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局势】香港需要的是“结构改革”（组图）

香港近两个月来围绕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多次游行示威，且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尽管港府声明修例已“寿终正寝”，但暴力示威越演越烈，香港民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陆港之间沟通的困局在哪？应该怎样认识香港目前身陷的冲突？“香港01”撰文表示要认识到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本质，才有可能从根本解决香港的困局。

有些香港人不太懂中文，当我讲结构改革的时候，他们都“面无表情”，然后我需要再讲：Structural Reform，他们就会——哦！同样情况亦多次发生在关于深层次结构矛盾的讨论，大家都好像似懂非懂。就以修订《逃犯条例》为例，政府不考虑市民对内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以为好像一地两检会“顺利”通过，就是意识不到陆港之间的沟通困局，不能轻易将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或参考价值简单推演就以为会获得类似结果。

这并非误会，而是在两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中间缺乏足够空间，如果只进行线性理解，不作出结构分析，各种难以想象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这也并非是谁对谁错，而是由于经验和认识不一样，所以对事物判断就会有差异，“一国两制”就是针对这种差异的回应与管理。同样地，如果政府以及中央不去掌握影响着民意的深层次矛盾，以为做一些“派糖”措施就可以解决问题，那真是捉错用神，根本无法对症下药。

香港暴力活动不断升级。（HK01）

只看线性变化 如何走出结构困局

“五大诉求”亦属同等性质，如果大家对香港目前身陷的冲突无法有准确认识，又如何期待另一方——不论是香港政府或中央政府——接受这些政治要求？没有共识，改革根本无法启动；没有掌握到深层次结构矛盾的本质，任何改革就不会是结构性的，亦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就算政府答应“五大诉求”，造成市民如此大怨气与怒气的背后原因就会化解吗？显然不会。

就好像“占中”之后，“8.31”方案如愿被否决了，然后呢？财政司司长用纾解民间疾苦为由，派了几年“糖”，最近又派190亿，然后呢？林郑月娥上台的时候增加了36亿教育开支，教育界好像感觉良好，然后呢？林郑去了民主党的党庆，当然是为了化解前任的沟通困局，然后呢？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条例》，市民抗议，政府停止修例，然后呢？如果林郑下台，如同梁振英不再参选一样，然后呢？

就好像台湾要消灭两蒋时期的威权统治，开放普选，包括总统选举完全开放了超过二十年，然后呢？民进党认为如果不是全面执政，无法实现其施政理念，2016年做到了，除了总统是民进党的，连立法院亦拥有过半数席次，然后呢？美国白人认为社会不公，右翼民粹抬头，选了个政治狂人特朗普，然后呢？英国人认为欧盟占了英国便宜，让英国经济无法振作，选择脱欧，估计今年内可以做到，然后呢？意大利人不满意之前所有政党，新的政党赢了选举，组成政府，结果是快速解体，要重组政府，然后呢？美国推崇的“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北非、中亚、东欧，多个地区陷入混乱甚至内战，然后呢？

这些所谓“变化”其实都只是“线性变化”，有些作用，但不足以彻底改变“结构性困局”，更不是完整的“结构改革”。

其实，香港人的中文不至于这么差，只是即使完全明白“结构改革”的文意，却普遍很少用其意涵来思考，所以骤然说起这个词，可能掌握不了。“Structural Reform”这个英文词对一些人或者较容易掌握，甚至在日常工作中就可能遇到。然而，如果大家到维基百科搜寻一下，就会发现它甚至没有“结构改革”这个词语，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在Google和百度搜寻，得到的全是内地的参考资讯，亦即是说只有大陆更多用这个概念。

这反映香港人思考问题的习惯是紧跟西方的传统，而针对较大社会转型挑战的“结构改革”在西方并不普及，甚至是没有，因此往往发现在解决社会重大议题时还是比较笨拙。近年中国经常用结构改革来形容它的发展战略，港人较熟悉的供给侧改革就属于这类结构性思维的结果。外媒较少用这种论述，就算有，也就是粗浅地指对专制政权的结构性改革，泛指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在经济领域则是市场化和私有化，因为在它们的认知中，改革就是意识形态所指导的，而不是“问题导向”。这反映他们对“结构”的意义不太理解。当年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相对于苏联要求中国革命依赖工人阶级进行的指示，便很好地反映了两种不同思维。中美贸易战也是这种背景的冲突，亦是两国之间结构矛盾的具体表现。

另一个视角是香港的决策者少有在思考如何用“结构改革”解决问题，大家比较习惯“就事论事”，也就是从政策角度检视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从问题存在的环境或从冲突源头来彻底杜绝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就以香港泛民主派的政见为例，他们认为所有政治冲突的解决方案最后都是“真普选”，或者就是要某个官员问责辞职。“真普选”当然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但也不能否认它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官员要问责辞职当然是恰当的，但不是所有官员失职都可以用同一方法解决。可是香港公务员的传统认识却是如此，正所谓“照本宣科”，根据SOP（标准程序）来做事，超过“本子”就会毫无头绪。

“回不去黄金岁月”的思维盲点

如何说明香港社会缺少结构性思维？或许可以从两篇近期发表的文章来看。

最近郑经翰先生在《南华早报》写了一篇香港“黄金岁月”的“悼文”。他在文章中指出，以往香港的大企业不需要考虑政治，只要根据企业的利益做事，但现在由于受到大量武警驻扎在深圳的“军事威胁”，地产业商会以及主要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在报章刊登广告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径。他预言，就算冲突平息，香港亦不会继续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自由市场经济体”（freewheeling free-market economy）。在文章结论中，他感叹，香港的法治和经济都是因为特首林郑月娥的傲慢而受到彻底损害，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香港将无法重新回到其黄金岁月”。

香港如今的状况可谓不同群体在这里身处平行时空而不自知，郑经翰是香港的精英，但他可能活在以往的时空，没有察觉到“时移世易”，看不见香港今天的情况与他想象中或身处的“黄金岁月”已经相差甚远。他对“我们”这个“随心所欲”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所发出的感叹源自于忧虑中央政府的干预，而不是社会现时的冲突，因为他知道，社会冲突或香港政府不会改变这个“随心所欲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只有中央政府的干预才可能使这种改变发生，甚至是经此一役就结束。

郑经翰的评价非常中肯，确实如此。

为什么社会冲突和香港政府都无法改变香港的困局？因为香港社会不存在对香港深层次问题的共识，香港政府更是既得利益结构的持份者和保护伞，不会打破自己的金饭碗，更遑论推动“结构改革”。既然如此，彻底信奉并享受着自由放任经济提供利益的群体为什么要担忧香港会自己改变既有格局？当然，大家都没有想象到这一次反修例冲突会激发中央政府的介入，在过程中会对大企业如此不客气，当中亦呈现了中央对香港的稳定重视到不惜打破现有的经济运行传统。其实，如果中央意识到香港的深层次结构困局如此严重，它会出台更为“激进”的政策，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将会首当其冲。只可惜这些大企业对香港的深层次挑战一直视而不见，只顾自己赚钱，香港政府又鼠目寸光，根本不愿意看见亦不考虑其他持份者的利益，才会让局面发展到如此地步。

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就是改革的对象——要达到这种共识，首先是要社会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困局有所掌握。当示威者为了维持示威的动能，将焦点放到警权，甚至水货客、智慧灯柱、无理解雇、性骚扰、警犬权益、过期催泪弹等议题上，很可能就是自己将焦点转移，继续在表象议题上打转，对深层次结构和既得利益格局视而不见，甚至是不愿意对自由放任经济进行指责。这样的诉求就是线性的，根本没有提出结构层面的质问，亦无法将警觉延伸到解决核心问题。

事实上，中央政府至今的干预只是一种对既得利益群体的“轻敲碎打”，顶多就是不太给大商家面子。当更多香港人无法接受大企业的“随心所欲”，社会冲突不再只是朝向政府，还包括这些大企业，这种市民的反噬迟早会让香港的企业环境彻底改变，到时候，代表既得利益发言的社会精英会否更倾向接受中央政府的轻敲碎打？今天中央政府的动作反映了它毫无顾忌，提早让大财团们不能“为所欲为”，同时亦解释了市民至今依然有所顾忌，不习惯用阶级诉求来说明问题。

当“人民战争”指向既得利益

在同一天，练乙铮先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提到“人民战争”，他认为香港近期骚乱是挑战中国政府的专制，这种“人民战争”就好像当年毛泽东曾经发起的，只不过这一次是针对中共自身。练乙铮的“人民战争”提法很精辟，但他的认识或许只流于表象，甚至搞错对象。骤眼看来，香港现时的社会冲突似是针对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那是因为大家将焦点放到修订《逃犯条例》上。如果只是这样，事情就比较简单，但却解释不了为什么港府已经终止修例，中央亦认同其做法，示威者达到了目的，骚乱却依然持续？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示威者“醉翁之意”，因为更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怨气与怒气都未消，因而社会动乱将会层出不穷。不论是“和平占中”，还是“鱼蛋革命”、“反修例”，都只是“借口”，关键是如果产生怨气、继而转换成怒气的环境没有改变，骚乱就不会停止。当大家意识到“人民战争”的矛头，开始直面深层次矛盾，挑战的将会是既得利益群体与结构，到时候鼓吹自由放任经济的专家学者，包括练乙铮和郑经翰，不知道他们有否想象过“人民战争”的对象又将会是谁？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愤怒的人民可能会一时冲动，但不会长时间错误指向，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香港政府为什么会失去市民的信任，归根究底是错误认识经济发展的意义，以为支持商界就支持了经济发展，没有意识到经济是为了服务市民的福祉，如果商界在获得支持之后没有让市民得益，就必须改革。事实证明对商界的放任支援只会制造社会冲突，甚至不符合商界长远利益，更遑论服务市民。练乙铮的“人民战争”论述正中时弊，但如果他以为抗争对象就是专制的中共，显然是被运动的表象所蒙蔽，没有认识到冲突的结构性缘由。

中央政府以往错误认识香港繁荣稳定的本质所在，以为“一国两制”就是“河水不犯井水”，香港政府与商界就能够保证香港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结果是鼓励了“官商共治”，甚至异化为“官商勾结”时不自知，糟蹋了香港的优良经济环境，巩固了源自殖民地时期的既得利益结构，让香港社会身陷严重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之中。然而，中央政府是一个习惯了改革的机构，当它意识到问题，甚至可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最佳案例，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的强势反腐更是典型的“自我革命”。

香港的商界可以如此“自我革命”吗？香港的官员可以“自我革命”吗？当社会矛盾恶化，但为政者不思改革，某些人的“黄金岁月”就成为其他人的“人间炼狱”，“人民战争”的对象可能就会朝向“官商勾结”的深层次结构。只有适时实施“结构改革”，直面既得利益格局，针对深层次矛盾，香港的问题才有机会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