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优越感背后 习近平“四个自信”为什么重要（组图）

从取消自由行到拒绝金马奖，如果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还将武统当做一个不得已的选项，那么当台湾深度卷入香港风波中并不惜扮演幕后操作者的角色时，这一选项的可能性已经急速飙升，不再只是纸上谈兵。围绕目前的两岸局势，多维新闻采访了两岸三地知名学者，由他们来深度解读。访谈对象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此为下篇。

该如何去理解香港的稳定与繁荣以及背后的原因。（VCG）

记者： 说到底还是意识形态，香港这次闹的这么大，就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压倒了一切。

吴启讷：这件事，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冷战，让现代世界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价值和知识体系，冷战双方都在想象的基础上各自建构了一套对对方的描述；后冷战时期，前苏联东欧集团和中国基本上放弃了自己建立的知识体系，但发现西方并没有放弃他们的那一套体系。俄罗斯、中国逐渐有人感觉上当，有意从自身前冷战甚至前现代传统中寻找与西方抗衡的资源。近年来中国的成就显示，部分源自非西方思想资源的治理模式，并不像想象当中那样不可行。

香港和台湾既是殖民时代“殖民地现代化”的实验场，又是冷战时期西方压制东方的意识形态前哨，香港和台湾受殖民教育和冷战意识形态双重洗礼的菁英，理所当然地认定，香港、台湾仿自英、日、美的制度和价值比大陆优越，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不愿意接受一国两制方案。而一国两制方案背后的前提和大陆的让步心态，更坐实了一些香港人和台湾人在制度和价值上的优越感。

不过，意外的是，大陆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巨大改变，对依照中国实际逐步衍生出来的“传统─创新”型制度的信心逐渐增加，少部分菁英不再完全臣服于西方价值。一些身处于在文化层面保留某种“中国性”的香港和台湾，但又受到西方价值洗礼的知识人，在面对这种变化时，心理上所受到的冲击，更大于他们在西方的思想同道。偏偏这时西方的经济和社会都步入衰退过程，不能为西方的冷战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提供足够的支持，使得这一体系暴露出某些漏洞，这一局面，让上述这些香港人和台湾人产生了广泛的焦虑。

更加尴尬的是，香港和台湾在经济上又必须依赖大陆。大陆看到这一点，祭出很多“让利”的政策，想用经济之手牵绊住两地的人心，这种状态反而更增加了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排斥大陆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焦虑，视之为更深层的“统战阴谋”。这部分港人和台人对于大陆的利港、利台措施当然不会领情，大陆在这方面做得越多，引来的反弹反而越多。

固然，从长远的角度看，普通民众终究还是会体认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为了维持心理上的优越感（或者叫骄傲），与自身的利益对抗，亲手摧毁自身前途的例子并不少见。年轻人尤多。多数人都是在自身利益严重受损后，才会回头。

记者： 邓小平当年用原本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问题，其实是有着很现实的考虑的，当时的想法就是“袋住先”，没有考虑那么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问题。

吴启讷：是的。当然，我不否认，当初设计一国两制有现实的一面。冷战时期香港的窗口地位，对双方都有利。香港经济的起飞，与它的这个角色有直接关系；对大陆也有利，可以减轻一些封锁的伤害。现在大陆维护一国两制，不能不说其中也部分延续了这样的考虑。不过，近20年来，大陆为挽救香港经济，向香港输血，不惜限制自身的发展，这些作法都有血缘文化乃至政治层面的考虑在内。对于台湾，大陆则是把血缘文化方面的因素和对政治远景的期待放在比现实更优先的位置，有意忽视两岸间政治上的敌对和经济上的竞争，向台湾单方面输血。

记得蔡英文刚上台时，大陆曾大幅减少入台观光客，但近两年来，蔡英文骂大陆越来越凶，观光客却去的更多了。这显示，近两年来大陆对台政策的整体方向还是回归安抚，蔡英文自然借此向岛内展示她对“中国必须向政治现实靠拢”的断言。6月香港的事情爆发，大陆或许对安抚反而引发进一步敌意的现实有了比较深刻的感受，才对陆客赴台观光做出限制，并抵制已成为变相宣讲政治内容的场合的文化活动。不过，如果就此断言北京将全面采取强硬路线，为时尚早。

大陆当然有很多重要的国内、国际事务需要优先处理，台湾议题长期被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陆的处境，台湾议题或许才是其中的关键。香港局势背后是台湾，台湾背后是美国和西方。我觉得，低估台湾议题的重要性，背后的原因还是和刚才提到的一国两制设计的背景相关。

改革开放后，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迅速崛起，以及中国内地的整体进步，让香港对于内地的地位和价值逐步降低，香港不仅在价值观上焦虑，也在现实中承受着日益增长的焦虑。（VCG）

记者：所以你认为台湾问题是解套中国很多问题的关键。但在我们看来，台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仅仅扮演非常小的一个角色。毕竟台湾问题背后，其实是中美。

吴启讷：当然，从长期来看，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衰落，是不容易逆转的大趋势。只是在这种趋势的发展从外观看，是缓慢而曲折的。美国握有限制中国上升，包括减缓中国上升速度的若干关键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台湾。

在北京看来，与中国的稳定发展相比，台湾议题或许有必要放到靠后的位置。北京或许认为，为了回答台湾问题而导致风险加大，造成大陆内部的不稳定，很不值得。观察者大致看得出来北京的这个思考路径。但北京是否必须在公开场合遮掩自己的未来的目标，这是一个从战术角度延伸到战略角度的问题。

记者：而且港台信奉的那套价值观，其实也在面临挑战，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显得乏力，大陆的模式反倒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吴启讷：的确是发生着这样的变化。但应该注意到，长期信奉西方价值观的人，或许也从某些蛛丝马迹中看到了这套价值观在实践中出现漏洞，乃至步向没落，但在情感上甘心接受这种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过来也一样，中国有人体认到“四个自信”的重要，但要超越口号，上升到价值、哲学层次，还有很多重要的是没做，包括理论体系的建立和与社会大众的有效沟通，也很需要与文化和政治传统相异的外界有效沟通。举一个相关的例子，比如中国的一党执政。大陆对内讲加强党的领导，民众并不觉得突兀，但外界，包括香港和台湾社会，就会直觉地认为这是强化独裁专政。外界多数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西方政治经典意义上和议会政治体系下的政党。中国话语体系的构造和沟通，也是一项挑战。

目前中国在这方面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基础。近几年我到过大陆一些偏远农村和山区，看到民众都安居乐业。不要以为这种情形在世界其他区域也是常态，多数地方其实是做不到的。

记者：其实在大陆内部，也有很多人还是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中国这一套长久不了，更何况港台呢。

吴启衲：大陆社会有两种很普遍的观点，一是认为大陆目前在人均所得方面还不如台湾，当大陆经济发展得更好，人均所得赶上台湾后，台湾就会接受大陆，接受统一。这是一种一厢情愿。如果台湾人始终认为自己的价值，乃至（有些人想象中的）“血统”比大陆优越，哪怕大陆更富有，也不会接受统一。

二是对台湾的选举政治羡慕不已，同时普遍以为台湾的选举政治只是中国内部的一种区域性事务，可以为其他中国人区域树立民主典范。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没有体认到台湾这种选举是一种对“主权”再确认，一种对有别于大陆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再确认；换句话说，台湾的投票政治，目标就是否认和切断自己与中国的关联，其中的民族主义动机早已取代“民主”的动机。

其实，最难应对的问题，或许还不在于香港、台湾遭到有形殖民的历史和有形的后殖民现象，而更可能是一种无形殖民现象。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界和青年中，有极大比例的人，将自己的头脑开放给近代工业国和与之相伴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作为其殖民地，奋力切断与中国传统的连结，也切断与中国现实的连结。大陆的知识界至少还觉得西化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而成为有形殖民地的香港和台湾，其中多数的精英甚至于更倾向否认自己的中国性，更急于证明自己已然彻底脱离中国，因而在行动上要表现出对中国的厌恶和痛恨。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台独和港独，有的只是一些人祈求恢复日、英的殖民统治的愿望。

在真实的历史中，近代中国的奋斗，都要回归中国现实，落实到中国道路。只是这条道路很崎岖。在中国共产党步上中国化的革命道路之后，即使是在党内，也要面对时时到来的质疑和挑战。这样，现代中国历史上，“头脑与现实脱节”的现象成为常态。

如果大陆的知识菁英也将殖民地现代化直接等同于现代化，则香港、台湾的英、日殖民文化和后殖民现象将引导大陆现代化的走向；如果大陆的知识菁英根本怀疑自己的制度，而将台湾现在的政治文化视作大陆效仿的对象，则大陆在精神上难免永远低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