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晚年:“退而不休”一定意味着晚景凄凉吗（组图）

提起退休生活，人们普遍的第一想法是祖父母的角色。中国人理想的晚年生活，传统上以 “福”当首位。老人们闲居在家，颐养天年，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可以支配，可以跳广场舞，也可以出国旅行，又或是含饴弄孙，与后辈共享天伦之乐。 

但是，随着老龄化浪潮的到来，人们发现真实世界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美好：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增速快、规模大、未富先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返回劳
动力市场；在大城市里，到处都是老年人从事体力劳动。 
 
在日本这样老龄化走在中国之前国度里，媒体上多是呈现出一代人被牺牲的晚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银发老人出门工作，尽心尽力地为每一个人提供服务；在求职市场上，老人数量甚至比20多岁的打工青年还多。许多中国人不禁感叹道，“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工作，真是心酸。” 

对于沉浸在中产阶级焦虑里的下一代，城市里老年体力劳动者像是一个预言。在这场白发涛涛的老龄化浪潮里，似乎没人能够幸免。 

那么，退休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破产，是绝望，还是新一轮针对中产的焦虑贩卖？ 

社会文化：退而不休，工作到死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数据，2016年日本约23%的65岁以上老人还在继续工作，比例是G7成员国中最高的，超过了美国的19%。不少日本人都有工作到死的意愿，甚至有个口号就是：“不工作，会变老”。长时间加班，也衍生“过劳死”的问题，但即

使如此，对这种沉重的工作表示不满的日本人仍然很少。日本的文化语境，强调的始终是每一个人必须拼命工作。 

但是，日本老人“工作至死”的现象，并不完全因为是劳动力短缺或是经济压力沉重，这更与老人们自己的生活态度、个人从属集体、害怕孤独死等心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生悬命”这个词包含着日本人全部的人生价值。古日语中“一生”原意是一块领地。“一生悬命”就是镰仓时代武士不惜生命来保卫祖传的领地，即在自己的职位上，花费毕生精力，拼命地努力。正如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勤奋与自我奉献，一直都被当作人人追求的人生哲学。在日本，一个人说自己“辛苦”，包含了一种复杂的情感，越辛苦越自豪，“勤”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赞誉。 正是因为持有这种生活态度，日本人不愿意放弃工作，老人们的理由是“我还能做，而且我还想做。” 有了工作，也就有了维系家庭的纽带，有了一个人度日的灯塔。在家庭中，“失去工作仅仅是意味着失去体面吗？不是，更重要的是无法履行支撑家族的责任，失去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对于老一代日本人来说，个人从属集体已经成为一条铁律。在他们眼里，成功和失败都是集体的事情。个人无论表现如何，都需要与集体同甘共苦。日本社会认同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追求一致，不提倡个性，谁也不希望成为“奇怪的人”。日本社会等级制度仍然根深蒂固，处在什么位置的人就要做好什么事情，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可以总结为“各尽其所”。于是，努力工作成为工薪阶层老人的一种日常，借此获得尊严和社会安全感。 
 
而现代快节奏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式微，越来越多的老人正在面对孤独死。而工作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建立稳定家庭关系的基础。2010年1月31日，NHK播出了纪录片《无缘社会——三万二千人“无缘死”的震撼》。这个记录片以“现代人的孤独终老”为采访主题，探索死者的人生轨迹。 “无缘死”指人生前失去了血缘、业缘、地缘，死后尸体无人认领。据统计，日本社会一年高达3万2千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者指出，日本正从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三世同堂”到“小家庭”为核心，并开始朝着“单身户”方向迈进。在这种局面之下，长此以往孤立无援的真实写照，让“退而不休”成为了日本老人的躲避孤独死的无奈选择。 社会保障：政府的新探索

一部分退休后重返职场的老人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第二人生”。

在日本，退休之后再次工作的老年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选择重返职场是为了继续发光发热、丰富自己的“第二人生”，日本社会普遍高度认同这种价值观念。另一类则属于贫困老年人，他们在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坚持劳作以维持生计。 而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新现象

也证明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David Autor)提出的“就业市场中空”的观点：技术含量高和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机会在增加，老年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处于两者之间的工作机会却在减少。 越来越多“退而不休”的例子正推动日本企业及其员工重新考虑退休年龄问题，日本政府也开始调整社会福利和劳动力政策，减少老人就业的障碍。日本政府正鼓励企业延长年长员工的工作年限，并为雇佣65岁以上员工的企业提供补贴。自2016年4月起，对于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6岁以上的企业，日本厚生劳动省将给予65万日元/人的资金补助。从2016年4月开始雇佣66岁以上员工的企业，每接收一位40岁至50岁的“跳槽”人员将获得40万日元的补助。 

以往，许多大型日本企业仍然要求员工严格执行“两步走”的退休路线：他们必须在60岁时从高薪职位上退下来，然后以合同工的身份在薪酬较低的岗位上继续工作5年或10年。此后彻底退休。但越来越多的企业最近彻底取消了这一限制，尤其是销售行业，到达退休年龄的员工往往拥有数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客户群体。要吸引长期客户，年长员工实在是有天然的优势。 
 
大和证券集团(Daiwa Securities Group Inc.)曾经将销售合同工的年龄限制设为70岁，但最近彻底取消了这一限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仲田诚二(Seiji Nakata)表示，“这样我们可以雇佣更多年龄范围在60至80岁之间的顾问，和手握最多金融资产的一代人年龄相仿。” 

除此之外，日本养老体系和医疗保险制度相对健全，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经济和身体状况选择收费不同的养老服务，75岁以上的老年人看病只需承担医疗费的10%。然而，即便日本政府与社会对老年人投入了巨大资源，长期照护依旧压力重重。每年日本的国民预算是88万亿日元，预算中的一半是各种福利支出和养老金的发放，而日本一年的收入不到50万亿日元，其余的钱靠发行国债来弥补。 2015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地方补贴政策”，旨在鼓励生活在首都圈的老年人移居到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生活，以降低养老成本。但这个政策也受到了社会的质疑：年轻人向大城市流动，而老年人往周边外迁，年龄的断层更导致了地方经济的空心化。 晚年规划：避免“全民晚年总崩溃”

与当今中国相似，很多日本的老年人得益于资产增值，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受益者，然而日本也确实有很多老年人深陷贫困，这主要是由当年的经济危机造成的，一方面股市、楼市暴跌导致投资者破产，他们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企业破产或外迁，很多有技术的工人失业，他们的养老问题难以保障。 
 
在《下游老人》一书中，日本圣学院大学教授藤田孝典呈现了日本现存约600万－700万下游老人群体的实际情况、“下游化”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发展趋势。藤田在研究中发现，这些高龄老人的“下游化”是有一定路径可循的。如因为患病或遭遇事故而支付高额医疗费；子女成了“穷忙族”和“啃老族”；不断增加的中老年离婚等。即便那些当下有着平均、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甚至一些高级白领们都有可能存在晚年堕入社会底层，面临生活窘迫的危险。 

因此，“下游老人”的问题已然超越了老年一代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关乎着全体国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果对此不加重视，不仅存在父母与子女两代被一起拖垮的危险，而且还可能带来的是尊老敬老的传统观念解体，甚至会导致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念坍塌。这也将带来主流消费群体消费意愿的降低，进而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成为加速少子化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越来越多的民间社会组织鼓励老人，打破根深蒂固的“不能自立很羞耻”的传统观念，正确了解和理解社会保障的真实内涵与申请援助的基本知识，同时尽可能做好个人的财产规划，用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构丰富的人际网络是个体应对晚年贫困的有效路径。

人生总有终结日，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年富力强时，努力工作，积极储备，并计划在老的时候能体面地生活，直至最后一天。 我国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以及“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客观国情，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以及老龄化背景下民众的生存现实变得更加复杂。贫困的脚步声不仅已接近了眼下的老年人，就是那些在未来几年内将要进入晚年的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如今逐步开始的凸显的老年危机，不过是今后将会发生的社会地壳运动的一幕序曲。而一些媒体对于“退休破产”的相关报道，并不能让民众了解问题的全貌，反而因为一知半解而引发民众对晚年生活的焦虑，而学者过于学理化的研究也与民众的认知水平相去甚远。 养老是个体差异化很大的过程，国家、家庭和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和我们关心的教育等社会问题存在相同的道理。而养老问题复杂性，更是凸显出在人的一生中所拉开的差距，会在老年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在老年人日益成为日本社会“主角”的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社会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与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的努力，其经验教训值得已经步入老龄化的中国加以借鉴。 

我们期望在未来会有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现象描述厘清社会问题又简明易懂的文献问世。另外，期待更多社会力量，为那些生活在“破产危机”边缘的民众提出了未雨绸缪的方案，从而唤醒所有的民众行动起来，变革现存不合理的生存环境。因为关注今天老人的福祉，也是关注明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