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逆转中美关系 中美矛盾更甚1989年（图）

自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似乎从没像现在这样风雨飘摇，剑拔弩张。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印太战略概念的出现到《台湾旅行法》的宣布，再到中国南海的军舰对峙以及近三个月来逐轮升级的贸易战，都将中美矛盾推升至愈加尖锐化的境地。中美矛盾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为何？ 

中国美国问题学者、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达巍日前在出席第十一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世界政治的分化与重组”时，提出美国国内的三大政治势力会因为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三大差异而发生必然冲突，目前来看美国尚未形成对华统一的战略遏制计划。 

中美关系彻底凉了？

自特朗普2017年冬成功访华不久，中美关系即发生反复，尤其是近数月的中美贸易战间杂中兴事件更令两国多番接触都无功而返。近期外界对中美目前的状态颇多讨论，在达巍看来，回答这一问题至少需要就六个问题做出判断： 

第一，中美矛盾是否处于历史最深刻时期？达巍表示现在中美矛盾是过去40年来，或者1972年以来最深刻的，甚至超过1989年。当然，当前中美矛盾的剧烈程度可能不及1989年，但深刻程度超过了1989年，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基本格局以及基本的默契完全被颠覆掉。 

第二，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性原因是结构性原因还是国内政治原因？结构性原因即中国地位上升，美国相对下降。达巍认为这两种因素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在结构性原因之外，两国国内政治的发展起到了加速矛盾，确定矛盾方向及深化矛盾的作用。 

第三，当前中美矛盾谁是主要的变量或者说谁的变量造成了中美矛盾？也即是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或者说“主要责任”方是谁？达巍强调，这并不是在指责中国或者美国。从短期来看，2017年美国是主要的变量，但是从更长的周期来看，过去10年中国反而是主要的变量。中国结构性的变化及国内政治的变化引起了中美关系的变化。 

第四，如果中国重新秉持韬光养晦政策或者对美国进行妥协及收买，是否可以解决当前的中美矛盾？首先，即便美国国内政治以及中期选举可能会对美国的选项有影响，但美国方面表现出不愿接受中国妥协的趋势。 

所以，中国短期内想通过政策及姿态的调整达到妥协的目标不太可能实现。长期来看，两个矛盾决定了中国调整的不易，其一，内政和外交无法割裂，其二，对美外交和整体外交的逻辑很难相悖，目前中国的对美逻辑相对特殊，与整体外交及内政的逻辑略有不同，长期来看是相统一的，所以中国很难做出妥协或收买的举动。 

第五，目前美国是否已经制定一个不让中国发展、削弱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还是说中美在不同的道路上发生了碰撞？达巍认为目前美国尚未制定这样的战略，美国国内无疑出现了对华强硬的确定趋势，在对华策略调整上达成一致，但是美国方面还没制定出整体的遏华战略，目前尚属碰撞状态。 

美国政坛三大势力的碰撞

这名曾经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的专家解释了这种“碰撞”。他认为，目前，美国对华战略里大致有三种力量：第一，以特朗普（Donald Trump）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力量；第二，以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力量，民粹主义主要是讨好选民，民族主义则主要是从两国零和竞争的角度来考量中美矛盾；第三种则更为普遍，美国政府内部主要以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为表，但整个建制派主要是从具体的商业利益来考虑矛盾。 

达巍认为民粹与民族主义迟早会做出调整，但是更应注意长期的变化，即同体异质，中美矛盾深刻，很难缓解，且经过40年的发展，中美高度融合，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中美国内制度的差异愈发明显。 这名学者暗示了中美之间存在的三大深刻差异可能在未来决定中美关系走向时发挥重要作用。 

其一，中美政治制度不同，中国对美国存在焦虑。近三四年以来一个重要的事情便是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6年4月份通过），这部法律以及相关的国家安全立法体现了美国作为政治意志国家对中国的安全威胁，而中国在作出类似防范时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激烈反应，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其二，从近期的中美贸易战来看，中美经贸方面的矛盾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抛开表象问题，最大的根源便是中美经济制度的迥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共党和国家机器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美国方面认为无法和中国的全民经济体制竞争，便引发了排异性。美国担心中国的企业从国家战略、产业政策、贷款、补贴、采购等各方面，都有政府的支持并且服务于政府的战略，达巍认为美国这方面的疑虑甚至超越关税及贸易战本身。 

其三，中美两国国民对政治理解的不同，这在两国教育文化交流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所以，在其判断来看，中美两国互相嫌弃却又不得不在一起，就造成了排异性，比如减少签证、增加关税，这便是中美矛盾的深层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