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机构沉疴待解 中联办尤需涤故更新（组图）

最近中央治港体系更换两名主将，以及重构整个系统的权力结构，无疑给香港中联办吹进新风。2月20日，中联办新主任骆惠宁以致港区人大和政协代表公开信的形式，向香港社会喊话。在信中骆惠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措词温雅亲和、朴实自然，但又明确传递出坚定信念，似乎可以看到中联办新的工作方式和自我定位，这或许就是一种新常态，因为以往中联办给港人以“官僚、不接地气”的观感，那不是它应有的沟通方式。

香港的反修例风波将这座国际金融中心推向危险边缘，折射出过去多年中央治港工作的失误，给治港体系，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港的代表机构中联办敲响了警钟。在这次骚乱的过程中，中联办多次成为抗议者的指向对象，其根本原因就是陆港矛盾在过去十多年不断恶化，甚至激发起一股分离主义，使得中央政府的驻地代表成为发泄对象。但考虑到同为中央驻港机构和国家象征的解放军在香港获得较多认可，唯独中联办成为香港舆论经常指摘的对象，一定还有其自身的原因。反思过往才能把握现在、开启未来，骆惠宁能否让中联办焕发新生，值得期待。

丢失的“看家本领”

中联办是在香港“深耕”多年的治港前线机构，前身为成立于1947年，以中共驻香港最高代表机构身份履行职责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其职责就是发挥联络和统战功能，这是它存在的价值和“看家本领”。港英时期，它同时承担中共香港工委的身份，负责香港的反殖民政治运动，统战香港爱国人士，凝集爱国力量等，在多方面卓有成效。

香港回归之后两年，“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 “正名”为中联办。 “中联办作为中央政府驻港机构，是广泛联系香港各界的重要渠道，是促进两地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桥梁。”这是中联办官网上的自我定位。但从反修例事件，以及此前密集爆发的“占中”等街头政治冲突表明，在治港事务上中联办未能扮演好自己的“联络”角色，非但未能认识到其统战工作就是在“一国两制”前提下团结香港社会的绝大多数，相反，它与香港社会的主要群体，尤其是年轻人和泛民主派严重脱节，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他们推向对立面，逐步促成了今天牢固的反建制力量。中联办无法及时和正确掌握社会脉动、置全社会的怨气于不顾，更无法为中央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资讯。官僚、不接地气，傲慢地以中央驻港“钦差”身份高高在上，是香港社会对于以往中联办的最主要印象。

以反修例风波为例。为支持港府修例，弥补香港司法漏洞，中联办邀请了200多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进行沟通；在反修例事件爆发后，也曾联合港澳办问计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对于那些代表至少过半民意的泛民群体，以及众多对生活现状愤懑不平的市民青年，中联办是否充分考虑过他们的意愿？如果中联办能事先与泛民、年轻人进行有效沟通，及时了解弥漫在全社会的怨气，或许能对局势有所预见，不至于让修例酿成目前进退两难的困局。

在许多港人眼里，中联办厚此薄彼，常年只与商界、建制派走近，不断巩固既得利益阶层的结构。尽管这种状况可能有着复杂而现实的原因，但既然港人看不见中联办有解决这种困局的尝试，那它就只能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后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也着重揭示了这一点：“我们在香港政治上确实有偏颇，太过照顾建制派的官二代、富二代，而这些人无论从能力还是口才都不如泛民，从立法会辩论就能看出来。泛民就会觉得中共全用小人，是羞辱香港人的智商，羞辱香港人的自治能力。原来港英时期行政体系吸纳能力很强，而我们现在的吸纳能力是不足的。”

中联办在香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这一重要性在香港社会却并非什么“联络”功能。多数港人不管知多知少，对中联办都会有个笼统印象，就是它代表北京“阿爷”、高高在上，权力甚至比港府更大。作为联络部门，中联办要想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必须放低身段重拾“看家本领”，回归自己“联络和统战”的主业，“不要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联络、沟通，就是既要明白中央对港的政策，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传导至香港；反过来也是一样，要在香港深入“联系群众”，尤其是要清楚认识到“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各种社会力量结构，在“求大同、存大异”基础上团结最广大的普通市民，把香港的声音和意见及时准确地传递到北京，让中央做好决策，让自己执行好中央这些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中联办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香港与内地的差异，在与港人接触交流时，必须用港人能听得懂的语言和能接受的方式。

“见树木，更要见森林”

腐败问题，也是治港机构令港人非议不断的一个问题。与商界太过密切，很容易被利益集团围猎，至少在观感上被认为是脱离了普通市民，让人看见的就是延续了香港“官商共治”的传统。我们不否认身处香港一线的治港机构可以是“出淤泥而不染”，也不是说治港机构官员就一定存在金钱腐败。但反过头来也要问，在内地的严厉监管和党性教育下还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在身处“舞照跳、马照跑”花花世界的香港，中联办官员是否可能个个都独善其身？

香港上流社会成员通过“公关”驻港机构，获得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地方政协委员席位，在香港社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在回归前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全国层面，官商代表比例远远压过专业人士代表比例，这是顶层设计还是现实结果，是需要深思的。而在省、市一级中，这种港人眼里“有钱就能当代表”的现象更为普遍。用一位不具名港区代表的话说，“如果没有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头衔，会有一定的‘落伍感’。” 治港机构是如何选择这些香港的代表，这里面有多少是腐败的结果，都是十分现实的追问。这种现象，也使得一些真正有节操的香港爱国者，只能以主动或被动的姿态，选择和中联办保持距离。

商界对香港来说重要吗？当然重要。在香港回归初期，他们对于避免香港因为主权的回归而出现社会动荡，对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当然是做出了贡献的。可重要归重要，商界说到底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并非香港社会的全部，作为中联办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证明它根本没有读懂香港，只会让香港的问题和冲突更为复杂，甚至就不可避免地将自己变成“问题”的一部分。

设想一下，当香港普罗大众因地产霸权咬牙切齿，当年轻人因为缺乏上升通道看不到希望，当贫富差距悬殊而得不到改善时，中联办如若成为香港“官商共治”结构中一员，甚至异化为“官商勾结”局面的主导者，就自然成为人们同仇敌忾的对象，甚至会因为中联办代表中央政府站在治港的一线，又是“一国两制”的一个部门象征，连累到中央政府和“一国两制”。

治港更需要“第五个现代化”

香港回归并非只是主权移交就能“一劳永逸”，更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就可坐享其成。“一国两制”这个极具创意的设想，如何在回归后落实和发展，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在实施中不变形不走样，是治港机构的应尽之责，对身处一线的中联办更是历史考验。

回归前的香港问题是“回归”，也就是如何与英国政府“斗争”，如何对香港市民进行统战，加强他们对回归的信任。在这个阶段，中联办的前身“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考虑到历史的局限性，就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回归后，香港的主要议题就转变为落实和发展“一国两制”，支撑香港的繁荣稳定，并实现陆港两地从区隔到融合的转变，这既是为了香港福祉，更是要彰显回归后的香港更能发挥其优越性，在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权”的指引下，让香港更能成为未来两岸统一的榜样。

然而，回归后的中联办跟香港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想法一样，无视港英时期香港早已经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更因为受“井水不犯河水”机械区隔思维的影响，对香港的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既不明白香港的真实情况，更不明白如何发展“一国两制”，甚至巩固了那种对“一国两制”错误认识，完全认识不到香港主要矛盾的恶化，认识不到“一国两制”正在被消极力量侵蚀其基础，以致后来滋生了港独风潮，扭曲的本土化思维成为年轻人的主流思想，甚至连中联办和“一国两制”本身也成为被冲击的对象。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治港体系俨然成为一个“三不管”地带，身处香港一线的中联办更是如同“化外之人”。十八大之后内地官僚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但治港体系好像纹风不动。必须认识到，中联办一直被香港既得利益的思维所支配，如果要改变，必须要中联办这个机构集体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就好像当年邓小平的一句话——“一国两制”，让当时依然比较封建的内地政治局面打开了脑洞，辩证地认识到香港回归问题的性质，今天习近平在四中全会的相关内容，就应该让治港体系的官员重新认识香港今天问题的性质，不反思过去三十多年的工作思路和方式，根本无法彻底改变香港的困局。这并不针对某一位官员，而是针对某种思想惯性。

我们认为，香港问题的性质既是中央有责任兑现对香港繁荣稳定的庄严承诺，是全面管治权这样的权力结构对香港有序发展所代表的应有之意，还要在统一台湾过程中就“一国两制”是否具备说服力发挥实质范例作用的意义，而且是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的关键考验。中央政府应吸取这一次反修例风波的教训，反思和总结过去多年治港经验，全面改革治港机构，它既是改革其组织人事，更应该改革其对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的认识，这是比十八大以来的党建工作更严厉的改革，因为，这是一场支持“一国两制”国策健康发展的关键斗争。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根本无法启动任何针对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改造，更无法为台湾的回归建立让台湾社会认可的“一国两制”榜样。

现在，中共治港体系的顶层设计已经重构，在组织结构上初步理顺了治港体系的性质，但对于全面厘清和理顺治港体系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香港建制和泛民等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少工作。我们深切期望过去一个多月治港体系变化的节奏和方向会继续延续下去，就好像这次疫情的管控一样，不获全胜绝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