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危局之下 林郑不合时宜的“请辞”乌龙事件（图）

自反修例以来，林郑承受前所有为的上下压力是肯定的。（Reuters）

“骚乱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一旦升级到国家层面，我政治解决骚乱问题的可操控空间会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在一周前的私人聚会中，饱受反修例考验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如果我有的选择，那么第一件事就是就当下香港局势深深致歉，同时请辞（特首职务）。”

路透社9月2日公布了一段长达20多分钟的录音，披露林郑稍早前对香港工商业界的“抱怨”讲话。舆论敏感地认为身处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示威者之间“夹心地带”的林郑终于做出了真实的内心剖白，这也是其透露去职想法的证据。

然而，随后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林郑又断然否定有请辞动作，“从未向中央提过辞职”，但并未否认录音中的意思表达，仅对泄露私人场合言论的行为大表遗憾。为向北京表明忠心，林郑表态，尽管近期困难很大致使自己情绪波动，但“我依然认为自己可以带领团队帮助香港走出困局。当然，近两个月以来，情况很严峻，目前还难以预见何时能走出困境，但我仍有信心、有担当去攻坚克难。因此，一直都不存在‘想辞职而不能辞’的矛盾。”

在香港这样一个行政主导的政制结构中，作为行政长官，面对香港反修例持续数月且日益暴力化的局面，林郑及其团队必然面对来自北京和香港市民的双重压力。其角色必然是至为敏感，且容易招致各种非议的。

但是，从深层次讲，林郑的“为官不易”并不应并非成为辩解之词。相反，过去某些声音对林郑处境的同情论调并没有澄清林郑及其团队所处的政治站位——即她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首和特区政府，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更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它也不可能回应林郑及其团队在处理反修例运动时所应该扮演的积极的管治角色——当然，造成香港街头政治运动蔓延的原因是长期的、复杂的，并不完全是林郑及其团队的责任。

事实上，鉴于香港回归后陆港融合矛盾积累，可以说22年以来，香港尽管实现了政治回归，但是“高度自治”显然令一些人产生了错觉，这在今天香港政府管治团队中恐怕同样如此，政制改革和社会改造屡屡受挫不能不说也是有港府的管治责任的。

当然，一些香港市民批评北京干预越来越多，中联办才是香港的“太上皇”，这有其原因，也反映了香港市民中不少人的真实观感。的确，从最理想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中联办是“纽带”。对于地方来说，它应该有足够的空间去腾挪发展；而对于北京来说，中央却要防止地方的尾大不掉、“恃宠而骄”。自治和统一，这两种价值表面看虽然不同，地方和中央责任不同，角色不一，但是在目标上保持地方稳定发展、消除社会矛盾上却是都是责任的。

2012年后，北京因应情势对香港事务越来越持积极姿态。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逻辑悖论越发清晰。港府要塑造自己的管治权威，似乎要从北京寻找支持；而反过来说，如果北京过度加持，又会对港府权威形成一种“分割”和弱化，但鉴于香港特殊性、陆港体制和话语体系的差异等因素，北京又不可能不依赖中联办的反馈，适当介入到香港的管治之中。所以说，北京和港府既需要清晰地界定角色和职责，更重要的是“守土有责”，各自扮演起其应有的责任。

2017年“七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南下出席林郑团队的就职仪式和香港回归20年庆典活动，期间即曾奉劝林郑团队三句话。其中，习近平承认，“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创举，香港社会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这就决定了在香港当官不是一件轻松舒适的事情。所以，要记住“为官避事平生耻”，无论是全面贯彻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还是务实解决经济民生方面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困难，无论是加强对青少年国家历史文化教育，还是依法打击和遏制“港独”活动，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都需要大家迎难而上积极作为，有的时候还要顶住压力，保持定力。

两年后在香港反修例风波背景下，习近平北京时间9月3日出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告诫中共党员官员要有斗争精神和斗争能力，“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这话恐怕也并非仅限于对当天出席活动的中青年党员官员。

只是，北京一再喊话，对中共话语体系相当隔膜的港府未必听得懂、听得深入、听得入心， 行动起来恐怕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北京可能还是需要依赖听得懂的中联办。只能说，香港回归22年，港府也到改改脑筋的时候了。

至此，林郑的请辞与否，便多少有些舆论想当然的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