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帖：香港疑似病例为何远比内地总和多？（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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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张图：

数据一直在变化，这是截止到1月22日7时的。

这些天，我一直都很关注这些数字上的变动，不过一个特点早早就给我了留下了印象：

香港的疑似病例，一直一骑绝尘，远超内地所有地方的总和。

而和这种“高居不下”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确诊病例那一栏，却一直空空如也。

我下意识就产生了一个看法：香港是不是太激动了？

其实，自打“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香港的做法，一直都非常抢眼。

早在1月4日，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还只有44例时，香港特区政府就公布了《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并同时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实时生效。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官网信息显示，自2019年12月31日起截至2020年1月21日中午12时，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共接获118宗符合呈报准则的怀疑个案（疑似病例）。

其中，88宗怀疑个案已出院，30宗怀疑个案住院中。

他们把这些信息做成了表格，列出了一对一的详细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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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数据和表格背后，是香港特区政府紧锣密鼓的工作。

我们以1月20日为例。这一天，特区政府宣布了三项措施。

第一，卫生署即日起，将监测呈报范围由武汉市扩大到湖北省，医生如发现病人发烧或出现肺炎病征，只要病发前14天内到过湖北、内地医院或接触过肺炎病人，都要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做进一步调查。

这句话的信息量真是太大太大了。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几点：

1.早在20日之前，香港就已经对武汉来港人员的检测呈报制度，并从20日开始将监测范围扩大到整个湖北省，这一举措，领先全国，甚至都跑在了武汉和湖北其他城市的前面。

2.只要是发烧的，都要问一句：你自何处来？

3.只要在病发前到过湖北和内地医院，注意，医院的前缀是内地，也就是所有的内地医院，都在监测范围内。

武汉到香港，尚隔着湖南和广东，香港的举措，是不是有苛刻到变态的感觉？

但是，我们相信，没有人会觉得香港做的过分，因为这就是本分。

再看香港20日宣布的第二项措施：

21日开始实施“健康申报表”制度，要求所有从武汉乘飞机入境香港的人士必须填写健康申报表，主动申报身体有何不适，并留下联络方式，如果填报不实，最高罚款5000港元、监禁6个月。

据我在全网查询到的资料发现，这个“健康申报表”也是领先全国的。

而且，注意前缀是“所有”，意思就是，先不论发不发烧。至于后面的罚款、监禁，你说你还不重视？还想大大咧咧到处浪？长点心吧，要付出代价。

最后看香港的第三条措施：

涉及公立医院，医管局将实施各项围堵策略，做到“早通报、早隔离、早化验”。即日起至2月中旬从武汉上车南下到香港西九龙的高铁全部停售车票，港铁售票网显示“没有相关班次”。

不用查了，停售车票也是领先全国的。直接停售车票，想去香港你都去不了。而不仅仅是苦口婆心劝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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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这些做法，很难不让人想起2003年。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但是对抗击非典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段时间，“白衣天使”成为全社会一时的称呼，身边很多小朋友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也立志长大后做一名医生。

但是真正长大了，似乎才明白，没有谁可以内心毫无波澜地、毅然决然地做一名“白衣天使”。如果可以，谁不愿意只做白雪公主呢？

我更希望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也会恐惧、也会害怕，拥有平凡的生活、稳稳的幸福。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那些名字：

中国大陆

叶欣（2003年3月25日，广州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

李晓红（1974年7月－2003年4月16日，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治医师）

邓练贤（2003年4月21日，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

梁世奎（1946年－2003年4月24日，山西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杨涛（1960年-2003年5月6日，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放射科医生）  

丁秀兰（1954年3月24日－2003年5月13日，北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急诊科副主任、急诊科党支部书记）

中国香港

刘永佳（1965年－2003年4月26日，屯门医院胸肺科内科护士）

谢婉雯（1968年3月31日－2003年5月13日，屯门医院胸肺科内科医生）

邓香美（1967年－2003年5月16日，基督教联合医院健康服务助理）

刘锦蓉（1956年－2003年5月27日，基督教联合医院健康服务助理）

王庚娣（1950年－2003年5月31日，威尔士亲王医院健康服务助理）

张锡宪（1945年-2003年5月31日，香港耳鼻喉科私人执业专科医生）

郑夏恩（1973年－2003年6月1日，大埔医院医生

中国台湾

林永祥（2003年4月28日，高雄长庚医院内科医生）

陈静秋（2003年5月1日，台北市立和平医院护理长）

林佳铃（2003年5月11日，台北市立和平医院护士）

林重威（2003年5月15日，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医生）

郑雪慧（2003年5月18日，台北市立和平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这是2003年非典期间殉职的医生名单，一晃17年过去了。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意大利籍医生卡尔娄·乌尔班尼，他是第一位发现SARS的医生，是世界卫生组织派驻到越南河内的医生。

病毒是不认国界、不辨人群的，但爱与责任，也是不分种族不分地域的。

好了，说回正题，从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当年的疫情十分严重，甚至不输内地。

再给大家看两张表：

表一是截止到2003年7月，各地出现的非典病例及疑似病例。香港是仅次于内地的重灾区。

而且，别忘了，香港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都无法和内地比拟。这个密度有多大，大家都可以感知。

也正因此，非典之于香港人的记忆，异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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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TVB拍摄的电视剧《白色强人》中曾有过一个情景：

急症室疑似出现中东呼吸综合症个案，医生蒋志光即果断封锁急症室，将一众医护人员隔离，由于检验过程要4小时，病人家属随即鼓噪，大骂医生。

此时，蒋志光举例2003年的非典事件说，“当时有300多人死亡，我绝对不可以用几百条人命，再买一次教训。”

《白色强人》剧照

是的，教训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2013年3月，在非典十周年之际，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率20余位政府高层到浩园向非典期间殉职的医护人员致祭。

同天，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举行了高层桌面演习，测试应对可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致严重呼吸系统病暴发的应变行动。

那次只是纯粹的演习，没想到7年后真的用上了。

正如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一样，在没有病毒的安稳日子里，我们也要时常演习，这其实就是抗疫的常规措施之一。只有把演习当成实战，到了实战时，才能从容应对。

从香港的通报、统计、信息公开、措施配套等等， 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极度小心、“宁可监测千人，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

抗击疫情，最重要的就是防患于未然。这或许，是一些地方的职能部门应该学习的。

以上，只是本文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并不能准确回答“香港疑似病例为何比内地总和还多”的疑问，仅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