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打压华为原因公开 华为阻碍美国监控世界（组图）

作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美国的情报系统监控着整个世界。

之前，刀哥曾写过一篇文章：“你们都用华为，还让我怎么监控世界？”   分析了美国人疯狂打压中国华为的真正原因。

2019年，仍然隐居在俄罗斯的斯诺登出版了他的个人回忆录《永久记录》，说出了更多的秘密。刀哥不久前拿到了《永久记录》中文版，仔细翻阅之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梳理：美国人是如何监控你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隐形的“契约人”

最初，斯诺登曾满心期待为国家服务。他当过兵，后来想用自己掌握的计算机技能为国家服务。因为他父亲那一辈把坚定地报效国家，看成是无上的荣耀。而他父亲和爷爷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就进入政府部门为国家服务，一直到退休为止。

到斯诺登获准进入美国情报机构工作，他原本还坚持传统的印象——政府将公民担任公职看成是签卖身契，政府供你及你的家人吃穿，换取你对国家的诚信和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

但是，当他真正进入美国情报机构的时候，才发现时代已经不同了。见到的是公共服务所具有的真诚，已被私有部门的贪婪所取代。军人，政府官员，公务员的神圣合约，被“契约人”——美国政府2.0版的主要群体——的亵渎式讨价还价取代。

他们再也不是宣过誓的公仆，充其量只是“临时工”，薪酬给得充足，才能激发他们的爱国心。联邦政府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最高权威，倒不如说是终极客户。

为什么，在美国情报系统会有这么多正式的“临时工”？

斯诺登认为，政府雇用承包商的目的，就是持续地掩盖真相，推诿否认，把干过的非法或看似合法的肮脏勾当撇得一干二净，让自己双手不占血腥，问心无愧。情报机构雇用承包商的最初想法则是，避免一开始被抓包。所以，他们要找寻法律的漏洞和变通的办法。

一份关于2013年的黑预算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斯诺登说，这份机密预算中，超过68%的经费，即526亿美元，都用在美国情报机构上，内含107035位美国情报机构雇员的人事费，而其中超过五分之一，约21800人是全职承包商人员。

刚开始，斯诺登只是一枚一心报效国家的“小鲜肉”，他的第一份工作，目标是为了获得个人接触机密信息的许可。

于是，身世清白的他很快通过了背景审查，成为了马里兰州的一名公务员。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服务，这所公立大学协助美国国安局开办了一个新机构，名为语言高级研究中心（CASL）。

表面上看，CASL的任务是研究一般人怎么学习语言，开发计算机辅助系统，帮他们快速有效地学习。但是，CASL还隐藏着一个任务，即国安局想研究出提升计算机语言理解能力的方法。

说白了，如果其他机构找不到会说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其他小语种）的人才，国安局想保证他们的计算机对拦截到大量外语对话进行解析。因为聘请相应语种的翻译很麻烦，而且通过政府的安全背景审查很难，假如是一位在美国生活的阿拉伯后裔，可能一个远房亲戚的因素就能导致他无法通过审查。

在拥有了可以接触机密信息的安全许可后，斯诺登参加了中情局或者国安局承包商的招聘会，那里，招聘者比应聘者还多，可见人才缺口多么大。招聘人员不惜砸重金，是因为能别上“安全锁匙”走进此处大门的求职者，都是已经先经过在线筛选，且相关机构对其身份进行过交叉核对。

最后，斯诺登被一家叫COMSO的小公司相中。但是，斯诺登是为中情局工作。

表面之下的关系很复杂：中情局雇用了英国航天系统公司，后者雇用了COMSO公司，而COMSO公司又雇用了斯诺登。英国航天系统是英国航天公司在美国的分支，属于中型公司，显然是为了争抢美国情报机构的合约才成立的。而小公司COMSO是帮英国航天系统挖人才。

斯诺登在回忆录中说，“虽然COMSO是我的雇主，但是我没有在COMSO或英国航天系统的办公室工作有一天，唯一的工作地点就是中情局总部”。

斯诺登说，虽然你人在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但是书面上，你是戴尔计算机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员工。你每天都是和十几位坐在你左右的同事，负责同样的项目。但是严格来说，你那群同事受雇于十几家不同的公司。只不过这些公司的实体身份被淡化。

一张情报巨网

斯诺登刚到中情局时，刚好是该机构士气低落之际。由于“9·11”时情报工作出现重大失误，国会与政府高层开始积极进行组织调整。包含废除中情局局长身兼整个美国情报机构首长的双重角色。改变了这个自二战以来的惯例。

当时中情局被拆分成五个部门，分别是行动处（DO），负责实际监视工作；情报处（DI），负责合成与分析监视结果；科技处（DST），专门制造与供应计算机、通信设备及监视用的武器，并教授使用方法；管理处（DA），基本上包括律师、人力资源人员与整合日常运营事务，并建立与政府的关系，充当联络员的人；以及最后的支援处（DS）.

斯诺登称，这是一个陌生的部门，在当时也是最大的部门。支援处包括每一位以支持身份在中情局工作的员工，从多数科技人员、医生到餐厅与健身房的员工及门口警卫等。该处的主要职能为管理中情局的全球通信基础设施，这个平台能确保情报人员的报告传送给分析师，分析师的报告能呈交给主管。

斯诺登所在团队隶属支援处，任务是管理中情局华盛顿大都会区的服务器架构，也就是说它是中情局在美国大陆服务器的核心，这个放置着昂贵的大型服务器的大厅存有该机构的内部网络与数据库，以及所有负责传送、接受与存储情报的系统。

斯诺登发现，根据他的安全许可，已经被列在不同的情报部门。有些部门属于是信号情报或拦截通信方面，另一些是属于人员情报或是情报人员和分析师完成工作所提交的报告。中情局的例行工作就包含这两项。

斯诺登还被列入“通信安全”部门，专门处理加密的关键资料，这些密码过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中情局机密，因为他们被用来保护所有其他机构的情报机密。加密资料经过处理，存入斯诺登负责管理的服务器。斯诺登所在的团队，也是唯一可登录几乎大多数服务器的团队。

由于互联网基本上是属于美国的，斯诺登说，尽管万维网是1989年在瑞士日内瓦CERN实验室里被发明出来的，但网络使用方式却由美国主导。大多数网络基础建设都由美国掌控，包括电缆、卫星、服务器与基地台等。

全球超过九成的网络流量依赖的是美国政府与企业研发、拥有或控制的技术，而这些企业多数位于美国境内。虽然中俄等国向来担忧美国在此领域拥有过大的优势，因此想方设法打造替代机制。

但美国仍然独霸全球，掌握所有人进行网络连线的“总开关”。这就为美国情报系统监控世界，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除了网络基建之外，美国主宰的领域还包括计算机软件（微软、谷歌与甲骨文）与硬件（惠普、苹果与戴尔）。事实上，从芯片（英特尔与高通）、路由器、调制解调器（思科与瞻博网络），一直到提供电子邮件、社交功能与云端储存的平台与服务（谷歌、脸书与亚马逊，其中亚马逊在网络架构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给美国政府与近半数的网络使用者提供云端服务），美国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从斯诺登的回忆录看，问题在于，这些企业同样受制于滥权的机密政策规定，换句话说，他们的客户不分男女老幼，接电话或使用计算机时，都会遭到美国政府监视。

由于美国掌握全球多数通信基础设施，因此美国政府参与这类大规模监控的概率应该不低。斯诺登说，但是美国政府不断坚决称，没干过这类事情，而官员在法庭上与媒体前坚决否认的态度，目的是让少数指控政府说谎的人被视为疯狂的阴谋论者。

在众人眼中，这些怀疑国安局从事秘密计划的想法，如同“外星人在人类牙齿中植入信号接收器”一样荒谬。不过，所有人都太容易被骗了。

发现惊天的秘密

斯诺登虽是管理岗位的最底层，却可以看到大量从世界各地收集的高度机密情报，尤其是这个国家对本国民众，对其他国家普通民众一点一滴信息都实施着监控。甚至他的亲人、他最爱的人的私密资料，也可被这个机构毫无理由地拦截、收集，他的内心是怎样的？

2013年，年仅29岁已经为美国中情局、国安局工作了7年时间的斯诺登，在发现美国私下里监控着世界的秘密后，内心极度不安且怀着巨大的负疚感。

于是，他站出来说出了秘密。他也成为美国通缉的“叛国者”。

但这一切的转折点在哪？

2009年，斯诺登被派到东京，身份变成戴尔员工，但实际只在美国国安局下属的太平洋技术中心（PTC）工作。这个中心位于偌大的横田空军基地里面，占据了大约半栋楼。横田基地是驻日美军总部，四周设有高墙、铁门与岗哨，戒备相当森严。

PTC负责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安局基建，并提供必要支援给该单位在附近国家（盟友）的分支据点。PTC的主要任务，是与各盟友维持好情报关系，让国安局能够监控环太平洋地区，交换条件是分享情报资料给这些盟友，反正只要民众没发现就没问题。

整个任务的核心在于拦截通信。PTC会从拦截的讯号中收集“片段”，之后传送到夏威夷，然后再传回美国本土。斯诺登在那里的工作岗位是系统分析师，负责维持当地国安局系统的正常运行。

斯诺登的职责是协助联结国安局与中情局两者的系统架构。因为他是局里唯一了解中情局系统架构的人，他偶尔也会被派去美国大使馆支援。他的工作是设法让这些机构共享情报信息，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做到的。

转折点是一场关于中国的研讨会。当时，这个研讨会由国防情报局联合反情报训练学院资助，国防情报局是国防部下辖负责收集外国军事情报的单位。所有情报机构（国安局、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军方）都派人参加，这些专家的报告重点是中国情报组织如何锁定美国情报体系，而美国又是如何做出反制。

由于一名演讲专家临时不能参加，所以斯诺登成了一名替补演讲人。为此，他不得不准备一个演讲稿。而在准备这个演讲材料时，他在搜索内部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名为“总统监控计划”（PSP）的项目，里面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而且内容越挖越深。

斯诺登随后发现，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702条款准许情报机构锁定任何美国境外可能传播外国情报的外国人，这个广泛项目的潜在对象包括新闻记者、公司员工、学术界人员、救援人员以及无数其他没有做错事的无辜者。

国安局把这项法案拿来作为其两项最著名网络监视计划的依据：棱镜计划（PRISM）和上游收集计划（Upstream Collection）。

“棱镜计划”大家已经很熟悉，国安局可以通过这个计划定期让微软、雅虎、谷歌、脸书、YouTube、苹果和AOL等公司收集资料，包括电子邮件、照片、视频聊天、网络浏览记录、搜索引擎搜寻记录，以及所有存储在他们云端的其他数据，将这些公司变成了知情的共犯。

不过，“上游收集计划”则不为人知，也更具有入侵性。它可以固定从民营的网络基础设施上——比如全球网络流量的转换器与路由器——经由太空卫星和高容量海底光纤电缆，直接抓取资料。这项收集由国安局特别资源行动小组负责，他们打造秘密监听设备，植入全球网络服务供应商的企业设施内部。

从斯诺登的回忆录看，总的来说，美国情报机构通过棱镜计划（由网络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器强制收集）和上游收集计划（由网络基础设施直接收集），来确保全球信息（包括来自对手国家和盟友国家）都可以受到监视，包括存储的与传输的信息。

如果斯诺登没有站出来披露这一切，美国对世界的监控会持续发展到什么景象？

在回忆录中，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安局在内部用六个“无不”，来描述当时他们的监视立场：“无所不嗅，无所不知，无所不收集，无所不处理，无所不利用，无所不合伙”。这六个“无不”，准确表达出了美国情报系统的野心规模，以及跟“五眼联盟”等外国政府共谋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