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在身边！猥亵儿童，平均每天7起，他们大多是熟人（组图）

熟人作案，隐蔽性高，犯罪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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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亲昵举动，在外界看来显然“越界”，女童也一再抵触反抗。但只因两者是父女关系，警方认定不构成猥亵。

10月31日，南昌铁路公安回应“高铁女童疑被猥亵”一事称，视频中当事人周某某（男，30岁）与小女孩（5岁）系父女关系，视频中周某某行为不构成猥亵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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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纷纷提出质疑，要求警方公布更多细节，并呼吁不要在“血缘”的基础上界定是否为猥亵。

近年来，猥亵等性侵儿童的案件层出不穷，而且行为主体多为受害儿童的熟人，甚至是父母等监护人。

可怕，熟人作案

猥亵是性侵害的一种。性侵儿童不仅出现在各大媒体中，也切实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对中国每年被曝光的性侵儿童的案例进行了统计，从2013年到2017年，五年中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的案例有1779起，受害的人数超过3174人。

这只是冰山一角。资料显示，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意味着7起案件已经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到2016年全国的法院审理结案的光猥亵儿童案就有10782起，平均每天超过7起。

“女童保护”主要发起人、负责人孙雪梅告诉周刊君，根据“女童保护”基金统计，在2017年全年媒体（包括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官方网站和认证账号公开的案例）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例378起中，其中明确表述人际关系的有349起，熟人作案209起，占比59.89%。其中，家庭成员（父亲、哥哥、继父、祖父等）作案32起，占比15.31%。

根据该公益组织历年统计，熟人作案的比例都在七成左右，最高为2014年达87.87%。

“熟人作案一再发生，是因为猥亵儿童隐蔽性高，犯罪成本低。”孙雪梅称，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近受害者并取得受害者信任，再加上自身力量及身份地位等优势，使得性侵案件更易发生。

猥亵儿童的，依照刑法修正案的规定条款应从重处罚。最高可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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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发吉喆 摄

但周刊君在网上查询以往熟人猥亵甚至在公共场所猥亵儿童的案件，发现对很多犯罪嫌疑人只是刑拘，没有下文。

比如，2017年8月，在南京南站候车室内，一名18岁的男子段某某涉嫌猥亵自己的养妹，后经网友举报，被南京铁路警方批捕刑拘。但事情至此再无后续，女孩最后仍旧被送回养父母家。

该事件发生两天后，有网友爆料在重庆某医院一男子将手放在一女孩的裤子内摸其下体。警方调查后发现，该男子系女童姑父，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李云龙接受周刊君采访时称，“只是刑拘，没有下文，就是没有判刑结果。”

可悲，定罪难

儿童由于身心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在防护能力、认知能力、维权意识等方面普遍非常薄弱。对儿童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比如父母、教师、医生等，如果滥用权力性侵害儿童，理应受到严惩，这是共识。

现实情况是，熟人猥亵儿童更难得到应有处罚。不外乎以下原因：

一是人情大于法。

由于身心发育特点，尤其是在熟人作案且性知识教育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受害儿童不能识别到自己遭遇了侵害。即使儿童能够识别并克服羞耻心，大多也只能求助于父母或其他亲人。

出于维护家庭稳定和谐，或是考虑到与熟人的人情关系，许多受害儿童的家属常常会选择私下解决。据以往的报道，在很多父亲或是其他亲属猥亵女童的案例中，当母亲听到女儿提及自己受到猥亵时，第一反应是惊讶，难以置信。

很多监护人甚至会认为，女儿就是被摸了一下，没受到什么伤害，家丑不可外扬。和其他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也没必要走法律程序，赔偿点钱就好了。

此外，如果一旦付诸诉讼将事情公之于众，受害儿童及其家属也会遭遇他人的偏见，甚至沦为众人的谈资，受到二次伤害。

李云龙表示，在南京南站猥亵女童一案中，受害女童的养父母作为监护人没有控告嫌疑人，这是案件没有后文的主要原因。

二是取证难。猥亵儿童案件即使付诸诉讼，取证也很难。

猥亵儿童罪，是指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对儿童实施的淫秽行为。所以，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猥亵，其目的是否为满足性欲是先决条件。

针对南昌铁路公安对“高铁女童疑被猥亵”一事的回应，“女童保护”官方微博发文称，从法律上看，警方判断不构成猥亵，属于预料中。警方询问该男子时，他肯定说不是以满足性欲为目的。取证难是关键。

“警方调查后，依据证据作出不立案查处是正确的。”李云龙告诉周刊君，诉讼证据有六大类：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视听资料、鉴定意见等。该事件只有视频，证据不足。

对于其他猥亵儿童的案件，如果没有造成受害人身体伤害，也没有及时录下音频视频等证据，单凭受害儿童陈述，不能提起诉讼。

三是保障缺失。

对于猥亵儿童案中监护人失责，甚至走向犯罪嫌疑人，《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员的资格，变更监护人。

“女童保护”负责人孙雪梅也认为，如果有家庭成员性侵孩子，尤其是监护人就可以剥夺其监护权。

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撤销监护人资格后，监管和抚养问题如何解决？

李云龙告诉周刊君，可以由人民法院与儿童亲属人员以及单位协商指定监护人抚养。

孙雪梅则认为，应该在提供社会保障上下功夫。“‘女童保护’”这么多年一直也在呼吁完善国家监护制度或者叫社会监护制度，孩子有了兜底的社会保障，才敢于去揭发家庭成员的犯罪行为。”

可鉴，国外有经验

每次猥亵儿童事件被曝光后，总能掀起舆论热议，关于加强儿童性教育的话题也一再被提起。补足性教育这个短板很重要，但提高犯罪成本，对受害儿童提供社会保障，在立法上切实保护儿童同样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多国和地区对猥亵等性侵儿童犯罪作了专门规定，相对于我国刑法而言，欧美等国及地区的立法更为细致和全面，一些优良经验可提供我国借鉴。

一是对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的性侵行为加大刑事处罚。

德国刑法将行为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滥用权力实施的奸淫行为作为特殊犯罪方法加以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还将利用特殊依附关系实施性交或猥亵行为的，规定为利用权势性交罪或权势猥亵罪。

除了熟人外，其他性侵儿童的犯罪嫌疑人也应受到严厉惩罚。

在英国，单纯藏匿猥亵照片者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而制作猥亵照片者最高可判10年监禁。

美国各州对强奸或猥亵未成年人的量刑不同，但都将其视为重罪，甚至连家中藏有儿童色情照片都属于犯罪行为。

韩国对“以儿童为对象进行性犯罪”的初犯和重犯一律进行化学阉割，并对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性犯罪者判处10年以上的重刑。

二是对猥亵儿童犯罪嫌疑人实行高额民事赔偿。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性侵儿童在争取民事赔偿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

但俄罗斯规定：不使用暴力并对明知未满14岁的人实施猥亵行为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300倍至500倍或判处3个月至5个月工资。

三是加强社会监管，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美国对性侵儿童的罪犯进行存档并在其出狱后公告社区，有时还禁止其接近儿童聚集的场所。加拿大主要是登记和职业禁入制度。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中新社发 尹正义摄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开始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信息，并设置行业禁入。

在许多西方国家，儿童并不是属于监护人的私人财产，而是国家的公民。因此，国家和政府层面不会把照料和保护儿童的责任全权交给家庭。

此前有媒体报道，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针对儿童遭遇性侵或其他人为伤害的问题，专门设立了儿童福利津贴项目、社会服务和社会政策。对于收养、再婚或单亲等对儿童存在伤害风险的家庭，社区会时时监测和评估。

建立一个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现在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