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西方国家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措手不及”？

3月21日，空荡荡的纽约时报广场

目前关于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对策存在两大错误估计，导致世界各国政府在应对这场百年一遇危机时有些措手不及。

第一大错误是低估了死于新冠病毒的年轻患者人数；第二大错误则是低估了需要住院的新冠感染患者人数。

而导致这两大错误产生的政策考量因素非常复杂。

以英国为例，最开始，英国采取了缓疫政策，即保护老年人等所谓的易感人群，而放任病毒在其他人群中传播。但是，随后，英国采取了全面大幅度的抗疫举措，即全面封锁状态。

3月19日，关闭中的伦敦莎士比亚环球剧场

在周三发布的推文中，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尼尔·弗格森教授（Neil Ferguson）指出：“首先应该弄清楚病例数。其次设置一个（有限）空间，然后再制定一个破坏性相对较小的长期解决方案。”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融合了这两种政策，采取了阶段性的响应策略，旨在拉动各种杠杆作用，通过社交疏远命令来微调流行水平。

如果这行得通，那么它将对经济和民众福祉产生巨大的好处。但是，如果选择错误，则有可能发生新冠病毒的肆虐。这是一种类似于市场交易员所说的“落刀”的策略。

此项策略依赖于检测。在历经一个缓慢传播的开始之后，截至上周末，新州已对52,663人进行了检测，其中包括此前一周的30,096人，共发现533例检测阳性患者。

这也是全球最广泛的检测项目之一。在韩国，每周进行100,000例检测。在德国，每周进行160,000次检测。这种做法已经获得了广泛赞誉。

民众接受病毒检测，图/KTAR

简而言之，在韩国，这种检测水平代表每10万人中有194人获得检测。而在德国，每10万人中有193人获得检测。

上周，新州每10万人有399人获得检测，几乎是韩国和德国的两倍。如果能够保持这种速度，新州政府可以对感染情况有一个最清晰的印象。但是，光加强检测就够了吗？

为了让实时新增病例、群体性病例、以及死亡病例变得有意义，了解数字能够说明什么，同时又不能说明什么至关重要。

获得正确的数据从未像现在一般重要。

世卫组织（WHO）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曾负责市委组织对中国响应举措的评估。他说：“按照新冠病毒的严重性来处理至关重要，因为那里是源头，决定着您需要实际采取多少行动”。

进ICU的病人，有些年纪并不大

新冠病毒有着自己的时间表。潜伏平均四到五天，确诊前症状出现另需五天。

因此，当政府采取任何新举措来减少病毒传播时，在获得新增病例计数之前有大约10天的时间，并且政府尚无法确认新举措是否有效。

一旦病例确诊，发展成为重症仍需数天的时间。据统计，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例大约为20%。

然后，患者从住院到死亡或者康复需要一段时间，平均至少为7天，甚至更长。根据深圳一项针对391例病例的研究，其中有3例死亡，每例从出现症状到死亡的时间介于35至44天。

上周，当医院住院部出现低龄患者时，媒体颇感意外。

截至上周五，纽约确诊病例中有56％的患者不满50岁。法国的一项研究报告称，重症监护病房中一半病例不满50岁，而洛杉矶感染病例的中位年龄也不满50岁，为47岁。

在澳大利亚，粗略估计感染者的平均年龄为46岁左右。相比之下，在意大利，有74％的病例超过50岁。

这和之前的估计截然相反。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周前还说过这场疫情就像流感，但是年轻人不必担心。

在本月初的一次在线吹风会上，世卫组织（WHO）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告诉澳大利亚卫生官员称：“我想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不少人仍认为只有老年人易感。”

有缺陷的研究

“尽管60岁以上人群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但是我还要强调的是，有很多30多岁、40多岁和50多岁的人同样也会死于新冠肺炎感染。”

关于死亡率开始传递出混乱的信息。最开始，2月14日一项针对44672病例的中国研究成为了COVID-19易感人群的确定性分析。

这项研究中的死亡率为2.3％。但是，对于没有其他严重医学状况（合并症）的患者，死亡率仅为0.9％。

这项研究提供了按照年龄划分的死亡率详细信息：

• ≥80岁，占14.8％

• 70-79岁，占8%

• 60-69岁，占3.6％

• 50-59岁，占1.3％

• 对于其他所有人，死亡率为0.4％或更低。

对于老年人和体弱者而言，这是个坏消息。对于其他人群而言，看上去似乎没有那么恐怖。

在这项研究中，死亡病例大多数来自湖北省，其它地区的死亡率为0.4%。随后，美国市场很快将中国其他地区的死亡率归零，并且一些人士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医疗保健肯定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对新冠病毒的描述也就轻描淡写，只是和每年的流感作比较。

但是，中国的这项研究有一个问题，就是该研究所基于的病例截止日为2月11日，并且1.2万病例（总计病例数的27%）是在2月1日之后才获得诊断。

还没到死亡时间

换句话说，这些确诊的病例都没有达到发病到死亡的平均时间。

艾尔沃德说，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主要分为两波，即肺功能衰竭和血氧水平下降。

他说：“许多垂死的人都是患有合并症的人群。感染之后，他们很容易发生血氧下降，只要稍微一点点加重就会让他们死亡。”

血氧下降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发作之前症状。

“但是，由于新冠肺炎到死亡的过程类似于ARDS。这部分人群需要2-4周的时间才会全面发病导致死亡。换言之，在死亡之前，他们有一个相对较长的病情进展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艾尔沃德对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率抱有担心的原因。

截至目前，意大利报告了63927例感染和6077例死亡，死亡率为9.5％。如果将现在的总死亡人数与9天前的病例数做比较，那么死亡率会上升到令人震惊的23％。

目前，中国湖北省已经连续多日新增病例报告为0，但是死亡病例报告仍然继续，并且死亡报告病例中相对更年轻、基础疾病少的患者数量上升。

这也让死亡率从研究中提到的2.3％上升到目前的4％。在湖北省以外，死亡率已经翻了一番以上，达到0.9％。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实际死亡率几乎是研究发现的两倍。更为严峻的是，不同年龄段的死亡率、以及年轻患者死亡病例数有多少？这些问题目前都尚不明确。

疫情笼罩下的米兰大教堂广场

可以说的是，女性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比例要显著低于男性。而且，像韩国和德国一些年轻人感染病毒的国家，报告的死亡率出现降低。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这种死亡率可能会逐步上升。

帝国理工学院的建模表明，如果纳入轻症或没有症状的感染人群，则死亡率约为1％。

错误的数字导致英国“群体免疫”政策出台

正是由于感染人群年龄出现下降的趋势，英国的卫生专家才开始针对COVID-19的影响进行建模。

3月2日，为英国政府提供建议的科学大流行性流感建模小组（SPI-M）发布了一份报告，列出了一些有关COVID-19的核心发现。

该小组总结说：“我们对感染人群住院率的最佳估计从50岁以下的2％到80多岁的44％不等。这相当于全部感染者的8％。”

这些数字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重症监护病房（ICU）病床一但满载，就可以假定所有需要呼吸机但无法获得的人群都将死亡。

法国的报告指出，有一半的重症监护患者年龄小于50岁，与SPI-M数据不一致。

SPI-M报告是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制定COVID-19抗疫战略的依据，即假设感染曲线趋平，并主要取决于短时间内多达80％的人群感染，同时为老年人提供防护，即所谓的“群体免疫”。

上周一，帝国理工学院弗格森教授的建模团队发布了一份重做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警告称，英国政府可能因为数字错误而走上了灾难性的道路。据其预测，缓疫策略将在英国造成51万例死亡，在美国造成220万例死亡。

在过去几天中，基于意大利和英国的经验、以及NHS（国家卫生服务局）的数据对新冠导致ICU需求的估计进行了细化，弗格森（Ferguson）的团队得出了上述结论，也给医院急诊服务能力受限范围提供了越来越确定的条件。

简而言之，ICU病床数量少于以前的假设，需要这些病床的患者比例更高。进而言之，NHS可能陷入瘫痪并造成巨大的死亡人数。这也意味着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集中精力控制这种疾病，严厉遏制新冠的传播。

于是，我们看到一夜之间，英国的防疫战略发生了变化。这种立场变化似乎让澳大利亚当局感到意外，例如，相关文件中建议关闭中小学和大学。

尽管数字在迅速增长，但在澳大利亚目前的状况在几个关键方面和欧洲存在差异。

截至上周日，澳大利亚有1316例确诊病例，每3.3天翻一番。如果这个比率保持不变，那么在10天内，总数将是11,000例。实际上，现在可能有很多病例处于潜伏期或开始出现症状。

但是，这种估计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这一估计未纳入政府社交疏离措施的影响（需要10天才能显示出效果）。其次，澳大利亚有一半以上的病例属于海外输入性病例。

截至上周末，新州533例确诊病例中有251例来自境外。不考虑仍在筛查中的案例，境外输入性病例占比58.6％。这些病例大多数采取自我隔离，不是用于衡量澳大利亚感染情况的一个指标，而是用于衡量国际旅客流动感染的一个指标。

关闭边界将切断这些感染病例的输入，虽然有10天的滞后时间。但是，如此多的案例也增加了轻症旅客被遗漏的风险，而后者可能感染新的人群。因此，值得关注的是当地出现的感染病例。

截至周日，新州已有131例感染病例（占30.6％）与现有病例相关，即社区传播。但卫生当局如果可以足够快的话，可以通过接触者追踪和自我隔离来遏制这些病例。

令人担忧的是不明来源病例的情况。目前，这一人群已经从3月12日新州的两起病例增加到上周六的52起病例，然后在周日降至46起病例。这是个问题，但是如果检测范围覆盖足够广的话，尚不构成广泛的威胁。

重要的是，不能只关注整体百分比的变化，而要关注本地和不明来源病例的增长。10天的延迟意味着检测是一个滞后的指标。

相反，这取决于观察到的社交疏离程度。在意大利，新病例的增长从24％下降到12-13％，然后在最近几天又回升到14-15％。

正确制定COVID-19的政策组合实际上是生死攸关的一件事情。

澳大利亚ICU容量

根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重症监护学会（ANZICS）2018年发布的研究，澳大利亚每10万人ICU配置为8.92。按照全球标准来看，这一数字很低。

我们假设ICU的入住率为80％。这是一个保守的假设。

另外，我们进一步假设ICU容量有一定程度的扩展，每天1％。原因是扩大规模并非易事。同时，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呼吸机都处于短缺状态，并且很多组件目前也受到了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然后，我们根据3月15日的报告的病例数来模拟新冠疫情的爆发。假设新病例的增长率呈几何下降趋势，到4月底一直下降到1％。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和韩国做到了这一点。

然后，我们将使用上周来自美国纽约市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提供的公共领域数据

由此可以推断，预计6.7％的新冠感染病例需要ICU。下限为4.5％，上限为9％。这些数据与我们在其他国家/地区跟踪的经验大体一致。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对ICU的需求与供应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根据卫生部长的数字，目前澳大利亚的ICU现有呼吸机2000台，另有库存约2000台。

然而，并非只有新冠病毒肺炎的重症患者需要ICU，其他疾病，如中风、心血管疾病、严重受伤等病患都需要占用ICU资源，如果澳大利亚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不能遏制，意大利的悲剧不免会在这里重演。

截止3月24日，澳大利亚确诊病例2044例，已有8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