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吸毒...火车上的30年 列车里读懂中国（组图）

车厢是个小社会，卖淫嫖娼、吸毒犯罪，社会有啥它就有啥。

春运，堪称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物种迁移运动，总人次达30多亿，相当于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都运动了一次。

在高铁出现以前，火车正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行进方式。

记忆中，纤细、闪亮的铁轨从辽远而不知名的地方延伸过来，摇摇晃晃的车厢载着天南地北的游子，马不停蹄地发往下一站。

1993年，成都至昆明，一家三口依偎入睡。

而在摄影师王福春的身体里，也有一列不断出发的火车。

1977年，借铁路职工身份之便，王福春开始用一台海鸥相机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这一拍，就是三十年。

一、车厢是个小社会，社会有啥它有啥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民工潮。

那时的火车车厢，是一个“打个喷嚏，钱包和孩子就会消失不见”的魔幻之地。

上车“搞春运”之前，值乘过上百万公里的老列车长召来一帮列车员，语重心长地训话说：“我们站的地面，是大社会。等上了车，就进入到小社会。小社会，出了事更难办，大家要留个心。”

1991年，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一位抱着孩子的父亲警觉地盯着镜头。

在火车上和小偷不期而遇是家常便饭。“他瞅着我，我瞅着他，他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

车上的偷儿会斯文地把自己的西服挂在邻座的皮包上，等着下车时顺手牵羊。

而王福春却掩饰不住兴奋，一上车就来回窜，眼睛四处乱看，也不落座。走到第三、四个来回时，人家就烦他了。十分钟后，乘警来到王福春面前，要查他证件。

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被乘警铐起来的小偷是一个20岁不到的小伙。他盯着镜头，有点窘迫和茫然。

除了被当成小偷、被警察查证件之外，这期间还发生过许多事情。

卖淫的，嫖娼的，吸毒的，犯法的……车开了以后，就什么都有了。

“吸毒的，扎了那么大的疤。还有些大款在车里做这做那，我都拍过。”

1997年，从哈尔滨开往济南的列车上，一名吸烟的乘客。

还有一不留神把孩子生在火车上的。

1980年的一天，列车上的广播响了：找医生，有人要生孩子。

车上果然有好几个医务人员。王福春也拎着相机跑过去，但被列车员拿布和窗帘挡了回来，说男的不让。

1997年，从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新晋父母正入神地凝视着新生儿。

虽然拍摄时常遭遇障碍，但列车上的事情，总归逃不过他的眼睛，包括“列车员是怎么回事”。

80、90年代，列车员爱“带熟人”，一趟车超员100%到200%是常有的事。

在这样的车厢里，5米的脚程比外面500米的还要漫长。乘客端着印有“康帅富”字样的泡面碗，往往要经历半小时的厮杀，才能接到一杯热水。

从1983年起，春运成为“全国性的大交通”。由于旅客众多，停靠时间又短，乘务员会帮忙将旅客塞上列车。

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有过三次乘火车的大潮，王福春都见证过。

头一次是1966年的“大串联潮”。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坐火车上京接受检阅，见车就上，一律“免票”。所有的车次都没了发车时刻，人一装满就开。

第二次是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潮”，前后持续了三、五年。每到停站的空隙，知青们就下车，有人戏说那是监牢里的人出来“放风”。

当时的窗户是可以打开的，经停站点时乘客可以下车，吸口烟或者买点特产。

第三次大潮则发生在80年代。新经济政策打破了“圈地为牢”的旧体制，中国农民像出山的虎，涌到有工可做、有钱可赚的富庶之地去。

火车成了民工潮的最明晰的见证。1980年，“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1995年7月，从武汉开往南宁的一趟超员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光着膀子，满身汗泥，站着睡着了。

浪潮所及，全国没有一条铁路轻松。

面对这场大迁徙，当时的绿皮火车远远无法满足其运力需求。

铁路部门于是将货车当作客车之用，所谓的“棚代客”列车应运而生。

从南宁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如厕不便的发明。

棚车里没有座椅，也没有厕所，只有少数车次带有铁窗。

整个车厢倒是像一个闷罐，白天闷热如同汗蒸，夜里则是天然的冰箱。

用竹席围挡而成的“厕所”，也因空气不流通而臭味熏天，仿佛车里装的不是人。

1995年，武汉到长沙的路段，车外高温达38.9度，车里干脆就40多度。一名民工光着膀子躺在座席背上休息，为了不掉下来，不得不抓住行李架。

二、既然水远山长，何不来圈麻将

虽无立锥之地，但火车上最不缺的，就是随遇而安的民间智慧。

1994年，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乘客们组了一桌临时牌局。说笑中输输赢赢，不觉半天过去，车又穿过一个省。

王福春常常在车上听到这样的对话：“还有五六个小时呢，要不玩会牌吧？”对面扑哧扑哧吃着面的人迅速喝完最后一口面汤，说：“好啊！”

“老哥来一起玩吧 , 两个人没意思。”随后第三个人也加入其中，牌局很快就开始了。

不爱交际的那位，则窝在一旁，静观对局，车窗凹槽里塞满了他无声的烟头。

1996年，卧铺车厢内一位女青年拉起了二胡，她的自娱自乐吸引了上、下铺的关注。

1999年，人们在卧铺车厢的过道上做起了广播体操。

南腔北调，鼻息相闻，火车就像一系列“特别关系”的集合。

那时，长途列车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姑娘坐在你旁边，她困极了，靠在你肩上睡着了。你虽然也困，但为了陌生的姑娘能睡好，一天一夜纹丝未动，等姑娘醒了，马上决定要嫁给你。

1994年，列车上的一对情侣。

1994年，相互依偎的两人。

至于落实到现实里，周云蓬曾在《绿皮火车》中写到过自己的经历：

“一个姑娘在我旁边坐下，很有方向性地叹着气，我窃喜，莫非传说已久的艳遇来了？

我问她是否遇到什么困难。她说老板拖欠工资，现在身无分文，要回家。我连忙拿出卖唱时别人塞到我包里的饼干、面包，与她分享。

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去青海湖的火车。我问她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她说，她有男友了，既然你都把话说明了，两人再一起走就太尴尬了。

她要去兰州，我只好去格尔木了。我想最后拥抱她一下……但上车时人很挤，她一把把我推上车，车门就 ‘咣当’一声关上了。”

1997年，在哈尔滨开往齐齐哈尔的途中，一名男青年向对座的乘客展示刚拍的结婚照。

如果是40小时以上的长途路程，遇到的故事就更宽广了。

他留意过火车上的对话：斜对面讲的是一大串不足凭信的、在乡下听来的下流事情。后一排是传销现场，讲成功，金钱，治国平天下。

耳朵感到腻烦了，再换个台。9点钟方向，一个姑娘正谈着她那个即将见面的男朋友，她为他买了一桶红玫瑰，不料塑料桶漏了，淌了一车厢的水。

当然，如果邻座是个时刻酝酿着吐痰的赤膊大汉，那么你将什么也听不见，除了他频率极高的喉部扩张声。

1998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92岁的老方丈戴着白手套为女青年号脉。

1995年，西宁至郑州，妻子为丈夫按摩。

1999年，北京至广州，一位刚割了双眼皮的女乘客揽镜自照。

1992年，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开往古莲的列车上，各自占了一张长椅睡觉的男女青年。

那些买不到坐卧票的，干脆就放下矜持，打着赤膊坐在过道上睡觉，直到推着小车的列车员把他弄醒。

那个时代的列车推销员，卖零食用的是对联式的4A级文案，上联“啤酒饮料矿泉水”，下联“瓜子花生八宝粥”，横批“来，腿收一下。”

而手上的推车，正是彼时最IN的购物车。

等小推车的聒噪声变远了，站票的同志又再次躺下。别着头，蜷着腿，安忍如大地。

装满盒饭的小推车，未必能慰藉辘辘饥肠。上来卖方便面、西瓜的村民，给了封闭的车厢另一种选择。

1995年，在宠物狗旁吃方便面的女青年。

瑟缩在同一条过道而缔结的友谊、共饮一瓶啤酒所带来的热络、分享小桌板的默契，在车厢里比比皆是。

当然，泡面才是火车的灵魂、缔结友谊的硬通货，运气好的话，遇上不同省份的旅伴，还可以从广州吃到漠河。

1999年，从香港九龙开往上海的列车上，一对手捧哈达的年轻喇嘛。

从兰州到北京的列车上，两名回民在做礼拜，神情虔敬。

三、当速度成为主角

在王福春开始“拍火车”的1977年，国民经济复苏，铁路上跑的十有三四是“采购员”。到了80年代，走南闯北的“个体户”和“推销员”一统列车。90年代中期开始，富起来的中国人开始热衷于去旅游。

就这样，不同时代、宗教、职业的人，都被记录在王富春的镜头里。

而随后的十年，变化陡然加剧。

1986年，18次特快列车从哈尔滨开往北京。这一年，电视机第一次悬挂在这趟车的车厢里，当时电视机在百姓家中还很少见，全车厢的人都伸脖子看电视。

1994年，从沈阳开往大连的列车上，大款用“大哥大”通话，那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1993年，《人民日报》报道：“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将有旅客10亿人次需要输送”，当时我国总人口不到12亿。速度与卫生，成了中国铁路的当务之急。

于是，1997年发生了两件值得记忆的事。

这一年的春运，铁路开始取消“以棚代客”的做法。中国铁路也开始了第一次提速，最高运行时速达到140公里。

1999年，从哈尔滨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一桌乘客插着耳机收看微型电视。

及至2007年4月18号，中国铁路迎来第六次大提速。次年，动车组首次投入到春运大潮之中。

很快，王福春上车拍照，电视挂在头顶上，却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乘客们仿佛一夜之间持重了许多，都低着头在网上冲浪。

“买我皮带，传宗接代”的广告文案也与时俱进，改成了“手机有电，感情在线。”列车推销员卯足了劲地喊：“充电宝啦，有没有人要充电宝啊？”

1996年，因空调太冷，乘客用椅套当成被子。

2019年1月21日凌晨，随着第一辆列车驶出，为期40天的春运正式开始，其中高铁是主力。

1995年，乘客在经停站买土特产，如今这样的场景早已绝迹。

在王福春的眼里，蒸汽机车就像一头喘着粗气的庞然巨物，徘徊在21世纪的门口，说：“要不我就不进去了吧。”

直到2005年12月9日，王福春把它拍到退出历史舞台。

南下北上，东去西往的三十年里，王福春累积了一万多张底片。2001年，他先后卖了三台机器，出版了《火车上的中国人》。

那个黑白如薄雾样的年代，终于跃然纸上。

在丹麦展览时，一名荷兰摄影师在久久凝视一幅作品后决定要把它买下来。

“一张什么照片呢，就是一对情侣躺在一个被窝里头（那张）。”

画面里，姑娘正深情地望着小伙子。那是一个晨光初醒后的故事。火车穿过漆黑的隧道，他们开始亲吻。有几个隧道特别长，他们就能亲上三五分钟。

王福春问他为什么是这张，对方回答说：“中国人含蓄，情感不外露。这张就是中国啊。”

1996年，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挤在下铺上的情侣。

那天，他们下了车，卧铺上留下了两个空白，如同一块历史的空隙。

只有它知道，那两双年轻的眼睛里，为何会同时闪烁着希望与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