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图）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中国慈善家》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中国慈善家》：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中国慈善家》：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中国慈善家》：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中国慈善家》：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中国慈善家》：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中国慈善家》：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中国慈善家》：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