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80岁相当于之前的65岁？年龄无法定义生产力，人口老化危机并没有那么糟

以年龄定义的全球人口正在加速老化，这一趋势正越来越被渲染成威胁到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一颗定时炸弹。社保负担沉重不堪、劳动力短缺、消费低迷、楼市凋敝、孤独老死......有关老龄社会的描述总是充满末日般的萧条景象。

但是，在这些“谈老龄化色变”的论调背后隐含着着对老年人的过时定义，以及老年人拖累经济的成见：老年人是政府福利的非生产性消费者，65岁以下的成年人对社会和经济是有贡献的，而每一个65岁以上的人都是一个负担。

然而，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科学使人类的寿命基本上延长了一倍。从1990年到2013年，全球平均寿命增加了6年左右，从65.3岁增加到71.5岁，而对老年人的定义依旧停留在65岁以上。

如果将经济学中常常使用的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概念引入到衰老衡量中，年龄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通胀现象”。在美国，如今75岁的老人的死亡率与1952年65岁老人的死亡率相同。同样地，在日本80岁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的65岁。

就像食品价格一样，可以利用死亡率的变化来调整“年龄通胀”，并确定平均实际年龄。

在英国、瑞典、法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死亡率调整后)平均实际年龄基本上没有增长。日本的平均实际年龄虽然急剧上升，从31岁上升到44岁，但相对于名义平均年龄从26岁到46岁的增幅，显然缓和多了。

简单来说，经死亡率调整后的全球人口实际老化程度并没有部分媒体和经济学家渲染地那么严重。人类平均寿命实现翻番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非凡的成就，但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对衰老的态度和反应，它就将可能从一个奇迹变成一场真正危机。

01

势不可挡的老龄化趋势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数据，到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的全球人口将超过五分之一，从2015年的9亿增加到2050年的21亿。

德意志银行近日通过分析联合国的数据发现，目前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首次超过5岁以下人口。数据显示，过去20年里，尽管5岁以下人口的数量相对维持稳定，但是65岁以上人口却在不断增长。

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导致的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本世纪的前十年，全球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已经从上世纪60年代的5个下降至2.4个左右，这已经接近维持世界人口长期稳定所需的2.1个。

幸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欧洲等富裕国家的生育率已经远低于2.1，摩尔多瓦、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生育率为1.2，为全球最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要高得多，许多非洲国家的生育率在5个以上。

预期寿命方面，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人类的寿命基本上翻了一番。从1990年到2013年，全球平均寿命增加了6年左右，从65.3岁增加到71.5岁。对于今天出生的人来说，他们活到年龄三位数的可能性很大。2011年出生的孩子有三分之一的机会活到100岁。

02

老龄化末日论的隐含假设

社会老龄化对一个经济体有害的逻辑通常是，这一趋势会减少劳动力并增加医疗系统的负担。

在人口统计学中有一个称为老年抚养比率(old age dependency ratio, OADR)的指标，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数目相对15至64岁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

老年抚养比率越高往往意味着一个经济体所面临挑战越大，包括生产力下降、劳动力参与率下滑、公共预算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长放缓等。

而上述逻辑隐含的一个假设是，老年人是政府福利的非生产性消费者，65岁以下的成年人对社会和经济是有贡献的，而每一个65岁以上的人都是一个负担。

但这个假设正确吗？在人类预期寿命已经翻番的今天，65岁还是一个合理的分界点吗？

03

年龄无法定义生产力

政府统计人口的年龄并不是因为他们想知道要为你的生日准备多少根蜡烛，而是希望通过年龄反映人口的衰老程度，并判断与之相关的生产力和养老支出。

过去两个世纪来，各国政策制定者在处理人口问题时都假定是年龄是一个客观指标。但随着寿命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年龄背后所反映的人口真实衰老程度已经有所不同。

例如，在美国，1950年以来，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稳步增长，但平均死亡率也同时呈现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如果按年龄来衡量，美国人口确实变老了，但从生理学角度，美国人口实际上是更年轻了。同样的趋势也可以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发现，包括英国、瑞典、法国和德国。

正如上文提及，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导致社会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老龄化是由人口寿命延长所主导的，那么长寿的正面效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对冲老龄化的负面效应，因为如果人们能够活得更长、更有生产力，他们就能做出比过去几代人更大的终生经济贡献。

与美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日本，自1980年来，平均年龄一直在增长，虽然人口平均寿命也在上升，但平均死亡率同时上升。换而言之，按年龄来衡量，日本人口变老了，从生理学角度，日本人口也更老了。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同样快速的人口转型，即平均出生率急剧下降，并导致其人口年龄分布的急剧调整。结果是，出生率下降的效应迅速超过了长寿效应。

美国和日本的差异对发展中经济体有很大的启发。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正在经历出生率下降的局面，但如果能够通过教育、医疗、环境水平的提高来延长寿命，那么长寿效应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整体负面影响。

04

重新定义65岁：年龄的名义值和实际值

在经济学中，常常使用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来反应条件发生变化时一个变量的变化情况。

例如，在美国1952年一品脱啤酒的价格是0.65美元，2018年是3.99美元。啤酒变贵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答案是肯定的，2018年要比1952年花更多的钱买一品脱啤酒。

但这不是经济学家会给出的答案。要准确地比较不同时期的价格，就必须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人们发现，啤酒实际上变得更便宜了，因为1952年一品脱啤酒(经通胀调整)的实际价格相当于今天的5.93美元。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Andrew Scott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个方法引入到年龄这一变量中，相对名义年龄，提出经死亡率调整的实际年龄。

当完全依赖年龄这一单一指标时，75岁确实是比65岁老。但在美国，如今75岁的老人的死亡率与1952年65岁老人的死亡率相同。同样地，在日本80岁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的65岁。

Scott提出，就像啤酒的价格一样，人们可以利用死亡率的变化来调整“年龄通胀”，并确定平均实际年龄。

使用这一方法可以发现，英国、瑞典、法国和美国的(经死亡率调整后)平均实际年龄基本上没有增长。然而，日本的平均实际年龄却急剧上升，从31岁上升到44岁(以2000年的基准计算)。这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但相对于名义平均年龄从26岁到46岁的幅度，显然缓和多了。

针对发达经济体中的老年抚养比率(OADR)，经死亡率调整的实际年龄指标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在使用名义年龄时，美国、英国、法国和瑞典的OADR都在增加。但按死亡率调整后，它们实际上都有所下降。但日本依然是个例外，低出生率的主导效应导致了更高的实际OADR。

05

如果解锁长寿的经济价值？

在“谈老龄化色变”的末日论背后隐含着着对老年人的过时定义，以及老年人拖累经济的成见。要解锁长寿社会的经济价值，首先需要重新定义并打破成见。

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家David Sinclair曾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道:“到本世纪末，人类可能会活到150岁，因为可以研究出一些药品，使我们从30岁就开始服用，从而增强人体对疾病和衰老的抵抗力。”人的寿命明显延长意味着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生命地图。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衡量老龄化不应该再过度依赖单一的名义年龄，而是需要一套更加全面和细致的体系，从而能够多维度地反映年龄与社会实际衰老程度之间的关系，纳入预期寿命、发病率、死亡率等健康数据，以及影响这些数据背后的更广泛因素，包括教育、收入、生活方式和环境等差异。

在讨论老龄化的正面经济效益时，人们往往盯着老年人的“钱包”。美银美林预计，到2020年，60岁以上人群的全球年消费力将达到15万亿美元。另据牛津经济研究院数据，由于消费习惯和服务需求不同于年轻人，50岁以上的美国人每年的直接支出和相关经济活动已经达到7.6万亿美元，并且控制着80%以上的家庭财富。

在医疗保健领域，生物技术、设备、药品和护理服务相关一系列新产品瞄准了老年消费者，而且随着老年投资者控制的家庭金融资产的大幅增加，金融服务的黄金时代也就此到来。

然而，按目前标准定义的老年人(65岁以上)，所能贡献不仅仅是巨大的购买力和消费潜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很多时候拥有相对广泛的视野、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思维，他们能够成为为经济提供动力，促进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而非问题和负担。

宝马(BMW)早在2007年就曾经就做过一项实验，在一条生产线上引入老年工作人员，以准确地反映当时社会的人口特征。这项措施使得生产率提高了7%，因为年长的员工可以成为年轻同事的导师和榜样，而且不同年龄层组成的团队在解决问题和产生想法方面比同龄团队做得更好。

此外，有数据显示，在美国55岁及55岁以上的人群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志愿者，2015年为食品银行和筹款企业提供了330多万个小时的服务，带来了77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倡导工作场合多元化和包容性已经成为许多现代企业的口号，但它们往往局限于种族和性别。在老龄化和长寿社会，消灭年龄歧视将老年人纳入工作场合多样性的矩阵中或许也会成为一种未来趋势。

而为了充分利用长寿对经济的好处，政府则需要制定政策，帮助年长者、仍有生产力的公民找到全职工作或更灵活的工作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