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中国人民到底“自由不自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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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被外界视为有些民族主义的中国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表了一篇评论，表示中国各政府部门承受多元舆论的心理应该强大些，不要轻易让中国宣传部门“管控舆论”，“多让大家知道些事，有时会增加具体事情的治理成本，但能增强国家整体上的肌体健康”。

这一番话，让人想到几个月前胡锡进也表示过，“(中国)国庆节快到了，上外网极其困难，连环球时报的工作都受了影响，我个人觉得这有些过了......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很重要。”这一番话受到诸多西方媒体转载，就算在中国内部亦有许多人表示惊诧──这位媒体主编莫非“放飞自我”了？

而近日中国网络媒体“观察者网”分享了一篇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讲师彼得‧沃克（Peter Walker）所写的文章，内文有一段话提及了中国人的“个人自由”问题，“每当我问中国人，‘你觉得自己自由吗’这个问题时，他们反而会盯着我说不明白我到底什么意思。他们觉得，除了违法犯罪行为，他们基本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当我问他们如何看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时，他们会说‘我知道怎么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当我问他们如何看遍布城市的监控系统时，他们会说‘那些摄像头是针对犯罪分子的，对我没什么影响。”

“在路上是不是说错话会被抓起来”、“你们觉得自己自不自由”、“你们怎么看待共产党的管制”──外界这种问题相信中国人都碰过，而不少西方媒体也认为，“自由与否”是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长期难以“正眼看中国”之所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与美国的根本不同在于，美国所认为的“普世价值”根深蒂固，比如看到摄像头就想“这是否违反人权”，看到电子支付就想到是否受到监视违反自己权益等，但中国社会普遍以“解决问题、先发展再说”为主导，常有的玩笑话是“反正党也都知道你的信息”──这未必是无奈，而是中国社会普遍认为先解决问题再说，若说发展电子支付就得先吵一轮“隐私权”问题，那还需要发展吗？

美国及欧洲奉民主自由为圭臬，中国则认为解决问题(如经济问题、反恐问题)才是优先。这没有谁好谁差，不过是文化和观念不同。是故，不同于美国及昔日苏联，想将“价值”输出到世界，中国社会只求他国尊重自己的政体，也不干预他国政治。

再者，“自由”的定义若为“人民一人一票选领导人”的自由，则粗浅表述“中国无自由”，就跟一些香港小年轻认为自己的普选是“假普选，无自由”一样。

但中国社会不认为这种政治自由等于“自由”，民间追求的自由比如“生活自由”或“经济自由”──不干涉我去哪里玩、在那里喝酒；若经济不好大家都没加薪，哪来的自由；想看哪些剧就看，如果特定电影政府不让引进，则可以找网络资源等等。

当然，中国民间亦会争辩“言论自由”的话题，关于此点，中国年轻一代亦会在“中西方价值”之间拔河。中国有部分声音会辩驳，认为美国亦有言论红线(如不能攻击少数族裔等)，但“历史发展演变而来的道德界线”，与“政治力干预不能批评特定议题”，还是有明确的不同，这是中国最备受争议的一点。

美国当然亦有“政治自由红线”，但不可否认就公共议题的讨论及对政府的批评，比中国“自由”许多，而民众对公共议题的看法对政府而言也极其重要。这是不少中国学者及媒体人抨击中国言论之因，“该管的管也就罢了，不该管的为何也管”。

前述胡锡进的批评，不论出发点为何，正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也代表很大一部分民意。当然，普罗大众平时吃喝玩乐，多数是不会感觉有多“不自由”的，但对于“言论自由”的拔河赛，往后仍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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