式中遭到殴打。

2013年12月一个阴冷的上午，邓俊贤准备打破“玻璃天花板”，他穿着黑色帽衫、黑色运动裤和军靴。他的背包里有一瓶水和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他对亚裔美国人遭受压迫的一些想法。

之前一晚，邓俊贤和几名同学从纽约市开车来到波科诺斯市唐克汉诺克镇，这里是一个小小的社区，他们进了坎德尔伍德大道上的一栋房子，这里整个周末都被租了下来。它宽敞朴素，这种空旷的风格在不缺土地的小镇很常见。平坦的后院里长满了草，四周种着一排单薄的小树，邓俊贤和另外几位入会者将在这里举行加入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仪式。

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Baruch)和皇后区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年长的兄弟们在半夜陆续到来，邓俊贤和其他入会者给他们上菜，发牌，并且开始举行兄弟会的一些入会仪式，包括匍匐穿过庭院的“巴丹死亡行军”——这是一种亚裔团结活动，用来让入会者体验日本皇军对菲律宾战俘的折磨。

在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兄弟们聚集起来举行玻璃天花板仪式，它是该兄弟会最重要的一个仪式，也被称为严酷考验(Gauntlet)，简称“G”，每个分会的形式略有不同，但大致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入会者被蒙上眼睛，同指派给他的“大哥”（一个年长的兄弟会成员）分开，他们中间隔着一排胳膊挽在一起的兄弟。这道人墙主要是象征着被迫接受亚洲男人软弱、爱拍马屁的美国偏见与实现辉煌成功和男子气概之间的那道障碍。大哥呼喊入会者（也就是“小弟”）的名字，入会者把胳膊抱在胸前，向着大哥的声音走去。他很快会撞到兄弟们的人墙上，他们会说他是“中国佬”、“东方佬”以及他们能想到的任何种族歧视蔑称。咒骂大约持续十多分钟。在第二个阶段，入会者被指示冲过兄弟们组成的人墙，而他们会轮流把他推回起点。第三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没有很大差别：宣誓者依然被蒙着眼睛，向着大哥的声音走，但这次，他不是被推回去，而是被打倒在地，在有些分会，甚至会对入会者擒抱摔打。一旦入会教导员认为入会者受的苦已经够了，就会叫停，然后可能会问他，你为什么不叫兄弟们帮忙呢？

我不知道要去求助，入会者这样回答。

向你的兄弟们求助吧，入会教导员指示。

入会者要求帮助。他的兄弟们在他身后站成一条线，以整齐划一的动作庄严地指导他到他的“老大”那里去。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入会者应当想念他的父母、思考他们身为移民所作出的牺牲，他们曾面对的羞辱，以及亚裔在美国生活所面对的隐形压迫。那些推搡、摔打和种族主义的辱骂意在从肉体层面体现他们的斗争。在最后一段路上，所有的兄弟会成员将入会者引向他的“老大”，这是为了教导他，与亚裔同胞团结一致是他在白人世界中取得成功的唯一希望。

正式来说，邓俊贤入会时遭受的这种摔打是不被全国兄弟会允许的。派-德尔塔-普赛的律师称其为“直接违反兄弟会的政策”。但是，来自几个不同学院的前成员都告诉我，“玻璃天花板”在这个兄弟会的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邓俊贤去世时，丹尼尔·李担任巴鲁克学院的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会长，他对法庭讲述他们在该校如何实施这个仪式，他说，“在现实中，”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全国领导人“知道发生着什么”。

邓俊贤在最后一堂入会课上接受了玻璃天花板的考验。他通过了前两个阶段，但在第三个阶段中期，他在遭到一次摔打攻击之后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然后，根据丹尼尔·李的证词，入会助理肯尼·关从10到15英尺之外全速冲向邓俊贤，把他撞倒在地。这一次他没能站起来。

丹尼尔·李当时21岁，后来他告诉检察机关，邓俊贤倒下后发出了“呻吟声”。据丹尼尔·李的证词，当时21岁的入会教导员谢尔顿·王扶起邓俊贤，在其他人帮助下把他带进租来的房间。邓俊贤的“老大”，当时23岁的查尔斯·黎告诉探员，邓俊贤的身体“直挺挺的，像木板一样”。兄弟会的成员们脱下他那被霜雪浸透的潮湿冰凉的衣服把他放在壁炉边，给他盖上毯子。根据警方的时间表，凌晨5点05分，一名兄弟打电话给当护士的女朋友，问她是什么情况可能导致邓俊贤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八分钟后，另一名兄弟用谷歌搜索了“清醒”和“不清醒”。凌晨5点55分，一个名叫雷维尔·邓(Revel Deng)的兄弟会成员四次发短信给朋友，询问关于他祖父从楼梯上跌倒后去世的情形。在此期间，身在波科诺斯的30多名兄弟会成员中没有一个人呼叫救急号码。根据一份对探员做出的口供，之所以没有人叫救护车，是因为有人查询费用之后，觉得价钱太高。

凌晨6点左右，谢尔顿·王、查尔斯·黎和另一名兄弟将邓俊贤带到盖辛格怀俄明谷医院急诊室。不久后，邓俊贤的母亲于上午6:42接到医院电话，通知她她的儿子正处于昏迷状态，问他是否有药物过敏。医院也联系了当地警方。

查尔斯·黎在医院等待“小弟”的消息期间开始发送短信，警察后来发现了他发给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全国会长孟昭安(Andy Meng)的消息，孟昭安的姐姐孟昭文(Grace Meng)是代表皇后区第六选区的国会议员，该选区主要由亚裔构成。上午7:25，查尔斯·黎给雷维尔·邓发短信：“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在医院里，查尔斯·黎告诉一个探员，他和一个全国兄弟会的兄弟联系过；他电话中的短信表明，孟昭安鼓励他们隐藏兄弟会的物品。

孟昭安的律师迈克尔·A·文特雷拉(Michael A. Ventrella)表示，孟昭安一直与警方合作。“他当时不在现场，”文特雷拉说，“是事后才了解相关情况的。在他的管理之下，兄弟会之前已经发布了严格的准则，禁止发生这种行为。”（雷维尔·邓、查尔斯·黎和雷蒙德·林拒绝为本文置评。）

第二天早上，邓俊贤在母亲陪伴之下去世。后来一名法医病理学家确定他死于头部多次创伤性损伤，而且治疗的延误对他的死亡“产生重大影响”。

华裔美国少年邓俊贤之死（三）：被修正的美国梦

2015年11月末，派-德尔塔-普赛(Pi Delta Psi)兄弟会成员的第二个开庭日在距孛可诺松林区(Pocono Pines)25分钟车程的斯特劳兹堡(Stroudsburg)举行。关、林、王三人都穿着似乎是一个月前穿的西装，陪伴他们的是同样坐立不安的律师团队。不久后，穿着监狱灰色衣服、戴着手铐的查尔斯·黎(Charles Lai)出现了：他的家人没能成功将他保释。他几乎有些过分殷勤地对兄弟们点了点头，似乎是想表示歉意，但他在诉讼过程的开始一直都只是专心地盯着远处的墙。一名警官对他们掩盖证据的罪行作证，律师团队提交了几项动议，随后检察官办公室让现已是派-德尔塔-普赛前任主席的丹尼尔·李(Daniel Li)起立。在一小时结结巴巴、磨人的证词中，李说他看到了林、黎、关三人相继抱住并摔倒了邓，使他在最后一击之后陷入了昏迷。当所有人都在苦思冥想该做什么的时候，李说，他已经睡下了，错过了整个掩盖证据的过程。

李证实称，四名剩下的兄弟瘫坐在椅子上，盯着自己的手。当所谓的“叛徒”采取立场的时候，法院中并没有上演黑社会电影中的那种戏剧场面；没有人盯着李，也没有人怒气冲冲地与律师密谈。相反，法庭内弥漫着尴尬的沉默，一部分是因为如果不是检察官再次提示他，他可能也答不上来，同时也是因为一个有关团结一致的谎言在这些年轻男子面前揭穿，他们之前竟然愚蠢地相信了这个谎言。因为李配合指证了四名兄弟，宾夕法尼亚州减轻了对他的指控，不再包括谋杀罪，同时也推迟了他的审判程序。

2016年5月的一个周日造成，一名叫Rekstizzy的韩国说唱歌手朋友给我发了一则短信。Rek是他更为人知的名字，他在皇后区长大。和邓俊贤一样，他也是从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Science)毕业。现在Rek住在洛杉矶，运作着一个旨在从所谓的另类右派手中夺回名为佩佩(Pepe)的卡通青蛙的运动。但他最初是在2012年联系我的，当时还是林书豪(Jeremy Lin)在纽约尼克斯队(New York Knicks)短暂的神奇巅峰时期，他已经是皇后区亚洲人的代表了。这包括了一个亚洲人的文化博客——美国人将其称为Gumship，还有一系列YouTube视频，Rek在其中向禁欲的男性介绍像Hello Kitty一样可爱的产品可带来的乐趣。Rek在宾汉顿大学(Binghamton)上学期间，曾考虑过加入派-德尔塔-普赛，他在短信中告诉我说他当时正在拉斯维加斯跟几个“兄弟会的兄弟”参加派对。其中一人向他透露说他被控谋杀，他感到非常彷徨无助。这个人正是肯尼·关(Kenny Kwan)，他就是在法庭掉下眼泪的派-德尔塔-普赛成员。

几天后，关从布鲁克林的家中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听说一名亚裔作者将要从亚裔的角度撰写这个案件。他停顿了一下，问我是否认识作者能写出一篇关于他的故事，其中不带有对亚洲人的偏见。我告诉他说，我非常愿意跟他交谈，但我也想说清楚：我并不是要写一篇使他和他的兄弟免罪的文章，在给我回电之前，他需要先跟律师谈谈。在过去一年，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想关说的“亚洲人的角度”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要求公平，还是在要我选边站？

关并没有给我回电，但他并不是唯一一名想着与我交谈是否会有价值的巴鲁克学院的兄弟。几个月前，我在下曼哈顿区谢尔顿·王(Sheldon Wong)律师的办公室会见了他。王又高又帅，颧骨突出，当他感到不安的时候，他翘起的嘴会抽搐。在孛可诺传讯期间，当王的兄弟们扭动、耷拉着头，尝试盯着勇敢的面孔的时候，王则一直盯着地毯上的一处。在和王会面的时候，王一直在似乎是紧张和安静的诚挚之间切换。在那些更真诚的时刻，我可以看到为什么他可以担当宣誓教员的原因——原因就是，他说，他妈妈一直鼓励他以心理学家作职业。

他的生活，至少在表面上，和邓俊贤没什么差别。他出生在法拉盛，但童年早期在皇后区的牙买加区里一个以意大利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度过。他的母亲在青少年时期从香港移民到纽约，在王5岁时，她离开了他的父亲，一名建筑工人，他们俩搬到了法拉盛，她在那里做餐厅服务员。“我在牙买加的时候，大多数朋友都是那个社区的意大利孩子，”王说。“当我们搬到了法拉盛，那里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亚洲孩子。我还是仅有的那些其中一个。我的朋友主要是黑人和拉美裔的——我当时会和周围的任何人一起玩。”

王去了皇后区贝赛的185中学读书，距离邓俊贤童年的家仅几英里远。“亚洲孩子总是一起玩，”王说。“小团伙是根据种族和课外活动——体育、社团什么的来划分的。随着时间流逝，我注意到孩子们越来越难走出小圈子，和不同种族的人交谈。”他继续用一种谨慎，几乎文绉绉的方式说：“我知道纽约被认为是一个大熔炉，但如果你来自皇后区，那里更像是一个气泡。你所遇见的人和你自己非常相似。”

在巴鲁克学院读一年级的时候，一名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新信徒”（指新加入的兄弟）接触了王。因为巴鲁克学院的通勤-学生文化，更多学生和来自同一城市和高中的朋友社交。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招揽策略是找到所有符合条件的男生，甚至包括非亚裔的学生，邀请他们加入。王参加了一次会议，和那里的几个男生相处得不错，决定尝试一下兄弟会。

直到他向派-德尔塔-普赛宣誓加入，王说，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种族过去受过什么样的苦难。他不知道陈果仁(Vincent Chin)之死，也不知道松丰三郎诉美国政府案(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1944年美国最高法院坚持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行政命令，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随着他沉浸在从兄弟会了解到的扭曲但仍具启示性的亚裔美国人被迫害史，他越来越对自己接受的纽约公立学校教育中的空白感到沮丧。王说，这些遗漏是不公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关注一个种族，或者为什么我们要忽视某个种族，”王说。“有时候，感觉就像发生在亚裔身上的事情不那么重要一样。”

新的教育改变了他；让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产生距离的沉默开始闭合，生平第一次，王和他的母亲谈了她在美国的早期经历，在这个说着陌生语言的国家里她感了恐惧，在这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里，从细小却持续的爆发中她能感受到自己的隐形和无关紧要。他说他从没有像在自己觉醒的那些天里那样亲近母亲。“你知道亚裔家长是什么样的，”王说。“如果你不问，你就不会了解他们的生活。”他开始感到自己是某种东西的一部分。王得到了一次“招标”，他开始了加入兄弟会的程序。在那里，他学到了更多关于亚裔美国人所受的迫害，几年之后，他把同样的课程教给了邓俊贤。

5月15日，邓俊贤死后三年半，肯尼·关、查尔斯·黎、谢尔顿·王和雷蒙德·林再次鱼贯走入斯特劳茨伯格法庭。法庭的墙上，暗色调的油画配着落了尘土的红色帷幔，画中是些已经作古的男人。那之前两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Beta Theta Pi兄弟会的八名成员在另一桩虐死案中被控杀人罪。案件牵涉一个名叫蒂莫西·皮亚萨的18岁新成员。两案颇有相似处：皮亚萨也像邓俊贤一样，经历了一种被称作“铁手套”的仪式之后死亡（但该仪式不包括肉体虐待）。这种相似性让赶来报道的媒体格外多。记者们在法庭外走廊上做准备的时候，很多人的问题都和宾州大学有关。

助理区检察官金伯利·A·麦茨格坐在控方席。她的身体向后倾，注视着越聚越多的人群。家属代表不安地扭动着身子，身下狭窄的木质坐席发出吱呀声。但这一次，被告眼中没有上次出庭时那种安慰和回避的眼神。麦茨格简要概述他们在邓俊贤之死中所发挥的作用（撞人的行为、那些短信、没有及时呼叫医护人员，以及匆忙中销毁有关兄弟会身份的证据）的时候，他们没有彼此看对方。法官问他们，是否理解他们所作申辩的意义。他们同时低声回答：“理解”。

对于故意杀人和拒捕指控，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成员选择有罪申辩。（大约30名成员，包括安迪·孟和来福尔·邓，仍在邓俊贤一案中面临较轻的指控。兄弟会本身也被控三级谋杀和其他罪名。邓俊贤家人还对被告提起了民事诉讼。）上述四名主要被告要到年底才会获得量刑。根据宾夕法尼亚的法规，针对无前科的被告，这些罪名的推荐刑期是22到33个月。

亚裔是美国人中最孤独的群体。80年代的集体政治意识已经被一种无声的、无人理会的孤立取代。那种孤立来自这样一种认识：你可以出生在美国，你可以成绩优异、经济条件优沃，但你仍然感到在这个国家的公共话语中无足重轻。当前，亚裔美国人中对于团结的理解是模糊和漫画式的，仅限于家庭野餐时的闲聊，或者酒醉之后关于菜肴的讨论，让在座的每个人想起他们母亲的厨艺。此外的一切都是困惑，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因为选择站在我们自己这边很少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亚裔的骄傲是一个可笑的概念。种族歧视事件发生之后，也不会引起真正的大声抗议。有人提出种族歧视问题，也会很快被否定。共同的历史只有通过陈年旧事去体会：陈果仁被害案、是松案、巴丹死亡行军，以及我们在共同经历这些事件的幻觉。在这个国家，我们已经没有了行为和自我认知的参照点，而亚裔兄弟会也不过是向着寻找身份认同迈出的笨拙的一步。但是，当他们诚实面对自己的亚裔身份，拒绝堕入那熟悉的沉默之时，他们也是在发出一份自我价值的声明。这些孩子们以他们毁灭性的方式，去尝试用一句警语修改那个美国梦，那个曾经把他们的父辈带到这片土地上的美国梦：

他们说，我会成功。但不能没有兄弟！

邓俊贤的家人仍住在皇后区那座陈设简单的两层住宅里。他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室内唯一可以算作装饰的是一只玻璃橱柜，还有壁炉架台上摆满的邓俊贤的各种奖杯。和他的母亲谈话时，我们坐在皮沙发上；沙发一尘不染，完全看不到家里有孩子的迹象。邓俊贤的父亲坐在一边，已见稀疏的头发被染过，向后梳，手局促地放在膝盖上。每当她谈及任何无关儿子小时候的事，她就从普通话转换成英语。孩子的父亲还没学会英语。她在遵照医嘱：他不久前做过一个心脏手术，医生要求他避免诱发焦虑的活动，包括谈及他死去的儿子。

邓俊贤的母亲带我上楼去他的房间：一间卧室，窗帘拉着；一间书房，有一张精美的深色木质书桌，仿佛是从某个电视剧中律师的办公室里淘回来的。她说，自从邓俊贤去巴鲁克，她就没动过这两个房间。书架上摆放着SAT备考书和几本作文本。在本子上，他用工整圆润而稍向左倾斜的字体，描述着他对Ace手球的看法、纽约市特殊高中的细分情况，还有他对自己周围世界的种种观察。2008年10月，他上八年级时，邓俊贤这样写道：“穿一件大衣，去Alley Pond Park，跑到一棵树下（为了躲雪），看着雪花飘落到树上和地上，我最喜欢这样打发冬日的时光。”

他的母亲为我描述她在波科诺派恩斯医院度过的那个夜晚。儿子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她决定让他保持呼吸，好让孩子的父亲有时间从中国赶来。那个晚上，她守在孩子身边，在他的手臂上针灸，竭尽全力地想要挽救孩子的生命。“你无法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健康、快乐的大小伙子身上，”她对我说。“我在中国学的针灸，我想也许我能让他醒过来。医生知道人已经不行了，所以他们也不拦着，因为他们想让我保留那么一刻的希望，希望我能让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