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澳籍华人的葱茏岁月！满大街曾都是找工作的中国人 Aussie吐槽“日本人又来了”！

恍惚间，来澳洲已将近三十年了。夜深人静之时，如潮的往事像湛蓝的海水一样，时常在我心底翻滚、起伏。隔着时空的隧道，泛黄的记忆映照的那一幕幕变得逐渐清晰，在朦胧的月光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今生今世…… 

站台上站着一片人，都是送我的。火车一启动，全车厢的人目光都转向了我，可惜火车上没有老鼠洞。一个外地出差的人问我：“你是不是要出国？”我说：“要上天了。”飞机从北京起飞，但没有多少人。两小时后，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在等这趟加班机的上海留学生有200多人。送机的人超过坐飞机人的一百倍，连免税店的玻璃都被挤破了。  

我第二天中午抵达悉尼机场，从冰天雪地的北方一下子来到30多度的悉尼。当时滞留在中国的两万多学生，都在这几个月抵达澳洲。中国人当时没有什么清晰的价值观，每个人在中国丢掉的都是铁饭碗，走火入魔踏上了出国这条不归路。 

当时有人说，读书到美国，赚钱上日本，不三不四的都在澳洲，其实并非如此，当时滞留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有四万之多，当中并不乏国内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和为数众多的大学老师。有来自文汇报社的，各大电视台主持的，奥运会获得奖牌的，可谓精英荟萃。但多数人都负债累累，有的人为了交学费，甚至欠了五十多个人的钱，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账簿，当时中国和澳洲的人均收入相差一百倍。有的人为了出国，等了十年才走了出来，他们总体上是比较西化的一族。

大家一踏上这块土地，就完全被明媚的春光所吸引。到处是音乐、鲜花、斑斓的色彩与人的笑脸，大家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新鲜劲一过，就面临着一日三餐的生存压力，哪里都不是天堂。我那时完全举目无亲，手上捏着国内两个月工资换来的50块澳币，还有朋友给的300港币、50美元，那叫一个慌啊。我不得不到处找工作，辗转于堪培拉和悉尼之间。第二年的二月份，学校开学了。我在澳洲幸运的碰到了前国家体操队全国冠军熊松良，我的一技之长得以发挥，一干就是20多年。 

那时悉尼、墨尔本的街上，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中国人。有两个澳洲老太太说：“看这些日本人又来了，这个国家早晚会被他们拿走。”接下来那阵子，找工作的留学生车祸连连，因为当时中国人没见过高速公路，也没有私家车。

老吴是我的同学，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好几次拉我去他那里住，我为了了解留学生的生活情形，就跟他过去了。那是一个三间套、两层、半独立的房子，已经住了七个人，都在30岁左右，全部来自北上广，他们基本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抵澳的留学生。在来澳洲前，北京协和医院的Susan、广东歌舞团的阿媚和五位男士都是中国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大家来的目的不同，各有怀抱，南腔北调，口味也不一样，但住一起还挺融洽，还算难得。“小广东”原来是广州时装界的名师，有一手高超的厨艺，到了周末，在大家的赞扬声中，他也愿意露一手。

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到周末市场去找摆摊的，中央乐团来的大刘在卖从北京带来的工艺品。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笛子独奏的“北风吹”，当时那个场景至今想起来还带着刺骨的寒意。Peter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他说这个吹笛子的人是原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乐队的成员。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没说话，大刘那天只卖了两块钱，刚一进家就看到小广东正冲着在哭泣的Susan和阿媚说：“跑到人家的土地上来讨生活，你还想怎样？知道我们广东人是怎么说的？你想吃咸鱼，你得抵的住渴”。大刘说：“你瞧小广东这德性，手里还拿着刀。”“小广东”赶紧看了一下手里的刀，转身回厨房，接下来听到“小广东”在里面哭的声音比谁都大。人说你拥有了浪迹天涯的洒脱，你便背上了别井离乡的孤苦。吃饭时大家都没怎么说话，思乡之情袭击着每个人的心灵... ...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为了谋生，我们最终还是各奔东西。据说后来“小广东”去了阿根廷，但大部分人去了悉尼和墨尔本。唯有我，孤身一人继续呆在堪培拉。 

1991年3月23日，那天我实在太疲劳了，就想煮一碗面，吃了赶快睡觉，不知怎么就酿成了一场火灾，大火带着可怕的响声，很快直冲云霄。当时我非常清醒，不敢靠近，心想可不能死在这里。立即跑过去打了000救火车，救护车随之赶到。不管我怎么解释说自己没问题，还是被抬上了担架，送进了医院，随后被小孩的家长接走。

第二天，我还假装没事去上学，结果堪培拉大学海外学生处长来找我，说医院打过电话，你被烟熏过，有问题要立即通知医院。一个同学拿着报纸来问我：“这上面说的就是你吗？”我看到报纸其中有一小段，只说昨晚一个学生试着做一顿饭，引起大火，还好大火很快被控制住了，其他什么都没说。我满脑子都在想，这里的人权、个人隐私真的是至高无上。放学后我到了俱乐部，看到生活区一片黑，几乎整个被烧掉。这时所有的学生、家长拥上来，我得到的是拥抱、鲜花、巧克力。每个人的嘴上都说：“这不是你的过错，那是事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控制事故。”那些小孩告诉我：“明，你上电视了。老板对我说俱乐部已经联系过保险公司负责全赔。”老板娘也来了，对我说我们很幸运，没烧到你，烧到你我们可就倒霉了。这是个人的世界，人命关天在这儿可不是一句空话。接下来煤气公司派出的人来找我，他们谈笑风生的说：“你弄了这么大的烧烤，会终生难忘的。你别怕，我们只是想知道这个火是如何燃起来的。”后来朋友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想想，我还活着，这就是最大的福。

后来我和大家一样，也离开了堪培拉，投奔了悉尼的朋友。他介绍我和一帮人住在一起，清一色的上海人。1992年11月1号，悉尼发生了连环杀人案，已经死了13个人。在澳洲滞留的4万留学生已成了社会问题，澳洲政府突然公布了政策。1989年6月20号之前抵澳的学生，无犯罪记录的交530澳元，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1989年6月20号之后到1992年3月12号前抵达澳洲的学生，要获得永久居留权，需交830澳元，同时还要满足三个条件：年龄在45岁以下、报过难民、还要考英文，后边的两万学生中约有10%卡在这三个条件上，对当时这一小组人来说，真的很不公平。去日苦多，来路茫茫。 

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磨难后，多数人慢慢的稳定了下来，大家松了一口气。有个周末，Tom提议到他在Mosman打工的地方喝咖啡，大家情绪高昂，都换了衣服，但坐下来后似乎都不知道如何点咖啡。最后还是熟门熟路的Tom为大家点了咖啡，每个人都盯着冒泡沫的杯子，一阵寂静。不知谁说了一句：“看那！澳洲的天真的是蓝！”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窗外，这帮人何曾如此放松过，谁曾注意过澳洲的天有这么蓝。透过落地的玻璃窗往外看，近处的花草、远处的沙滩、大海连着蓝蓝的天，一切尽在眼底。这时我看到大家眼里都充满了泪水，泪光中映照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在澳洲这片五彩斑斓的土地，我感受到了洋人洒脱的生活。有段时间，在我工作和住的地方之间有个大公园。每晚经过那里，为了壮胆，我都要一路唱歌。有一天，有个流浪汉突然坐起来说：“哎呀！唱这个好听啊！”当时真吓了我一大跳，我脱口而出：“见鬼了！”他说：“Thank you！”人家就是要高兴,乞丐也不例外。

与洋人相比，中国人总体上活得很累。从前有个邻居从越南来，他说七十年代，越南当局驱赶华侨。他们乘着船，九死一生的来到澳洲，大家都没有读什么书，也不懂品味和缠绵，一代一代人重复着父辈的命运。他说我们中国人个个都是坐着大飞机来澳洲，拼命的积累物质财富。

其实所谓移民不过就是换了一块呼吸的土地，漂洋过海的跑到人家活腻了的地方开始全新的历程。记得我有一次从北京乘高铁到济南，列车上要检查身份证，我赶紧把脸转过去。乘警冲我喊着要身份证，不得已间，我把那本护照拿了出来。他看着我，又盯着那本护照，我一脸徬徨。在澳洲，我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可回到祖国，我却一无所有。我从没见过自己的身份证是什么样子，可谓里外不是人。一股莫名的悲哀从心中升起，转念一想，只要自己这一生努力过、体验过，结果真的不重要。生命终了的那天，回想起自己曾经真正的活过，那就无悔此生了。 

本文作者王明先生，他目前定居在悉尼，个人微信号是wangwming1116。如果有读者愿意联系，可以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