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局势】香港的天鹅、梭子鱼和虾（组图）

出生于十八世纪的俄罗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Ivan Andreyevich Krylov）写过一个寓言故事，讲的是天鹅，梭子鱼和虾，都想把一辆停在路上的大车拖着跑，可天鹅伸着脖子要往云里钻，虾弓着腰使劲往后拖，梭子鱼一心想往旁边的水里跳，结果他们累到筋疲力尽，大车却仍在原处分毫未动，甚至还可能会被扯裂……这个故事，是否像极了今天的香港？

几个月来，反对修例的抗议者频繁宣泄于香港街头，城市的动荡仿佛没有尽头。一场本是单纯不满引渡法案的公民陈抗运动，到最后，竟演变成了暴力涌现的大规模街头冲突，让人们不禁讶异，香港怎么会变成这样。而更令人忧虑的是，虽然遭遇了这场毁灭性劫难，社会还仍未为香港未来达成共识，甚至是这场运动本身，都充满了撕裂气氛。

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每个参与到香港故事的人都没有这种想象，大家都希望香港更好，想推动香港朝向自己认定的方向前进，可他们却共同制造了这样的悲剧。

一、香港社会中的四股力量

在香港的政治肖像中，谁是天鹅、梭子鱼和虾？毫无疑问，应该是这些年最能主宰香港命运的几股力量，它们在香港政治社会的运转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若依此细细想来，它们应该是港府、商界、中联办和民主派。

如果说，香港是那驾“车”的话，那么，此四者对这座城市所能施加的改写能力及影响力，可以说是远超“鹅鱼虾”之力。毋庸置疑，无论是位居庙堂的港府、中联办，还是诞生于这个城市的商界、民主派势力，它们都是香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们的职能与角色属性，对于香港来说，至关重要且缺一不可。

以港府而言，毫无疑问，没有人会质疑它对香港的重要性。香港之所以是“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就是因为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其余一切能让城市有效运转的事务，都仰赖于港府全盘负责领导。

这支曾闻名世界的公务员队伍，对上要向中央政府述职汇报，认真履行《基本法》要求的工作与责任；对下要尽心服务于香港市民，为普罗大众谋求福祉；对内要肩负起城市发展的领导重任，化解一切社会矛盾及问题，对外还要在《基本法》授权范围内维护国际交往，维系好香港作为充满活力的东西方十字路口的国际声誉。它是保持香港繁荣、现代、法治，国际化，以及守护香港“亚洲管理最佳城市”名声的核心力量。

同样，香港商界对于这座城市的贡献与能量，也可谓大到引人惊奇。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城市，香港的崛起得益于其经济的腾飞，而经济的繁盛，又离不开那些耳熟能详的亿万富翁们的商业神话。在这座早已被资本渗透、主导的城市，经济力量可以在社会运转中轻易发挥支配性作用，当然亦可以摧毁这座城市以及它的七百多万市民。

香港的顶尖生意人一直享有着巨大的权力，他们直接控制着香港立法会大约三分之一的席位，这些大亨们还拥有对民生需求完全垄断的房地产公司、公用事业公司、超市及其他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企业。正是因为拥有这种极不合比例的控制力和主导性，香港商界实质上手握着关乎城市命脉的大部分资源，在香港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由于反修例运动在香港引发的连串示威、警民冲突愈趋激烈，香港首富李嘉诚近期便以“一个香港市民”名义，在当地多份报章刊登广告，其中一款广告引用了他曾多次用以劝诫港人的名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VCG）

在《基本法》保证回归后香港50年不变的所有领域中，可能仅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香港中联办的出现。这个前身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中央驻港机构，是回归后中央政权香港在地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其机构职能，就在于担当中央与香港社会各界之间一座桥梁，起到政治沟通、统战联结之作用，除此之外，就像其机构官方介绍中所述，还肩负着与广大香港市民紧密互动的机构功能。虽然没有明言，中联办显然是中央政府积极落实治港最高原则“一国两制”的最主要责任人。这是香港由一个殖民地政府转变为特别行政区，受到“一国两制”领导与制约的最主要政治推动者。而它是否又完成自己的任务，则是后话。

以上所述三者，在香港的政治语境下，都可宽泛划归到建制圈中，而除此之外，在香港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群体，它同样也是城市发展到今不可或缺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这就是香港的民主派。无论是在港英殖民时代、还是香港进入到回归预备阶段，甚至在回归到今的后殖民时代，香港的民主派一直都是这些不同时代下不同当权者眼中的“施政压力源头”，但你无法否认，它又是香港民主运动浪潮和城市政治生态样貌最重要的形塑者之一。

几十年来，民主派为香港的政治鞠躬尽瘁。殖民时代，民主派人士是街头巷尾冲在最前的抗议者，为了当时港人的物质民生和市民基本权益，不惜与港英政府展开一轮轮斗智斗勇的政治对抗，包括反殖民统治的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其所作所为，更是直接启蒙了香港的民主思潮，并激活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在香港接近回归的那些年，民主派人士对此有着矛盾的心情。他们对回归寄予希望，既是因为部分人相信它符合自己多年的政治追求，摆脱殖民地统治，与自己的国人再次成为一体，亦有一部分人希望回归能够让香港有机会实现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民主想象，对于国族认同的强烈笃定，让民主派大部分参与者有充分证据该被算作最合格的爱国者。但这批人士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的激烈抗争，执着于自己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念，以及在六四事件后连年坚持让中央如鲠在喉的抗议做法，盲目依附于欧美国家的政治要求，又注定了他们在回归后与中央之间无间断的政治冲突。

自后殖民时代到今，民主派在香港的政治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九七回归之后，民主派一直在香港的政治发展历程中担负着“反对派”之角色，尽管其亦发生过无数“为反对而反对”的无意义冲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讨论与进步，但多年来，它对经年持续的政制改革和数之不清的大小社会风波，持续扮演着监督和“反对”角色，起到了社会权力制衡的效果。

也因此，这一群体在香港获得了广泛的民意认受性，通观各类民调数据可发现，民主派在香港大众中的支持率常年维系在五至六成比例，每当立法会选举换届之时，民主派总能收获可观数量的席位。

在香港的抗议者一次次于街头施加暴力的时候，一名名冲上前发出绝望恳求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则显得愈发疲弱无力，这种出现在香港街头的最新迹象，显示了香港的民主派在示威者心中的地位正在迅速下降。（Reuters）

二、“鹅鱼虾”的本位角色认知

故此来看，港府、商界、中联办和民主派，它们皆是香港今日不可或缺的关键社会组成，都对城市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如同寓言中的“鹅鱼虾”一般，它们都是拉动香港这驾“车”的重要力量。同样，就像“鹅鱼虾”那样，尽管这四者的角色、职能、定位以及所拥有的社会声量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就是它们的诉求——或者说是目的——高度一致，即是希望香港这座城市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它们都想带动“车子”前行。

就说港府，试问，作为管治者，有哪个政府会希望辖下社会生乱？至少，你应当承认，22年来的四位特首，他们每一位在各自的管治当政过程中，都十分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他们各自也都展现了希望解决问题的决心，他们同样想让香港的各项自治权力能够在“一国两制”之下得到长久的留存。无论是曾荫权那句“做好这份工”，还是林郑月娥的“好打得”名号，他们的为政初心和专业精神是众所目见的。

有人说，商人重利，又怎会有暇心系城市？但不要忘记，香港可是这些商人的发家之地、财富源头。在香港，他们拥有庞大的利益，他们的事业、财富、家族利益乃至商业帝国，都深深植根在这片土地。所谓“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只有保证香港的稳定运转，他们的权势与地位才能够不可撼动，若香港遭遇混乱或革命危机，对于这些手握金钱与权力远超一般港人的富豪而言，代价与损失将是毁灭性的。也正因为此，往往每当香港社会因为风波搅扰而撕裂至深时，商界人士都会出面表态或是发声，希望凭借自身影响，来消除纷乱和平息矛盾，他们这么做，当然首先是为了自己，但亦不能说不是为了社会。

反修例运动中，示威者一度对中联办进行了无端的攻击和泄愤，但实际上，这些年类似的指责和侮蔑，在中联办身上并不罕见。长期以来，一些香港舆论腹黑诬蔑，说中联办的存在就是为了“搞乱香港”，将之视为香港一大“乱源”，但扪心自问，这般逻辑到底是因为中联办在港做祸为乱，还是香港社会对“一国”集体无意识地心理抗拒？作为中央政府的治港机构，中联办最大的职责所在，就是做好中央交予的工作任务，落实好自身的职能目标，保证好香港社会与中央之间沟通顺畅，维护好“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使之行稳致远地运行下去，唯有如此，它才能获得中央认可和港人认同，其机构的意义也即在于此。若说中联办是想把香港搞乱，不想香港好，纯属是无稽之谈。

如果说前述三者，它们希望香港向好发展，理由或多或少，是基于专业之所在、利益之所在、和职责之所在的话，那么，民主派希望香港好，则无疑是基于它的情感之所在。毋庸置疑，民主派对于香港的热爱是热忱至深的，这座城市的民主发展之路，几乎承载了他们所有的情感寄托和自我牺牲。无论是从殖民时代反抗港英政府滥权统治的蓬勃社运，还是到1970年代“保钓运动”及1980年代“民主回归中国”的爱国底色，再到九七回归前不甘于听命安排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尝试，甚至是香港回归后对于民主普选的执着探求，民主派的那份政治情感，就是香港民主精神的时代象征和群体缩影。

过去这几十年的政治实践，民主派群体为了香港的民主进程乃至城市的政治前途，毅然决然地付诸了极大心力。当然，民主派里面肯定会有一些“里通外国”的败类，有一些甚至在近年趋向激进，走上了港独和激进本土的不归路，但就这个群体整体而言，其绝非一些民族主义论调所指责的“乱港、祸港”之徒，相反，在心有香港这份真心上，民主派不让他者分毫。

陷入困境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是个工作狂，这让她在香港公务员中有着“好打得”的名声，可如今，她要为接下来如何恢复自己已受损的公信力而苦恼。（Getty）

三，被愚弄的命运结局

但遗憾的是，寓言的魔咒，便是在这里生效。港府、商界、中联办和民主派，它们都像故事里的“鹅鱼虾”一样，都一样抱怀向好的初衷，但就同故事的结尾一般，它们最终都没能逃出这个怪圈，沦为了历史愚弄的对象。

而这个关键的转折，即在于它们犯下了和“鹅鱼虾”同样的错误。我们并不否认其各自的护港真心，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正是它们各自所抱持的一些“私心”，害了它们与香港。所谓“私心”，并非是坏之意，而是指现实中，它们参与治港时，或是夹带了政治杂念与其他动机，或是受困于种种现实制约和限制，或是根本就是囿于自身的认知局限和能力短板，这些因素交互和混杂起来，便成为了让故事发生转折的真正扭力。

对于历任港府而言，政治能力的局限，施政方式的粗暴傲慢，视野与魄力的缺失，以及缺乏突破既得利益管治结构的决心，更遑论实现去殖民地化，这些都是阻碍其实践治港初心的关键。执政能力的局限，导致了港府常年以来在治理模式上毫无寸进，当局面对种种社会问题的恶化束手无策，致使房屋危机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公平性，而缺乏愿景与原则亦让教育制度弊端丛生，凡此种种，更令诸多民生政策得不到改善的局面一再持续。

施政手法的过于粗糙和执政心态的傲慢，在历任特首中更是由来已久，从董建华谋划不周的“八万五计划”，致使香港房地产市场顷刻陷入巨大动荡，而曾荫权堪称政策全面倒退的补救措施，更是令房价和土地供应后来雪上加霜，梁振英处理社会风波时的强硬姿态和斗争思维，是占中运动至今社会撕裂加深的重要原因，而林郑月娥同样没能汲取教训，在今天再一次点燃惊雷，引发了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持续混乱。

美国传教士克拉克（James Clarke）曾为政治家和政客下过精辟的批注：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此一语，揭示了政客和政治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身的视野与格局。这同样适用于普遍只顾短期政利和个人羽翼，却对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深层顽疾视若无睹的几位特首身上。很难想象，一位对香港社会缺乏历史维度、全局观念、政治家视野的特首，又怎会深刻地认知香港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又怎会透彻地厘清其身负的社会治理之责？有效根除化解社会问题，又何从谈起？

而港府偏袒商界，一直以来都是香港社会的敏感痛点。香港实质上异化而成的官商共治结构，从港英时期就一直延续至今，被公认为是香港社会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和严重撕裂的主因。而面对商界的既得利益，以及由此愈积愈重的一系列经济民生问题，港府历来非但不予着手解决，反而明里暗里再三偏袒，让“港人治港”在市民看来，早已病变为问题丛生的裙带资本主义恶象。

对于商界而言，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自身的视线早已被所获既得利益遮蔽。早于港英时期，商界就借由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机制漏洞，在香港揽获了超然地位，多年来，少数巨头又持续垄断香港社会多数经济发展红利，而今，商界中人俨然坐稳香港最大利益集团之位，化身成为了城市中最大的剥削阶级，致使他们早已与社会实情脱节，严重缺乏对于普通人的庶民关怀。

这种局面，导致了香港贫富分化持续加重，阶层固化、两极化趋势不断恶化之余，商界对于公共事务的染指与趋利现象，正如现实中所见，每每出手就如探囊取物，凭借巨大经济影响以少博众，致使港府为权衡局面，凭空扭转了很多公共政策的良性初衷和推行本意。

对于中联办而言，这个处于治港一线的机构，目前来看，至少还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其一，作为联通北京与香港的桥梁，中联办实际上未能扮演好自己的“联络”角色，与香港社会结构中的主要群体沟通脱节，尤其是和年轻世代港人和民主派政治受众之间的接触几乎停断，甚至因为个别官员秉持斗争性思维过强的个人政治色彩，因而令机构至今未能深入“联络”香港民众，无法及时正确掌握社会脉动，进而也就不能为中央决策香港事务，提供全面准确的资讯。

其二，长期以来，中联办与商界的确已经予人过从甚密之观感。作为应以“联”字当先，肩负起广泛通联、统战职能的治港部门，中联办本应跳脱既得利益、阶层圈子、政治联盟等一系列现实中小团体乱象的桎梏，事不避难地积极联络香港社会各界，在更广泛的意见群体中谋求共识，与广大香港市民打成一片。但现实是，中联办并未掌握好这一工作主轴，至少在观感上，就被认为是脱离了普通港人，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围猎”，进而强化了民间对于香港官商共治结构的认知，而这样，只会让香港的问题和冲突更为复杂。试想，商界与普通市民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一旦中联办与商界过从甚密，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香港问题”的一部分，当普罗大众视中联办如“亲商一派”，这势必也就会连累中联办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和“一国两制”。

其三，是中联办未能把握好业务边界，曾越俎代庖地介入过一些本该由港府主导的城市内部事务，结果造成了港人负面舆情的反弹，长此以往，在香港形成了“西环治港”的印象。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结构性的，由于“一国两制”在转化为《基本法》的法律秩序时，本就缺乏对中央管制权在港落地的基本配置和安排细节，所以中联办的任何惹眼举动，都可能被诟病为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僭越。而且因为中联办在香港已留有一些“旧账”，比如，每当特首当选后，会率先到中联办谢票；2014年，政改方案被离奇否决后不久，建制派曾派代表赶到中联办“解释原委”……这种种往事，就算中联办已然尽可能做到改观，但到今天，还是仍不可避免会被拿出来翻炒冷饭，持续给其贴上不守本分的标签。

对于民主派而言，他们的问题同样非常严重。长期浸淫在资本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体系内的民主派人士，他们长期深陷意识形态的认知迷障，忽略了香港本身社会政情现实和国家大局利益，不但对内地现实盲加否定甚至大肆批评，还不自量力地想要改变内地制度，甚至几乎显现有甘当西方文明奴隶的群体倾向。民主派者不但在日常政治实践中，经常为逞一时之快，情绪化地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拉布而拉布，还对“一国”下的中央政府缺乏应有尊重，令香港社会的“反陆、反共”情绪升温，极不利于陆港关系的改善及良性互动，更饲养了港独与自决派的愚蠢行径。

比如，在香港高铁“一地两检”的便民问题上，民主派曾经借题发挥，不负责任地施加了过度的政治炒作；占中运动和今次的反修例运动，民主派也都是最初主要的发动和组织者，但因为他们的幼稚与无能，五年之内，已然造成了这两次行动全部走向失控，严重伤及香港的社会运转，甚至正反噬着自己在政治中的地位和角色。

坦率讲，中央并非不想与民主派建立理性的对话，实际上也投入了很多政治资源，还多次向民主派释放善意和弹性。只可惜，很多民主派成员愚不可及，更看不清香港的政治形势与现实，不但不了解今天的内地，还不愿意去认知香港的政治发展轨迹，囿于意识形态束缚，如井底之蛙般把自己缩限在自由主义的狭小视域内，不肯观瞻宏观局势，甚至一次次对北京释出的善意出尔反尔、恣意践踏。这才是其永远找不到香港和自身出路的症结所在，如此下去，只能既误了香港，又误了自己。

上述的一切，最终让香港故事重蹈了寓言中的那个结局。无论是港府、商界、中联办还是民主派，它们本都有着同样的初衷，每方力量也都是按此标的努力践行，只是由于种种的内外因素，它们最终变成了互不相让、互相攻伐、各持立场、互相较劲，让善始得不到善终、让善心却结出了恶果。

现在看来，在有关社会进步的诸多叙事中，个体力量的自由选择，以及它与其他力量之间的合作和秩序，是社会目标是否能够实现的关键所在。那个俄国寓言中，克雷洛夫给出了这样的启示：“合伙的人们如果不是心一条，什么事也办不好，闹来闹去白费力，到头来，只能是自寻烦恼。”这语言直白至极，可它仍然点不醒今天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