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黑帮大哥的江湖！曾是遗孤后代，想解散组织，但黑道和警察却说：不行！（组图）

在日本黑社会，没人不知道汪楠的名字。他是日本最凶恶的华人准暴力团“怒罗权”的创始人。日本警视厅将该团体定义为“威胁治安的反社会势力”，其他暴力团也一度对其闻风丧胆。汪楠也曾思考过，“我的人生怎么会这样？从书香门第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到在日本杀人放火的黑道中人。”

从东京新宿乘地铁三十分钟来到船堀站，这里远不及新宿站繁华。步行十五分钟，到达一处独栋两层住宅。一楼的灰色外墙墙皮掉了大半，隔着二层的落地窗，能看到房内堆满杂物。

白色大门向外推开，47岁的汪楠笑着迎了上来，眼角浮现几条鱼尾纹，瘦高个子很是精神。他穿蓝色衬衫外搭亮黄色毛衣、浅灰色牛仔裤配上2020奥运标志的运动鞋。

在日本黑社会，没有人不知道汪楠的名字。他是日本准暴力团“怒罗权”的创始人。这是一个主要由日本战败后被抛弃在中国的遗孤后代（二代或三代）组成的黑帮团体。日本警视厅将该团体定义为“威胁治安的反社会势力”，其他暴力团也一度对其闻风丧胆。

“怒罗权”总与盗窃、诈骗、毒品、杀人等字眼一同出现在新闻上，但组织成员的故事却鲜少被曝光。“因为不了解，所以更恐怖。”早在十年前，日本作家小野登志郎在纪实文学《龙宫城》中描述了这一群体，后被文春文库改名为《怒罗权》再次出版。2019年，汪楠为了宣传其最近成立的非营利组织（NPO）——“回归到书”，头一次走到台前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怒罗权”的秘辛，包括日本放送协会（NHK）在内的主流日媒还为他拍摄了纪录片。

房内寒气逼人，汪楠一边抱怨着最近房子总是停电，一边打开了白炽灯，还特意去便利店买来热咖啡。然后，他点燃一支烟，用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讲起自己的前半生。“我打得越来越兴奋，最后举起一把日本刀砍掉那个人的手臂。即使这样，我的怒气并未平息。我让小弟摁着他，想直接砍掉他的头，日本刀都钝了……”他不动声色地讲起这些，夹着烟望向天花板，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光。

在中国东北的贵族生活

14年岁之前，汪楠在中国东北的书香门第长大，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他的爷爷是吉林省汪清县大地主家的儿子，爷爷奶奶都从昔日伪满洲国最高学府——伪满洲建国大学毕业；叔叔留学英国获得金融博士归来；三个姑姑分别从事心电科医生、建筑设计、法官等职业。他的父亲之前是一名外科医生，随后从政当了市长。

在普通人还用粮票换粗粮的年代，汪家便能吃上大米、玉米和猪肉了。他去看望“上山下乡”的父亲时，才第一次吃到粗粮窝头。当时一个小学校只有五份报纸，他却能在家读报、看外文杂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汪楠能用上新华书店的全新参考书和字典。

1984年，汪楠在中国就读的最后一所学校，已经有了玻璃黑板和电脑。他的家里还有一部神秘的“红色电话”，保全一家在混乱时期免遭迫害。

汪楠骨子里或多或少遗传了父亲的“帮派”基因。他的父亲曾组织过当地帮派“一棵松”，人数不过百人，但都是一水的知识分子。在汪楠的印象中，一棵松的成员们会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印刷报纸，然后分发给群众或贴在墙上。混乱时期结束后，父亲不再参与政治，亲手解散了一棵松。

小学期间，汪楠共经历了十二次转学，几乎都因为参与打架。据他说，为了不让班里被视作差生的同学们受欺负，汪楠和高年级的学生打过架，顶撞过老师，还号召大家逃课抵抗。

父母婚姻的破裂成为改变他命运的一环。在汪楠的记忆里，父母离婚后自己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甚至得了过食症，被起外号叫“二胖子”。家长采取的治疗方法就是把他关起来不给吃的。一日三餐外，他把两盆洗脸水也喝光了。后来汪楠被判给了父亲，姐姐跟了母亲。“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总是在走丢。后来姐姐告诉我，因为我总是离家出走找妈妈，最后被警察送回来。”

后来汪楠的家里出现了一位日本阿姨，成了他的后妈，还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进汪家。她是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的后代，被留在中国而成为遗孤。日本遗孤中的大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踏上寻亲之路，陆续回到日本。小学五年级，父亲第一次向他提及送他去日本的事。

“我对日本没有概念，没有好也没有坏。”汪楠说，小时候总会翻阅家里包括日文在内的外文杂志，虽然看不懂，但杂志里的图片让他了解到外面的世界。 “一开始当然不同意。我不想离开母亲，不想离开当时的伙伴。”

在全家人的轮番思想工作下，1986年，汪楠和姐姐稀里糊涂地同意去日本了。出国前，两人一起前往北京办护照。当时的中国对出国人数有着严格限制，一般是两人共用一本护照。

姐弟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天安门。除了首都之旅，全家十几口人还陪同姐弟俩游历长江，漫步苏杭，最后前往上海。汪楠只记得爷爷奶奶当时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尽买些好吃好喝的，“后来想想，原来那是一场离别”。再后来，姐弟俩从上海登上一艘更大的客货两用船，随后在海上漂了五十多个小时。汪楠恍惚中感到自己周围全是海，等再次醒来，船已抵达日本神户港。

“周围一切特别干净，好像被吸尘器吸过一样。”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家乡、不同于上海的城市。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是1986年4月14日，恰好是他14岁的生日。

青春期的汪楠写下了不少文章，表达离开故土的心境，第一篇便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中国东北，那里有我熟悉的一切。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家和成长的学校。”他回忆道，“每当放学回家，远远看见熟悉的窗口那粉红的光，那是幸福的颜色，那是妈妈在等我。”文章最后写道：“我故乡贫穷且落后，跟日本相比更明显，但我爱她——我需要她，她也需要我！”

同年5月，汪楠入读东京江户川区的葛西中学，入学后他写下了《日本的印象》一文：“日本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物质文明很高的国家。在公路上看到很多中国看不到的汽车，在新宿还参观了一栋52层的大楼。当我从瞭望台上望向地面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灯火连成一片，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他也坦言，最初是带着恨意来到日本的。“父亲也许是感到时代的艰辛才来的，但一家人来了以后受了很多苦。”

加入“住吉会”，成立“怒罗权”

汪楠在日本上学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上学第一天，他见到了同样来自中国的60名遗孤二代。其中最大的已经19岁了，但仍被分在学校初中部，从日语五十音图学起。

他记住的第一个日语单词是“傻瓜”，那是日本学生嘲笑他时用的词。当时周围的日本学生和老师都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遗孤的历史。日本学生对他们这群人的霸凌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内向的女生受欺负后会在厕所躲上一天，她们无力反击又不知如何发泄，只好在女厕所的墙上密密麻麻写出心中的委屈。

“那是一种绝望。被父母带来日本后，他们原来的户口被注销了。”汪楠说，当时朋友中有两人自杀，其中一人溺水身亡。那是他头一次接触死亡这一概念。“我一直以为他是因为不会日语无法求救，才溺水身亡的。但等二十多岁时才想明白，即使不会说日语，也应该是可以呼救的。”

很多遗孤二代都因中文名字屡受欺负，只好改成日文名。但他的老师盐田却说：“你们有着两个国家的文化，不需要当中国人，也不需要当日本人。”这席话，让汪楠至今都留用自己的中文名。

班里同样背景的男生们当时分成两派，一派是讨好日本学生的和平派，另一派则是像汪楠这样的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人。

为了保护自己上下学不受欺负，汪楠加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帮派——“龙的末裔（传人）”，由8个18岁的男生和4个14岁的男生组成。“我们平日里会一起行动，到安全的地方再解散。日本学生打不过我们，就找校外的暴走族在放学后堵我们。”据他说，日本学生拿起棍棒，他也拿起棍棒；日本学生拿起刀捅向他们，他也开始随身带刀。

学校附近的一台公用电话成了周围遗孤后代们的求救电话。“分散在其他区域的只有孤零零几个人，他们只要打电话求救，我们就去打抱不平。”“龙的末裔”将此称为“长征”——他们从周围的学校走起，逐渐学会看公园地图，夜里向更远的学校进发，青春期男孩子的暴力欲望得到充分满足。

19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逼近泡沫崩溃的边缘。据说日本暴走族集团的成员总数在1982年达到4万多人的高峰，随后逐年下降。这些人口里喊着“爱国”，却成天打架斗殴、无所事事。汪楠依然记得与其交过手的暴走族的名字：“当时有叫白龙的，也有使用英文字母ICBM的，还有一个人叫米，旗子上画着英国米字旗，后来才知道，他们的集合地点是在一家米店门口。”

汪楠上学期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叫做《野营的意义》，之后就再也没去上学了。这一篇文章的字迹远不如前几篇工整。文章记录了1986年7月17日三天野营的经历：“我们交了很多中国的和日本的朋友，大家一起唱歌，一起吃饭。”

他真正开始学日语，是和日本女孩子学的。“女孩子说的日语有点娘，每次带着杀气去打架，结果我说出的日语却毫无气势。”这时他和伙伴们离开家，夏天住公园，冬天住厕所。最常住的公园是离学校几公里的恐龙公园。

“恐龙公园的滑梯下面有一个洞，我们就把捡来的纸壳和旧被子铺上。这里也成为后来‘怒罗权’英文名dragon的由来。”汪楠一边在本子上写下这个词，一边忍不住笑出声来：“当时日语太差，经常把错的dragon日文假名写在墙上，很丢脸。”

真正成立“怒罗权”，是在汪楠加入日本第二大指定暴力团、关东地区最大黑社会组织“住吉会”之后。当时他被一名韩国籍组长吸纳入会，平日工作是去附近收保护费，把闹事的客人和来捣乱的其他黑帮势力赶走。韩国组长最常说的话是：“韩国人老在日本受欺负，不得不加入黑社会。黑道人永远到不了白道上了。”

“怒罗权”的名字也是与汪楠同组的一个22岁日本组员起的——“怒”凝聚了对打压者的“愤怒”，“罗”意味着“团结”的力量，“权”代表着“权利”，意在表达要愤怒抗争、团结一致、申张权利。该团体最初只有12名成员，后来壮大到四五十人。其旗号标志使用了中国国旗，上面写有“怒罗权”和“东京”，下面黑体字写着“在日华人暴走联合”。

作为黑帮大哥的日子

一次恶性事件给汪楠带来牢狱之灾。当时一名26岁的日本男子偷钱时被汪楠发现，结果被他砍掉手臂。不久这个男子被抓，“住吉会”亦受到牵连，遭到警方突袭。

“那一天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汪楠回忆说，十几名警察冲进屋来，其他成员立刻关门，拉起防弹装置。“我知道他们是冲我来的，我把房里的一整包枪支弹药从窗户扔了下去。刚从四楼跳下去，警察就冲进了房间。”

结果汪楠遭到警方通缉，他开始四处逃亡，最远还去了北海道。后经韩国组长的老婆劝说，他选择了自首。因未满20岁，他进入日本少年院（注：对犯罪少年实施改造教育之处）接受教育。

在少年院的一年时光，汪楠不但完成了中学学业，还反复读了日文版的鲁迅小说《阿Q正传》。“我觉得自己就是阿Q，常常被欺负，然后去欺负更弱的人。没什么能耐，欺软怕硬，喜欢使用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慰,或者即刻忘却。”

另一本让他获得共鸣的书是日本著名小说家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书中青年暗冷颓败的生活如逐渐腐烂在水槽中的苹果，与滋生的蛆虫为伍，鼻息间是令人麻木的腐臭味。堕落的生活中，主人公表面放荡，内心却很孤独。汪楠觉得自己经历着与主人公类似的青春。“我虽然成立了‘怒罗权’，朋友那么多，但内心一直觉得自己在荒野中，孤孤单单。”

汪楠也曾思考过，“我的人生怎么会这样？从书香门第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到在日本杀人放火的黑道中人。”走出少年院后他试着上工地找活儿干，但最终还是按捺不住，回到了黑社会。

回到“怒罗权”后，他制定了三大“帮规”：第一，不收中国妓女的保护费；第二，不能卖毒品和吸毒；第三，有日本组员在场要说日语。因为“怒罗权”好打抱不平，也吸纳了不少日本的拥簇者，队伍一下子壮大起来，1990年初达到鼎盛时期，达到800多名成员。那时与“怒罗权”齐名的另一个黑帮是关东联合会。虽然后者已经解散，不少成员仍在业界发挥着影响力。

这一时期，打着“怒罗权”旗号的违法犯罪活动频繁发生，引发日本社会的关注。1989年，千叶县的“怒罗权”组织打群架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994年为了飙车，32名“怒罗权”成员因盗窃摩托车被捕；1997年由于盗窃自动售货机中的现金，“怒罗权”成员及其他遗孤后代共10人被捕；1999年千叶县、东京都发生120起抢劫案件，与此相关的47名“怒罗权”成员被捕。

当时包括汪楠在内的5名“怒罗权”成员和3名日本女子分别乘坐四辆改造过的摩托车到达斗殴现场。一到现场，他们就被50多名手持铁管、金属球棒的人围住，这些人来自另一帮派“市川幽灵”。随着铁管、金属球棒、啤酒瓶交替打来，汪楠予以还击并杀出一条路来。困局之下，同伴摸出裤腰上的匕首，冲着来者刺了过去，导致对方一人死亡。

汪楠原以为，该行为会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但警察却以杀人罪逮捕了他的同伴。于是，汪楠和四五名同僚袭击了江东区警察署，他们投掷火焰瓶，还用火点燃了警用摩托车。

当时日本黑社会有着“共存共荣”的说法。日本人的事，日本帮派来处理；中国人的事，日本帮派绝不插手。“怒罗权”曾多次与日本最大指定暴力团山口组交手，双方均有人员死伤。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山口组给钱，让“怒罗权”到总部赔礼，结束纷争。

1997年7月，日本警方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说：“与其他少年犯罪团伙相比，‘怒罗权’组织结构严密，对成员约束力强，背叛者会受到组织的严厉惩罚。”

与日本本土黑帮过招外，“怒罗权”还经常与其他外国黑帮过招。这些组织中，伊朗、韩国的势力相对较大。据汪楠介绍，“伊朗黑帮人数最多，主要以贩毒为生，韩国黑帮经营赌博机，菲律宾妓女比较多，巴西黑帮多是日裔移民后代，他们也有和遗孤类似的认知困惑。”

汪楠初到日本的1980年代，正好是外国人大量涌入的时期。自那之后，由于经济不景气，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也随之减少。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京的佐佐木公园和上野公园，一些伊朗人会秘密贩卖一些兴奋剂、可卡因、大麻等违禁药品。近年来，日本警方还从伊朗贩毒者手中没收过枪支弹药。

曾在日本战后复兴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在日韩国人，不仅在生意上大有作为，在黑社会中的势力也不容小视。由于不少日本人存在“厌韩”情绪，大多数在日韩国人过得较为清贫，那些获得成功的生意人周围总会有黑帮的保护。他们通过高利贷积累财力，并在通货膨胀的高速增长期进入赌博机乃至房地产行业。“很多韩国人通过赌博机发了财，其中一部分人便是与黑道合作。”汪楠说。

入狱的“生意”和出狱的“事业”

2000年，汪楠因涉嫌盗窃等罪再度被捕，涉及犯罪资金总额过亿。汪楠本以为经历几年牢狱之灾就可了结，但由于法院判定其“研发”的犯罪手段会给社会造成威胁，因此从重判罚，让他自2001年起在岐阜监狱服刑13年。直到最终审判，汪楠都没有认罪。“我没向社会认错，也没向警察和法官认错。对于是非对错，我需要以后慢慢想，这个答案也只需要自己知道。”

“在监狱里通常是不许笑的，板着脸才可能不被欺负，但我从来不管这些规矩。”在监狱里，他逐步与黑帮划清界限，并开始偿还过去欠的债务。“江湖的东西一分一厘也不能拿走，拿走这些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汪楠还在监狱里做起“生意”，例如找人清理犯人在外的私人物品，给犯人家属带些东西，或者帮他们购买狱外的东西。阅读成为他每日最大的消遣。“一早醒来，左边成人杂志，右边世界政治。在监狱读书，知道了外部的想法，减少了对社会的不信任感。”

2014年6月，汪楠13年的服刑终告结束。出狱后，他成立了NPO“回归到书”，标志是一只青蛙打开一本书，主要业务是给在监狱的犯人提供读物。“在监狱里，死在狱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能活着出来才是所有人的愿望。体力劳动时，犯人们都喜欢用木头或水泥做青蛙玩偶。日语中青蛙的发音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回归。”他如此解释。

据他说，青蛙的眼睛是空白的，因为“要把眼睛留给别人画”。“我想为监狱里的人提供色彩，他们的生活需要颜色、感情和喜怒哀乐。”

如今汪楠的家里有7000多册等待寄出的书。他身旁的书架上摆放着编好号码的《现在拯救地球》《趣味百科》《社会福祉》等书籍，最下面一排是印有美女写真的成人杂志。“要成人杂志的人最多，我会特意准备这些书。有的监狱只要封面不露点就行。”

汪楠每年会为25所监狱的350名犯人寄书，其中300人是免费寄送。“犯人在监狱干一个月的活儿才挣500日元左右，而一本新书要几千日元，我们只能到处找二手书。”他因此发动周围的人也行动起来。采访当晚，正好有一对埼玉县的夫妇来送书。

收到书的犯人会给汪楠写信表达感谢，有时还会写下自己的经历：“我24岁因欲望与诱惑，犯下抢劫杀人的大罪。由于被判无期徒刑，我开始了长时间的服刑生活。我没有梦想、没有希望，只想着怎么能让自己开心……”每一封信汪楠都会亲笔回复：“虽然麻烦，但这非常重要。希望能让这些人开启第二次人生。”

“我现在虽然没什么钱了，但过得很充实。”汪楠说，他所运营的NPO每年运作需要200万日元，其中外界捐款150万，剩下的50万则靠着新婚妻子的资助。直到现在，汪楠都未加入日本籍，因此无法享有稳定的工作。

2019年8月24日，汪楠在一个不到30人的小教堂举行了婚礼。他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终于有人跟我结婚了。47岁是初婚，虽然不知道世人是怎么想的，但相比于喜悦我也有困惑……明天我将在老刘刀削面举办派对，请附近的人一定来参加。”

有了家庭之后，汪楠接下来的目标是在五年内解散“怒罗权”，虽然这并不容易。“眼看着‘怒罗权’从一个自发性互助团体变成一个犯罪集团，现在培养出来的人都靠着收保护费挣钱，甚至犯罪。我们这些老成员一直想解散它，但受到了很大阻力，黑道和警察都不想让我解散它。”

如今，日本的黑社会也迈入了老龄化。日本山口组内部刊物《山口组新报》曾写道：“比泄露情报更严重的是漏尿”，“每次见孩子，我的钱包都会哭泣”，“年纪大了，医生的诊断很准确”。据日本警视厅统计，截至2015年，日本暴力团中50岁以上成员超过四成。而汪楠所经历的世代，或许是日本黑帮史上最为鼎盛的日子了。

名词解释：

“准暴力团”：“准暴力团”相当于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山口组那种可以称之为“组”的叫“暴力团”是正式的“黑社会”。然而由于“准暴力团”不受日本《暴力团对策法》的控制，常被“暴力团”当枪使，其危险程度不输于真正的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