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持久战 中国如何用不对称战略“韬光养晦”

中美贸易战几乎已经蔓延到中美商品贸易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美国自2018年以来对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在南海、台湾问题上也不断挑起事端。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所提出的“韬光养晦”一直是中共处理外交问题上的价值观。中国国内普遍认为当今中国的发展成果和这一国策息息相关。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当中国国内重新审视 “韬光养晦”的具体方针，即“十不”：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不锋芒毕露、不引火烧身、不搞对抗、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也许其中很多个“不”都已经被打破，更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在在外交场合展露锋芒，甚至对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引发了美国的不满，是“引火上身”的表现。  

“中国是否已经放弃韬光养晦”这一话题在中美贸易战爆发，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作竞争对手和安全威胁的今年进一步发酵。虽然中国外交部一再表态，称中国从未放弃“韬光养晦”的国策，邓小平的指导在今天仍旧有用，特别是强调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但是中国官方在外交上体现“韬光养晦”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 

用不对称战略继续“韬光养晦”的国策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被美国针对几乎是一种必然，贸易战也是美国主动挑起，中国处于被动应战的状态，这归根结底和中国是否像原来一样“韬光养晦”没有关系。 

既然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那么在中美力量不对等，特别是贸易战的关税子弹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的“韬光养晦”显现出不对称战略的特点。 

之所以是“不对称”，是在中美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中美商品贸易逆差巨大，这决定了美国威胁关税的范围本就比中国大很多。在美国的极限威胁下，中国十分清晰地指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及霸凌行为的同时， 并没有因此改变自身战略，而是继续按照既定计划扩大改革开放。中国在对贸易战保持强硬姿态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降低关税，让更多国家能够在中国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得到红利。 

从4月的博鳌论坛，到中非合作论坛，再到11月5日开始举办第一届上海进口博览会，中国的开放政策只增不减，而中国巨大的市场仍在吸引更多外资和企业。 在美国向全球威胁贸易战的同时，中国对其他国家降低关税的举措可谓是应对贸易战的非常规方法。中国已经分别在5月1日、7月1日、11月1日三次宣布降低关税，税目包括药品、汽车、日用品以及工业品等等。特别是11月1日生效的降税税目多大1,585个，这正是在不对等的中美力量下中国寻求突破口的方式。 

不对称战略虽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精神从《孙子兵法》的时代就已经体现，毛泽东时代中共在两次内战中同样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采取类似的战略，突破了传统的对抗方式，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取胜。这种找准自身位置，扬长避短，最大限度调动积极因素的方式，和“韬光养晦”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 

现在中国所需要的 “韬光养晦”，不再是中共前领导人们所强调的 “埋头苦干”，而是要在抵抗外部压力的同时，对内能够不为所动地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对外则尽可能的扩大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空间。应当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发展之中也的确没有“一家独大”，当世界新兴经济体纷纷崛起时，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从毛时代开始他们在外交上一直坚持的“韬光养晦”政策，而是要实现一种中国人思想中“共赢”的局面，从而达到“韬光”的效果和“养晦”的条件。 

“让利”是“韬光养晦”的量变积累

只是在中国国内，人们在讨论“韬光养晦”的同时，常常忘记下一句就是“有所作为”。实际上， “有所作为”和“韬光养晦”的价值观本就并不矛盾，而习近平所更加强调的“积极有为”的外交战略，则是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国际关系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近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投行的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积极援助非洲建设等等举措，都有些向其他国家“让利”的成分。截至2018年6月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参与国家贷款余额达到1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已累计承诺2805亿元（1人民币约合0.14美元）。9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习近平宣布免除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并且追加600亿美元的非洲发展基金。中国目前的一系列减税措施更被看作是对贸易伙伴的让利。 

中国表面上的让利，正是在“韬光养晦”精神下的一种量变积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经贸结构失衡等等问题。而中国若想改善这些弊病，也只有更加敞开国门，更加融入到自由贸易和竞争之中，优化经贸结构。 

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实际上也是中国主动输出产能、开拓市场的举措。这中间产生的“让利”是量变过程中的必然，而短期内看似是“让利”的投入，则可能在长期对中国的经贸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产生巨大影响，而这种长期作用难以用金钱来衡量。 

当中国的经贸结构发生质变，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彻底改变时，那么中国在外交上才真正有了“积极有为”的底气，而在那之前中国只能在不断的谈判寻求突破中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