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意识形态压倒一切 香港问题还有解药吗（图）

导语：暴力袭警、冲击立法会、污损北京驻港机构悬挂国徽……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示威游行，正在走向扩大化和暴力化。新闻联播21日晚亦首次开腔，播报央视快评《尊重主流民意 维护香港安宁》，谴责乱港势力以“反修例”为名，围堵警察署、打砸立法会，非法集结、骚扰民众，甚至还疯狂殴打警员。中共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也于2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中央权威不容挑战。” 

一方是北京的言辞谴责，另一方却是香港连续不断的暴力抗争，究竟该如何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多维新闻日前在香港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香港立法会议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前香港律政司司长及行政会议成员梁爱诗，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邓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朱家健，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常务副主席陈志豪。 

此为系列访谈第一篇，访谈对象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记者：从暴力冲击立法会到沙田冲突，再到冲击北京驻港机构，香港反修例风波持续至今正在走向变质、变异。有内地媒体就感慨，沙田暴力袭警的画面，更像是在利比亚。 

刘兆佳：这次《逃犯条例》的修订，把一些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深层次矛盾有机会爆发出来，所以不会在很短期内消散。特别因为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在不断增加，也根本不是特区政府所能够答应，这些人当然还会趁着气势仍在的时候，搞一些不同形式的活动，也不排除有些活动会比较激烈。 

但问题是，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从和平理性的角度来参加游行示威的。而游行示威根本就是香港政治生活的一个部分，是香港威权加自由的政治体制下，一种允许的政治参与模式，也是一个社会自我调整的机制。 

问题是参与暴力冲击，根本是另外一码事，这次参与暴力冲击大约一千几百人左右，背后不排除有组织者，虽然他们说是网上发动，但网上发动背后也可能有一些比较隐蔽的有影响力的人在发动，或者一些外国机构在援助。这种斗争方式是破坏性的，在某程度上，也颠覆了其他人比较 和平的游行抗争行为。 

当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出现，民心民意出现改变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增加。香港大部分人，都是把稳定秩序看得比较重要。沙田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很多人难以接受的暴力行为，虽然不少人对警察有意见，但他们也感受到，香港的秩序和稳定正在受到威胁，人身安全也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假如警察都保护不了自己的话，那么谁来保护其他人呢？ 

记者：香港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你刚用了一个说法叫“威权加自由”，其实一直到二战以后，香港政治议题的核心问题都没有改变，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国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港人看来，中国代表着威权，西方代表着自由。 

刘兆佳：香港特色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就有很多难以处理的社会矛盾，比如贫富悬殊，比如社会阶层走向封闭，中产阶级萎缩，不少中产人士往下流，产业结构比较狭隘，创新能力不足，竞争力下降，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不能产生足够的发展机会给一些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年轻人。 

这种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在50年不变的情况下，其实是把这种深层次矛盾固化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种社会斗争，在香港历史上不止一次了，每到一个时间会爆发一次，爆发完之后，就维持某种潜在的紧张状态，等待下一次机会再爆发出来。因为要满足这些年轻人的诉求，先要改变“一国两制”、改变《基本法》、改变香港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才可能有机会产生一些改变。 

但问题是，现在香港的社会政治体制有很多的既得利益者在背后，而且年轻人为什么那么不满，有很大的挫败感，因为他们占香港人口的比例也越来越低，社会走向老龄化，主流民意其实是中年人的民意，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人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没有话语权，觉得政治影响力比较小，也看不到自己的出路，香港的前景在哪里？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年轻人，出现某种机会，政府公信力出现某种下降，警察在执法的时候过于强硬，就提供了一个所谓的抗争氛围，让年轻人甚至是黑社会分子，也有机可乘。 

如果再有冲击警察的行动，恐怕警察会采取比以前更不客气的手段，因为政府也不敢过分约束警察，毕竟警察是香港“一国两制”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崩溃的话，那么不可能不通过驻港解放军。现在政府为什么不搞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就是要维持这种紧张的士气，保障这条最后的防线。

记者：虽然冲突的缘起是具体的，但演变至今，已经是抽象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较量了。 

刘兆佳：现在很清楚的是，他们对香港现有的体制不满，对政治权威不满，对社会精英不满，对香港的前途有担忧，对自己的个人境遇不满意，而且看不到前景。 

21世纪很多社会运动，按照外国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基本都没能提出一套新的改变现有结构、现有制度的论述，他们提不出来，认为社会主义也不行，资本主义也不行，社会民主主义也不行，福利国家也不行，那要什么呢？所以现在出现了民族主义，只要针对一些他们不满意的东西，比如移民、政府、少数民族、少数宗教、全球化，他们就不满，发泄不满多于提出另外一套有建设性的、有可行性的新的政治意识形态。 

记者：香港过去几年一直蝉联最自由经济体，之前韩正也在两会特别提到过。你觉得香港是不是也太过于看重自由经济意识，甚至陷入到一种迷思里去了？ 

刘兆佳：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大部分人都觉得过去一套越来越不适合香港，比如说经济上越来越下降，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年轻人没有出路，觉得政治体制代表性不足。但问题是过去这套东西的确也是香港成功的理由和基础，不敢轻易放弃。而且如果要放弃的话，要走哪一条路呢？没有人说得清楚。 

现在只能从一个温和的改革出发，怎么去改变产业结构，政府有没有担当更大的减少贫富差距的角色，政府在推动新产业方面是否更积极一点呢？要不要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为香港开拓一下机会？在教育层面增加平等机会，而不是把教育搞成越来越贵族化精英化。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照顾老人退休后的需要。这些东西在实际上，以及在“一国两制”上，在保持原有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框架下可以做社会改革。至于政改，没有社会共识的情况下看很难重启。 

记者：问题不是政改，而是如何政改，也就是如何在中央的全面管制权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动态平衡点。既满足了港人对于“真普选”的诉求，同时也让北京足够放心。 

刘兆佳：“一国两制”成功与否，邓小平没有说要香港人爱国，更不要说爱党，只要说你要搞清楚你的生存条件在哪里，我给你高度自治权，你不能用来对付我，不能把香港弄成反对共产党的基地，搞成一个外部势力利用它来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他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是现在总是有一批人，希望把他从“一国两制”中得到的高度自治权来对付中共，要改变内地的政治形态，要冲击中国共产党在内地的领导地位。很多时候，是香港不愿意遵守邓小平对我们的要求，他的要求是很低的，他不需要所谓去殖民化，没有说要搞爱国教育，更不要说爱党教育，是要知道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明白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这方面中央对香港人的要求，以前很少在说，导致很多人忘了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论述，就是中央尊重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同时要求香港要保卫国家安全，也不要干预内地政治，不要试图推翻共产党，不要改变内地的社会主义体制，不要勾结外部势力。这些基本道理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只是一门心思想搞普选行政长官。 

记者：此前放任自流的做法，比如井水不犯河水，中央也有责任。 

刘兆佳：对，中央也有责任的，回归前邓小平说得很坦白，但回归后很多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官员，再讲这个东西怕引起误会，但后来发现越来越不对头，中央觉得权力越来越不受尊重，而且屡屡受到挑战，而且香港越来越出现离心的倾向，这种情况下它才积极起来，强调宪法的重要性、中央全面管治权，中央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权利，“一国两制”下香港人的责任在哪里，等等。 

以前避而不谈，现在说出来，很多人，包括年轻人就以为中央要收回香港的高度自治。我经常劝他们，邓小平说过什么话，然后再判断“一国两制”的目标究竟在哪里，这是国家优先的政策，而不是香港优先的政策。你要改变，肯定非常痛苦，会产生很多冲突。 

记者：“劝”应该不管用吧，因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已经主导了年轻人的思想，对内地和中共的不信任甚至恐惧感已经形成，且根深蒂固。就像这次反修例，虽然理由很充分，目的也很正当，但最后“反送中”背后的恐惧感压倒了一切。 

刘兆佳：年轻人根本就不懂，因为没人告诉他“一国两制”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依靠反对派对他们有正确的引导，他们根本就不晓得“一国两制”是怎么回事，所以当中央说“一国两制”有中央权力，有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他们听不进。他们只是觉得中央在收回香港的自主权，不让香港有民主选举，在内地和香港越来越密切的时候，他们觉得在不同程度上他们也是受害者，面临来自内地越来越多的竞争，进一步削减他们往上流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