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后最严峻危机的香港修例风波收场了吗（组图）

香港在2019年经历自1997年回归以来最大的危机，一场修例风波让社会严重撕裂及经济受到重创。可自去年11月区议会选举以来，香港局势已有明显缓和。近月，除了2月29日出现局部暴力冲突，香港社会总体上未有再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及数十万人上街游行等事件，更由于武汉新冠肺炎（NCP）疫情袭港，香港街头的示威浪潮暂告一段落。回望香港过去一年，或许是时候断定修例风波已经收场。但这不代表香港社会已真正恢复稳定，实际上香港社会中的反港府情绪有增无减。若港府不正视社会的反港府情绪及深层次矛盾，相信香港只会变成一颗“定时炸弹”，当出现新问题燃起药引时，持绩积累的不满及不信任还会再次引爆。

消退的修例风波

观察去年6月修例风波爆发以来的香港局势，会发现相较于修例风波高潮时暴力频发、动辄爆发大型冲突的局势，过去两三个月的香港局势已有明显缓和。最近由于突如其来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不论港府、各个政党或是民间团体均呼吁港人尽可能留在家中，以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受疫情影响，香港的街头确实变得冷清起来，甚至有分析认为是疫情导致示威浪潮结束，逐渐让修例风波收场。应该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其实早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港之前，修例风波就已经萎缩，逐渐成强弩之末。

如要为修例风波设一个爆发开始的时间点，相信各界的共识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于2019年6月9日发起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在那天游行过程中，部分激进示威者占领立法会附近街道，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警民关系急速恶化。此后香港示威行动络绎不绝，从2019年6月至11月中旬是修例风波由爆发达至高峰的时段。在这短短半年中，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反对通知书的各类游行合共75次，当中还未计算违法的街头暴力示威。从频率看，香港在这半年中，几乎每2天至3天便出现一次游行示威，几乎每个周末都爆发警民冲突。当时，不论中央治港系统、文宣部门还是香港本地政界人士，普遍认为香港“正处于九七后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基本上，修例风波中最为激烈的示威及暴力行动都是在这半年中出现，例如占领立法会、涂污中联办国徽、内地游客于机场遭围殴、18区反《禁蒙面法》示威行动及两所大学的“攻防战”等。其中，修例风波最高峰时段应该是两所大学爆发“攻防战”的数日中。在警方与示威者在理工大学对峙期间，有示威者号召快闪“拯救”行动，不足数小时已有数万人参与，并谋划反包围警方。与各次示威行动相比，两所大学“攻防战”的参与人数、规模及暴力程度都可显示，当时是修例风波的高峰时段。那时，人们普遍焦虑香港局势，担心“攻防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可能酿成的悲剧。

所幸的是，以去年11月24日香港区议会选举为节点，剑拔弩张的局势出现明显缓和。在两所大学的“攻防战”事件后数天，香港举行第六届区议会选举，不少支持“五大诉求”的政治素人踊跃参选，目的是减低建制派在议会的力量，希望以合法的方式向港府进行“抗争”。为让这批政治素人顺利当选，示威者在大学“攻防战”事件后，达成了暂时停止示威行动的共识，让选举得以顺利举行。选举结果出炉后，建制派遭遇历史性大溃败，泛民阵营大获全胜，部分示威者认为已取得阶段性胜利，纷纷退场，令修例风波从高峰回落。选举前，示威者倾向街头暴力行动，选举后，社会虽然持续出现各种示威行动，但行动多围绕静坐及集会，早前暴力冲突不止的情况明显减少。当然，区议会选举只是让修例风波出现走下坡的趋势，而非收场的时间点。

再之后，即2019年11月下旬至2020年1月期间，有所消退的修例风波出现“小阳春”。2020年1月1日，民阵发起“毋忘承诺，并肩同行”游行，游行仍以“五大诉求”为主轴，民阵公布当日参与游行人数达103万，而警方公布游行人数约6万。元旦游行后，反对派重燃示威情绪，示威者几乎每天举行各种示威行动，但方式倾向和平集会，暴力程度有所减少，参与人数也持续下降。在1月至2月期间，虽然警方与示威者仍然不时爆发冲突，但人数只局限于数十或上百不等。社会舆情认为，示威抗争的至危时刻已经过去，风波正处于逐渐消退阶段。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于2月袭港，令示威人士举行的声援或示威行动大幅减少，修例风波快速萋缩。尽管疫情只是刚巧遇上风波的尾段，但人们还是没想到，持续大半年、将香港推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峻危机的修例风波，竟然最终是以这样的方式画上休止符。

疲情过后 风波会否再起

相信世人眼下颇为关心的议题是，一旦疫情完结后，修例风波冷却数月后会否卷土重来。应该说，以目前的情势来看，纵使新冠肺炎疫情不久后结束，短期内大概率不会风波重启。究其原因，一是因为11月24日的香港区议会选举，示威者的抗争情绪得到了宣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泛民获得大胜，起初支持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建制派遭遇历史性溃败。而作为修例风波导火索的《逃犯条例》修订，早已被港府撤回。从这个层面来说，多数示威者已经达到最初目标，区议会内也形成了能够代表自己诉求的政治力量。既然如此，与其冒险再度重启修例风波，不如督促区议员在体制内进行合法抗争。况且今年9月香港还将进行重要性远超区议会的立法会选举，现在只剩6个月左右时间。考虑到疫情结束尚需一段时间，留给各党派登记参选、举行竞选活动的时间更少了，再像去年那样爆发大型冲突既可能适得其反招致民意反弹，又不太现实。

二是经过大半年修例风波的损耗，香港正面临空前的发展困境，经济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许多港人的政治激情已经显着消退，疲倦、厌烦了。就像2014年的占中运动，起初局势一度趋向危险边缘，但后来随着时间流逝，占领行动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成本后，示威者的耐心逐渐耗尽，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抗议，希望回归平静，于是一度声势浩大、形势危急的占中运动在第79天得以和平结束。在这一点上，修例风波的情况或许同样如此。尤其是在前有中美贸易战，后有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香港正面临雪上加霜的困境，多数港人在现实压力面前，大概率会希望重回正常生活轨道。

三是香港警队已经逮捕了七千多名涉嫌违法的示威者，起诉了一千多人，确实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震慑效应，让激进示威者有所顾忌。其实自去年6月爆发修例风波以来，激进示威者一直都是少数，多数示威者倾向“和理非”，他们至多出于对港府的不满而一度同情激进示威者。现在既然激进示威者大多已被抓捕甚至起诉，而多数示威者在现实面前渐趋理性，希望社会恢复常态，修例风波自然不会再像去年那样轻易重启。

然而，短期内大概率不会再度重启风波绝不代表社会真正恢复平静，更不代表港府已经度过危机。事实上，现时社会依然笼罩着反港府情缩。这不光因为修例风波重创港府认受性，让港府和港人的互信破裂，还因为港府在本可凝聚人心的抗击疫情工作上表现不尽人意。当疫情在香港出现的初时，人们本以为港府能借疫情转危为机，成功让反港府情绪得到舒缓。可惜，港府未能抓紧这个机会，反而让反港府声音有壮大的趋势。不少港人将港府与澳门政府做对比，批评港府的防疫工作后知后觉，应对不力，包括口罩等抗疫物资都未有准备。不论是建制派、商界或是泛民主派均认为港府防疫措施后知后觉，导致港府公信力继修例风波后进一步下降。因此，香港虽然不会出现修例风波般的暴力示威行动，但反港府的情绪还会有增无减，社会难以真正平静。

社会仅表面平静 风波主因未解决

多维新闻反复阐释过，香港社会一直以来存在的一系列深层问题，是酿成香港诸多社会危机的根源。简单说，香港深层问题主要包括：陆港之间的矛盾，许多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对内地存在意识形态的认知偏见，缺乏国族认同；香港内部矛盾严重，港府认受性不足，建制派、泛民等不同派别四分五裂，为了反对而反对；自港英殖民时期以来的经济民生问题，贫富悬殊不断恶化，住房困难严峻，阶层上升通道日益堵塞，基层市民活得卑微而艰难，年轻人难以看到未来的希望。不论是占中、旺角骚乱，还是修例风波，尽管诱因各不相同，但根源均是这些。因为当初占中、旺角骚乱发生时，港府仅将责任推给只是外因的外部势力或激进的“港独”势力等，而回避了对深层内因的真正反思，让上述问题持续恶化，结果自己在修例风波中反受其害。

现在尽管修例风波已经收场，局势大幅缓和，但眼前暂时的平静并不代表未来真的平静，长年困扰香港、让社会负面情绪持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而且由于修例风波，香港经济社会秩序、政府公信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遭受严重创伤，亟待为政者效仿当年六七暴动后的港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化被动为主动，直面修例风波暴露的一系列深层问题，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积极修复裂痕，缓解社会矛盾，千万不应重蹈“占中”及旺角骚乱的覆辙。否则，再次遮蔽深层问题，便不是真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下次将爆发更大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