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不承认IS对赌城惨案负责，那谁该负责?(图)

10月1日晚发生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空前但未必绝后的枪击悲剧，初步统计已经导致59人死亡，527人受伤。虽然枪击案在美国已成常态，整个世界都日益麻木，甚至时事评论者也都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但这次过于惨重的伤亡，还是超出了和平时期这个世界所能接受的底线。

应该说，提供安全这一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是一个国家和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也是衡量一个制度优劣的标准之一。2000年我第一次到法国时，很惊叹法国治安之良好，勤工俭学的女同学深夜也敢自己走回来。但仅仅十几年，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云烟，相反当外国留学生和旅客来到中国时，轮到他们赞叹中国之安全。

欧美虽然都丧失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能力，但原因则并不相同。概括而言，传统和制度是美国一起起悲剧的元凶。

欧洲移民殖民美洲大陆时，就面临猛兽和印地安人的威胁，持枪自卫便逐渐成为传统。后来为了赢得独立，当时没有国防军的十三个殖民地不得不全民皆兵。建国后，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害个人的权利，持枪自由便延续了下来，并在宪法上予以保障：在随后的宪法修正案中，专门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后来美国进入崛起的工业化时代，也同样出现了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的“混乱”时期。着名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名着《资本的年代：1848-1875》中把当时的美国定性为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地方，腐败猖獗，私人雇佣的“警察”可以任意处死罪犯，整个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结果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美国家庭不得不持有枪击的传统就定型于这个时代。

但问题在于，今天的美国早就没有了上述威胁：三权分立制衡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军队完全中立化，不可能有任何一届政府对国民施行暴政，不可能有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入侵美国，美国政府早已承担起维护社秩序和安全的责任，印地安人也早就销声匿迹，猛兽也早变成需要保护的动物。但持枪自由的危害却日益显现。近二十五年来，极其惨重的枪击案高频率上演。2016年6月，在一所同性恋酒吧发生的枪击案造成49人死亡。这个空前纪录仅仅一年之后就被赌城惨剧大幅刷新。

2012年在圣诞节前十天美国发生一起枪击案，虽然伤亡人数并非最严重，当时却深深震撼了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打破常规甚至政治立场而表示哀悼。比如一向把对外讲话只限于英联邦国家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当晚也向时任总统奥巴马表示她的惊愕和悲痛。伊朗通过外交部发言人也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谴责。因为那一次，悲剧的主角是一群5至7岁天真烂漫的幼儿园学童，他们正强烈期盼着一年一度圣诞老人的来临。面对悲剧，世人只能这样祝福他们：天堂里没有枪！

按说，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面对一个有着极其严重后果的传统，这一切早就应该改变，《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拥枪条款早就到了检讨、修正甚至废除的时候了。

如果放眼全球，允许个人持枪几乎是美国独特的个案。在我所在的治安极为糟糕的巴黎，曾有一次抢匪公然在举行婚宴的酒店门口大肆抢劫，报警也迟迟不见警察踪影。后来一位参加婚宴的华人忍无可忍，从自己车中拿出一把枪将劫匪击伤。不料警察闻讯立即赶来。完全没有此前拖拉的风格，先将这位华人以非法持枪罪拘留，劫匪反倒成了次要。不过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法国公共部门对枪支的重视程度（其实报案时应该谎称有人持枪抢劫才有效）。

但在全球都认为是很自然而且也必须做的事情，在美国要想修改一下却比登天还难。2012年桑迪胡可校园悲剧发生后，“美国步枪协会”执行副总裁韦恩·拉皮埃尔召开记者会，声言坚决反对任何枪械管制，继续支持更多的美国人拥有枪支。令人称奇的是，他竟然还得到更多美国民众的支持。相反，理性主张禁枪的人却连说话的权力都可能会剥夺、丧失。比如，美国CNN电视晚间访谈节目英国籍主持人摩根（显然他以为自己是外国人可以触碰一下美国的禁忌），在节目中呼吁禁止大杀伤力武器，便遭到很多美国人的攻击，四万八千人联名上书白宫网站，要求把摩根递解回英国，完全无视言论自由也是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

需要说的是，这一次发生在赌城的惨案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纪录还是有一点特殊性。因为赌城所在的内华达州对枪支管理的太过宽松：允许人们携带枪支却不必注册为持枪者。当人们购买枪支时才进行背景调查，也允许私下出售枪支。州政府也不禁止进攻性枪械，其中包括自动或半自动枪械。更重要的是购买弹药也没有限制。所以行凶者才能携带如此之多的武器进行长时间的杀戮，也才导致如此空前的惨痛后果。

应该说，任何国家都不完美，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面对矛盾，冲动和非理性也是人类常有的状态。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再有持枪自由的传统，那么大规模悲剧就不可避免。今天的美国，每年有3万人成为枪下冤魂，20多万人受伤，平均每天就有80多人丧生，其伤亡人数远远超过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阵亡的士兵。客观而言，虽然持枪自由的文化和传统是元凶，但美国制度和这种文化的结合则导致了一种恶性的放大作用，也是它根本不可能改变的根源。

美国虽然不是一人一票直选国家领导人的民主体制，但也和西方其他国家一样有着同样的政治特点：即政治权力臣服于资本和大众。大众有选票，资本能够提供必须的政治献金。但在今天的美国，三亿人就有两亿人持枪，谁要禁枪或者限制持有枪击，在政治上就是自杀。归根到底，在美国这种制度的国家，即使政治精英想明白了要进行改革，但如果多数民众不理解不支持，那就绝无可能。

但要让一个国家多数普通百姓都要想明白和理解，这是难度多么高的事情。由此也可见在美国这种体制下，要想改革是多么的困难。美国历史上有几次大的改革，往往都是到了爆发全面危机的时刻。比如1929年经济大危机，举国上下陷入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只到这个时候也才有变革的罗斯福新政。这种只能靠全面危机才能进行变革的制度，如果面对的是苏联这种连危机都无法促使改变的制度，还有可取之处，但面对中国这种努力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的制度就落后太多了。

不过即使民众理解了，同意改革了，美国还要面对资本的阻击。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成功连任之后，不再受选民约束的他决定对持枪造成的悲剧进行改革，这还被列为他的两大施政重点之一。而且他的切入点也非常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可小学发生20名幼童被枪杀的空前惨剧。带着巨大的同情和占居道义高地的优势，他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就在参议院投票前两周，奥巴马不仅亲自带领数名康州校园枪击案遇难儿童家长来华盛顿，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他还做了重大的妥协：禁止攻击性枪支与大容量弹夹销售就从他的控枪方案中消失了。

然而，最终奥巴马还是不出意外的铩羽而归，这一次是败在了资本手里：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中，只有三个人没有收枪击协会的钱。而且奥巴马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不需要选举了，可以摆脱大众的控制，但国会选举又快要到了，国会议员们必须要考虑自己的选票。

关于资本力量的恐怖和扭曲，可由悲剧发生后枪支制造商（史密斯-韦森、RGR）股价大涨体会一二。如此惨重的伤亡，竟然成为枪支制造商获利的机会，这简直是美国版的吃人血馒头。而只要发生大规模枪击悲剧，这一幕就会上演。死伤的永远是百姓，获利的则永远是枪支制造商。马克思曾说资本“只要利润超过百分之五十，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当面对这空前的人间惨剧，枪支公司应该在弹冠相庆。只是在今天的美国，如此荒谬的一幕一而再周而复始的上演。

美国独特的持枪传统，再加上这种政治失去独立性的制度，就导致了一起又一起规模也越来越大的悲剧。其实从一个国家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失去发展和变革的能力才是更危险和更大的悲剧。当然，如果以美国历史为鉴，它终究有一天还是能改革的，只不过那将是以前所未有的灾难为前提和代价的，美国人民的磨难还只是刚刚开始。赌城59条鲜活的年青生命也和过去以及未来的生命一样，再一次白白地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