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骚乱余波：经济地震人心浮动 越共如何亡羊补牢（组图）

到当地时间6月21日，越南全境各地自9日开始因《经济特区法》、《网络安全法》而引发的大规模罢工已经彻底结束。以胡志明市为中心，波及到越南全境前江、西宁、隆安、太平、广宁、北宁、海防等工业大省的示威行动也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越南警方也从10日开始在胡志明市等地区抓捕了百余名与西方关系密切的活动人士，并对涉嫌包括宗教、海外势力在内的多个组织的数百人展开了详细排查。随着以国家主席陈大光、总理阮春福在内的要人亲赴越南各地宣讲中央政策，越南席卷全国的大规模骚乱至此也终于宣告结束。 

但是，这场风波已经让2018年度看似光鲜的越南经济遭受了最直接的打击。就在6月18日，越南股市VN50指数又重新跌破1,000点。不少越南企业和商界巨头因此遭遇资产缩水。在外资也加剧外逃速度之际，阮富仲、陈大光等人自2017年岘港APEC峰会后营造的良好社会环境正在遭遇严峻挑战。 

大骚乱又逢大股灾

作为东南亚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越南在2018年度内一直以其6.5%的经济增长率而自豪。就在骚乱暂时停止的6月14日，世界银行驻越南办事处甚至还专门发布报告，称“近期越南经济增长势头得到巩固，宏观经济运行平稳”，还把2018年度的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重新校正为6.8%。 

来自世界银行的认可无疑让河内当局吃了一颗定心丸。而此前越南国内外唱衰越南经济的论调似乎就真的成了来自“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 

但遗憾的是，来自世界银行的报告也同样指出了越南经济的隐患。这一报告强调，越南经济短期前景虽有所改善，但仍面临显著风险。 

目前，美国等国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带来的外部环境已经很突出。越南国内国有企业和银行业重组进展缓慢的现状也可能对宏观金融形势造成不利影响，并产生大量公共债务。这对于政府公共债务仍占GDP比重60%的越南并不是个好消息。 

也就在四天之后，一场金融风波就随后席卷了仍在收拾山河的越南。在6月18日至19日间，资本加速逃离新兴市场的风潮突然呈现，一场股市抛售潮让越南在东南亚股市全线下挫的熊市中显得极为突出。 

越南VN50指数在6月11日冲到顶峰后随即跌破1,000点大关，并在19日达到6月以来的最低点。尽管这场风波与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局发动贸易战，导致全球市场寻求避险有关，但越南金融市场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也由此一目了然。 

更糟的是，阮富仲为首的越南当局虽加大了反腐力度，并在2018年上半年通过公审丁罗升等大案要案提升了政府在民间的声誉。但越南投资环境的透明度并不能依靠18个月间的突击反腐得到明显的改善。的确，在三星电子，LG电子和雀巢公司等外国大集团的投资推动下，越南成为制造业强国的势头已经很明显，但海外投资者对越南的信心仍旧很有限。在18日的股灾导致多家企业资产缩水后，很多投资者在考虑重新评估越南的环境。 

这样一来，西方眼中的新兴经济强国越南的成色就在下降。越南的贸易逆差和楼市泡沫等传统问题一直存在，银行坏账危机与公共债务风险的风险也在逐渐加剧，其贫富差距也很明显。而6月10日一场带来全国罢工的骚动和18日导致资金大量流失的股灾更让外界逐渐丧失对越南的信心。

河内能解决社会危机吗

对熟悉越南社会环境的观察家和分析人士来说，越南2018年度的全国骚乱和示威是一场很难定位的风波。这场骚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远不如2014年的暴力工潮，但造成的社会效果却不亚于后者。 

越南公安方面已经发现，在这场包含了工业区工人罢工、城市游民示威和社交网络抗议的风潮中，几乎越南所有的反政府势力都有所表现。 

尽管越南公、检、法方面随后就根据警方第一手资料采取了抓捕和宣判的进程，很多参与领导示威的“反国”分子大多被控制或被宣判，包括一名美国学生在内的骚乱分子还公开悔过。但对一直与各种敌对势力交战的越南当局来说，光靠抓人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根据越南《人民报》、《西贡解放日报》、越通社等报道资料显示，本次越南骚乱呈现三条战线。其一是自6月9日开始在越南全境38家企业串联，到18日才最终停止的“罢工”，其二是6月10日前后在胡志明市、岘港、平顺等地被迅速扑灭的城市骚乱，其三则是以社交网络为中心，目前一直进行的宣传战。 

“越南劳动联团”已经认定，称“罢工事件是与劳资关系无关，而是来自外在因素影响”，外界就可以看出越南的反政府势力已经在基层开始串联。考虑到发生在平顺省的冲击警局、焚烧政府的骚乱已经具备“颜色革命”、“流亡反动组织煽动”的因素，这就让越南南方的社会环境显出了他险恶的一面。 

对越南来说，天主教集团、南越势力余党和国内“网红”、“自由派”人士的结合促成了该国自2006年以来的多起民变。河内方面对其中的很多势力都知情，但却缺少有力的打击手段。 

越南天主教集团的势力最为突出，该国118名天主教人士自2006年4月8日发表《越南自由民主宣言》，组成“8406集团”后，就以顺化为中心活动，要求“改变越南社会制度”，并称越南当局“不可接受”。这种态度让河内方面对其采取过严厉措施，但该国天主教人士最终还是在2016年借“死鱼事件”攻击政府。 

为此，越共方面虽然最终在2017年开始通过建立“和平教区”、给教徒发津贴等手段建立“爱党爱国爱教”的气氛，借此分化教徒，并从基层掌握宗教界。但此举成效仍需观察。以至于在6月17日时，胡志明市军警仍不得不专门控制了一些教徒，并专门展开甄别行动。 以美国为中心的“反国势力”、“敌对势力”也是越南当局的又一心腹大患。自1975年南越覆灭后，相当数量的南越人士在美国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力。包括“越新”在内的很多党派势力在思想偏向自由化的胡志明市等区域也有足够的支持者。 

此外，越南国内贫富差距较大，普通人收入较低的现状更有助于海外“敌对势力”以较小的成本收买越南国内人员参与活动。譬如曾得到特朗普夫人梅拉尼娅（Melania Trump）嘉奖，得到“诺奖”提名，还煽动多起民变的活动家，笔名“蘑菇妈妈”的阮玉如琼就是在“越新”资助后发迹的。 河内方面固然已经做好了应对冲击的准备，但越南自2017年APEC后暂时维持的良好社会环境也因此显出了破绽。的确，越南国内的各种问题已经在本次风潮期间相次呈现，河内方面可以按图索骥的解决问题。可越共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其亡羊补牢的进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