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缺检测 欧美之难难在人为（组图）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震中”从亚洲转向了欧美国家，其中美国的确诊人数更超过中国内地，截至4月1日已超过18万人，每日确诊病例的增加也是全球最多。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曾在3月中旬表示，现在要向各国传达的资讯非常简单，那就是“检测、检测、检测，对每一名疑似患者进行检测”；且强调各国应“加大检测试剂生产，并提高检测能力及其可用性”。

然而，检测能力不足成为了西方不少国家的一大难题。当中遭到最多批评的是美国。美国在承认检测能力不足后，拨款采购检测试剂盒、下放检测权力、放松检测范围，检测量在过去一周得到极大提升，截至上周六的七天已增加超过45万次。

美国两家大型私人实验室LabCorp和Quest Diagnostics表示，未来不久就能达到每日30,000的检测量。然而，这使得疫情爆发初期只能提供日均不到100次检测量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更加难辞其咎。

美国新冠病毒检测之难

在美国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有多难？近来舆论曝光了不少确诊病患的“漫漫检测路”。

英国广播公司（BBC）追踪了宾夕法尼亚州一名确诊病人的检测全程。69岁的巴托里克（Claudia Bahorik）在2月最后一周开始出现症状，3月先后被该州的卫生部、病毒检测中心两次拒绝测试，因病情加重进入急诊室之后，化验结果又被推迟，本来三到五天可以完成的化验被延长到十天。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报道了西维珍尼亚州居民维吉尔（Carolyn Vigil）帮助丈夫获得检测的过程。其中官方公布的热线电话无法接通、家庭医生拒绝病患求诊、急诊室接待员也无法处理检测的问题，最终得到核酸检测后，又出现样本送错地方、必须重新检测的波折。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披露一个长居美国麻省的华人输入病例，该病人自述曾经三次就诊当地的医院，三次申请核酸检测均被拒绝，最终吃退烧药瞒报登上飞机，回到中国就诊，成为内地舆论众矢之的。这也侧面反映出美国此前糟糕的检测状况。

检测不力是美国无法有效追踪疫情、病例迅速激增的原因之一。即便现在已经提升了检测能力，但仍无法完全满足检测需求。按照美国上周六（3月28日）的整合数据，全国累计检测约73.5万人，累计确诊近12万人，检测阳性率仍高于15%，可见仍然需要提高检测的规模。

程序繁冗拖累研发生产

对于美国和欧洲而言，要制造大部份核酸检测使用的聚合酶链反应（PCR）难度不高，且病毒的基因资讯早已公开，以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无论是试剂盒的原材料、设计还是生产都不成问题。然而疫情爆发后，这一本来非常简单的过程却一波三折。

从检测工具的开发到使用，每个环节在美国都出现了重重阻碍。CDC在疫情之初出现很多失误，比如坚持不使用世卫提供的德国产试剂盒，而是研发准确率更高的工具；本该更为准确的检测盒在2月下发到各州实验室后，因使用步骤复杂等问题，出现检测结果无法确定的情况，只得回收；最初检测指南相当严格，只有出现严重呼吸疾病和有明确病毒暴露史或相关旅行史的病人才有检测资格。这一系列原因导致从1月中旬到2月底，CDC仅仅完成了不足4,000份检测。

据悉，3月之前美国只有12家实验室具备检测病毒的能力。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和私人实验室开发检测工具的过程，则从一开始就被CDC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壁垒掐断。如华盛顿州立大学临床病毒学实验室早已开发自己的检测试剂，并于2月18日开始向FDA申请批准使用的许可，但直到2月29日FDA放宽标准，允许各个州实验室在得到“紧急使用许可”之前开发使用试剂，这些试剂盒才投入使用。同样，美国大型医疗测试企业Thermo Fisher 和瑞士药企Roche生产的检测盒直到3月中旬才被美国FDA认可。

对于CDC和FDA在初期未能开放检测程序，华府无清晰的解释。总统特朗普和CDC主管曾一度把责任推给奥巴马政府对开发病毒检测的“管制”，但后来被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发言人福尔曼（Michelle Forman）反驳。可以肯定的是，检测工具迟迟无法到位，明显是缺乏政治领导的联邦机关官僚主义所造成。

供应不足阻碍检测使用

检测工具的开发得到放宽后，检测困难并没完全得到解决。随之而来的是实验室检测用品不足，包括收集病人样本所需的化学成分和基本拭子、样品提取试剂盒等等，还出现了检测人员不够的情况。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首席项目官布兰克（Eric Blank）3月20日表示，进行检测所需的供应“全面严重短缺”，“大家都在抢购这些辅助材料，我们从成员实验室获悉，很多材料现在已经订不到了。”

CDC推荐的RNA提取试剂盒只能由少数的制药商生产。但早有媒体发现，由于过去数周全球都在加速新冠病毒的检测，这些试剂盒目前已处于待补货状态，同样缺货的还有自动化RNA提取设备和RT-PCR仪器。另外，COVID-19专用棉签（鼻咽拭子）短缺也备受关注，美国生产该棉签的最大企业是缅因州的清教徒医疗产品公司，虽然订单不断，但是产能仍不足。此前，美军从意大利空运50万个检测套件，其实就是为供应这种专用棉签。

检测人员除了试剂盒和配套设施之外，更需要手套、口罩、防护服等保护措施，以避免感染。供应链的中断也加剧了美国和其他地区医疗防护用品的短缺，给检测带来更大困难。美国政府已于3月10日和12日表示可以暂时豁免对中国输美部份医疗产品加征的关税，但这对于疫情的需要来讲还非常有限。

逐利的资本和消逝的生命

看似小小的一项检测，折射出的问题是美国医疗系统和医药产业的弊端。美国以企业为主导的医疗系统，因在科技水平和服务品质上领先而被美国政府引以为傲。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还是在疫情之下暴露出来。

《纽约时报》称，白宫、CDC和FDA的一系列失败，造成了在美国广泛进行病毒检测的“棘手的延误”。当然，美国的地方分权制度使它不可能复制中国对大学、医院、实验室和企业的强大动员能力及执行速度，但是，联邦政府对市场上的相关企业和供应商提前布局，是完全可能的—韩国与德国的经验正是如此。

然而，这背后美国极度失调的医疗产业结构也有责任。

在政府的支持和如此大的需求量下，检测用品仍然产能不足，只能说明长期以来行业资源没有向这些公共卫生必需的产品倾斜。当国会议员们抱怨美国药品、手套、口罩过度依赖中国时，可知道美国缺少这些生产线的真正原因？FDA的监管从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开始趋向严格，使药品和医疗器械开发和审批成本升高，造就了一批赢得暴利的跨国医药企业，然而牺牲的又是谁？当罕见病药、抗癌药成为资本宠儿，政府和监管部门有没有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考虑美国医疗行业的供应链？

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系教授耶格尔（Paul Yager）曾于2017年开发出如今有助加快新冠病毒检测效率的系统，当时却因商业伙伴拒绝将测试商业化，导致其成果付诸东流。由此可见，资本的短视可造成长远难以计量的风险。

随着疫情扩散，新冠病毒检测又成为行业逐利的目标，特朗普表示从一家德国生物技术公司购买一种COVID-19疫苗的独家经销权的意愿；英国一间诊所出现售价375英镑（约3,362港元）的检测工具。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警告“不能将公共医疗交给市场”，都说明资本在疫情之下需要善用，其负面力量值得警惕。

新冠病毒检测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其实并不陌生，在伊波拉（Ebola）、爱滋病流行病的应对上，都能看到今天危机的影子。检测之“难”，不仅难在疫情的严峻，也难在行业利润和公共卫生安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