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一国两制”从消极进入积极阶段（组图）

从依法精准打击港独，到向昔日眼中的反对派即泛民释放善意，从中央治港人事调整，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近年来愈来愈多的治港事例，均显示出北京正扭转过去对“一国两制”的僵化认识，开始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区隔走向融合，从消极走向积极，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输入新的认知与行为规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正从原来1.0版的消极阶段进入2.0版的积极阶段。 

回顾历史，北京在1.0版的消极治港阶段至少出现三大失误。第一个失误是对“一国两制”的认知与实践陷入形式主义，片面强调“两制”的区隔和差异，轻忽了回归后对“一国”的形塑。在这期间，北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陷入僵化，未能辩证认识和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甚至连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都用“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也不犯井水”来定位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表现在治港工作中，北京也是这不能碰，那不能改，过度相信港府官员的政治自觉和能力素养，低估了殖民地时代对香港社会结构、港人国族理念与价值观形塑，对香港事务持整体不干预态度，在治理结构和理念上也没有及时进行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转型正义过程，使得香港在回归后几乎完整保留了殖民地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港人也未能及时建立起新的国家认同。在这种治港思维下，很多本该积极作为的工作也一遇困难就浅尝辄止，特别是第23条立法因为迁就部分香港民意而叫停，致使《基本法》规定的香港宪制性责任一再拖延，直到今天都未能落地。 

在这种形式主义的消极治理下，因为当时内地和香港之间依然有较大经济和发展差距，一些港人心态傲慢，非但不领情北京对香港的体谅和安抚，反而将此视为内地也知道自己落后的例证，甚至产生内地人就是愚昧的恶劣认识，并习惯性地错误以为“两制”就是陆港区隔，使得缺乏“一国”的“两制”成了港独和激进本土滋生的温室。 

这些问题产生后，因为港府和中央治港部门官员的官僚主义及斗争性格，缺乏对香港市民和主要政治力量的沟通意识，不仅将泛民推到对立面，还激化了陆港两地的民粹声浪，意外地放大了港独和激进本土的影响。尤其是一些治港官员根本不了解“一国两制”，有的违反《基本法》规定跨境抓人，有的甚至被香港商界成功围猎，以至于常年采取厚此薄彼、亲疏有别的做法对待建制泛民，既宠坏了建制派和商界，令其不断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地位，加深了香港的内部撕裂和陆港之间的情绪化对抗。中央的惠港政策和为强化陆港关系而推出的各项经贸安排，也因为殖民地遗留的官商共治结构而被利益集团骑劫，产生经济成果不仅没能改善民生，反而拉大了贫富悬殊，使得本就复杂的陆港关系和“一国两制”成了市民百姓的出气筒。 

坦率说，官僚主义不止一些内地治港官员存在，没有领导责任文化和政治家传统的香港，官僚主义同样严重。香港回归以来的历任特首，缺乏政治家应有的能力和作为，他们或有心无力，或以打工仔自居缺乏政治格局，或争强好胜加深刺激了香港内部和陆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或是未能展现出令人信服的政治家素养，缺乏果敢精神，使得身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在陆港两地官员官僚主义的作为下不断沉沦，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可以说，官僚主义是过去治港的第二个失误。 

第三个失误是回归后未能及时纠正香港已经严重畸形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对自由主义的过分迷思。香港自港英殖民时期就实行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信奉“小政府、大市场”逻辑，政府在经济治理、民生福利等问题上常年责任缺位。这种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依赖，在过去曾助力过香港腾飞，但过往的经验也成为了改革的束缚，使得香港社会普遍缺乏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思考，港府也由此而形成了错误的路径依赖，深陷对自由市场的迷思而不能自拔。资本过分主导形成的利益结构造成香港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四十多年恶化，成为香港问题激化的根本原因，港府无心也无力处理。在这个问题上，奉行消极治港的中央政府也缺乏深入认识，甚至还公开称赞香港连续2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放任香港继续毫无批判地拥抱自由市场。 

这三个失误互相作用，影响叠加，使得香港过去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被继承并不断积累，导致经济发展陷入瓶颈，极少数富人垄断多数发展红利，普通市民生存却日益艰难，年轻人更是看不到希望，香港的内在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作用到陆港关系上，也使得香港社会和内地关系，尤其是和中央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政治互信严重缺乏，港独和激进本土则趁势借妖风冒起，本是充满政治善意与制度创新的“一国两制”也因此而被不断扭曲，饱受质疑。在分离主义更炽的台湾，“一国两制”甚至已成为民进党等台独政党吓唬人民、抗拒统一的工具。 

进入新时代后，北京开始部分认识到以上“三种主义”造成的问题并开始尝试着手纠正。针对“一国两制”的形式主义僵化认识，北京提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将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港人治港结合，以更辩证的态度处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倡导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在具体政策上，北京也日益强调香港在第23条立法上的宪制责任。在融合发展上，也出台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落实香港居民同等国民待遇，将香港纳入国家发展大局。 

针对官僚主义的反思集中体现在北京治港人事和思维调整上，从原来的以斗争为主，转变到收窄斗争对象，精准区别对待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在依法精准打击港独的同时，开始频繁向泛民释放善意。在打击港独上，一些港独人士要么被禁止参选，要么被褫夺议员资格，要么因涉嫌犯罪被移交司法处理，有效维护了“一国”底线，让一度肆虐的港独声浪迅速衰退。在团结泛民上，北京逐渐改变以往对泛民的反对派定位，开始称泛民为“有不同意见的社会群体和代表人物”，发还泛民回乡证，甚至主动通过中联办和港府向泛民抛出橄榄枝。除此之外北京还调整了中联办的主要人事，逐步更新了该办公室的主要官员，并且决定让具有鲜明海派气质形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在中央分管港澳事务，将治港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向经济民生转移。

针对香港已经严重畸形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和官员对自由市场的迷思，这可能是当前和今后治港最需要关注的问题。非常遗憾，这也是当前中央和香港都存在认识错误的领域。在这个问题上，香港从港府到市民都普遍缺乏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批判性反思，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性迷思，中央也未能认识到这才是香港问题的根本所在，还在为香港的自由市场体系背书。有鉴于此，中央和港府都必须重新审视承袭自港英殖民时期的自由经济体系，要看到正是对自由经济的过分迷思才导致问题在香港内部和陆港之间不断积累。当今世界各地已经没有一个经济体会像香港这样，实行如此原教旨的资本主义，纵使是自由主义发源地的欧美国家，都在进行大规模改革。在这个问题上，香港因为自身的视野和思维格局，难有自身突破，中央必须督促港府走出自由资本主义的过分迷思，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分配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总而言之，伴随新时代后中央的治港作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正在化区隔为融合，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以往的香港“一国两制”实践是1.0版本，那么如今已经正式上升为2.0版本。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目前仍存在很多不足。为了这个过程能成功推进，北京必须从自身做起反对治港“三种主义”，实施积极“一国两制”，而且还要让林郑月娥领衔的港府主动承担责任，摆脱慵懒的公务员心态，成为促进香港发展的真正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