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女人亲历的海外代孕：焦虑、谎言与人性考验（图）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代医学技术在解决生育后代问题能力上的突飞猛进，在给很多家庭带来孩子欢笑声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道德伦理和法律监管问题。代孕是近年来被关注最多，争议最大的话题。

放大灯团队采访了一位寻求海外代孕的男同和一位海外代孕从业者（俗称中介），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生活愿望与焦虑。

求子者：“所有朋友都反对我代孕”

我结过婚，形婚，为了要孩子。但是结婚之后，形婚对象找我借了2万块钱，就失踪了。

我找了她两年，2019年才找到，钱是没要回来，不过好在离婚了，从一场糟糕的形婚中解放了。于是我觉得形婚是注定会被诅咒的事情，它不可能得到祝福。仍然想要孩子的我，决定找代孕。

莫言有一本小说叫《蛙》，里面就有“代孕”情节，我读完之后就感觉“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后来才发现太天真了。国内的代孕产业链不仅不合法，而且价格比有些海外代孕还要贵，还没有任何法律保障，所以只能去国外。

我找了好几家中介公司咨询，但要么太贵，要么就把代孕当作一桩买卖，完全没有同理心，不站在我的立场思考问题，这让我觉得不舒服：你不能总是跟我打广告吧？你总不能老是看钱，出了问题就推得一干二净吧？

后来刷小软件，我加了一个自称海外代孕中介的人。但两人通常都聊一些有的没的，算是相互试探——毕竟去东欧做代孕，全部下来最多40万，这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必须要找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我的海外代孕之路目前还未走完，但有一些非常想说的话。

没必要听别人的评判和价值观。我觉得李银河的那个微博问答挺好的，“女性用自己的身体生育也是一种生产，只要不是被强迫的就没有问题”。代孕就是个经济行为，你有需求我有供应。

2019年12月31日，李银河在微博上回复有关“代孕”的疑问

朋友们都不支持我找代孕。她们大多数是为人母的85后，倒不是觉得侵犯人权什么的，只是单纯觉得生养孩子太累，孩子自己也太难了。他们一直劝我，自己难，社会不支持，你又不是金星——可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想体验做父亲的感觉。

预算要足。我算了一下，只要我还在目前公司工作，那我的财力足够支持把孩子生下来并养大，但如果他开始上学，就会紧张了，所以要忙着赚钱。

赚钱的天花板和年龄直接相关。我现在也很焦虑自己的年龄：孩子到了学龄时我差不多也35岁，像我们公司招人，普通职位超过40岁就不要，总监级别超过45岁也不要。35岁真的是个坎，学历再好，简历再漂亮都很难受。

不过，我向来不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我觉得成就感都是别人给你的成就感，“要孩子还是要事业”不是个问题。既然35岁之后全世界不待见，我就想怎么养孩子的问题，现在我已经开始琢磨找一个适合自己、能养孩子的城市了。

但那时候找什么工作，去哪座城市，赚多少钱，我还没想好。

能帮忙的可能是做过妈妈的人。很多人以为代孕过程很孤单，是不是需要“互助”之类的。我已对家人出柜，所以并不会觉得“孤单”。

之前有跟一个有经验的基友聊过代孕，对方问我：“你为什么去东欧不去泰国呢？这个时候省钱，以后不知道得多花多少钱呢？”其实泰国代孕已经不合法了，现在还有人去泰国，要的就是个亚洲人血统而已（编者按：泰国代孕价格比东欧贵约20万元人民币）。

“血统”能带来很多方便。比如很多人没有出柜，代孕也隐瞒了大部分社会关系，包括家人，他们会对外宣称自己是结婚后离婚或非婚生子。一步瞒，步步瞒，挺累的。但他们看到你去东欧代孕，就一脸正义地 judge（贴标签）。

但对我来说，既然代孕是商业行为，那我就选我喜欢的人种。有条件的话当然是亚裔好，但东欧的亚裔卵子比当地人要贵12000美元。

所以所谓“基友互助”最后变成了明里暗里的“比拼”，既没意思，也没必要，反而觉得做过妈妈的人会给我一些启发。

Gay代孕一个的话，还是要男孩。我对男孩女孩没执念，但父母觉得，如果只能要一个孩子，希望要一个男孩，我也答应了。理由很简单：我做单身父亲的话，女孩到青春期也要顾及沟通问题，解决不好也会有阴影，对男孩来说，问题会少得多。

最后想说说父母和中介见面的故事。

我之前是向父母出柜的，他们也都接受了我的身份，去年中秋前后，我决定签代孕合同，在付12万首付款之前，我跟父母聊了要代孕的事情，用了很长时间科普“海外代孕合法”的事实，然后他们答应和中介见一面。

当时我们约在老家附近的一家东北菜馆。我到了饭店才知道，我妈偷偷叫了我姐也过来。我姐和我交流不多，事先也不知道饭局主题。中介只知道跟家长见面，所以带了伴手礼，但没想到这么大阵仗。

饭局全程尴尬。中介也是我父母见到的除我之外的第一个活生生的gay，那顿饭局基本上是我妈占主动，她给中介夹菜，还问他住哪儿之类的。然后就是关于代孕的问题，中介就耐心解答。主要说的是这项业务是合法的，已经比较普及了，有哪些流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怎么付款……

我爸全程一言不发。到最后谈到价格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你看我们家出了这档子事儿……能不能给便宜点儿？”

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用“这档子事儿”来指代我的性取向。但我后来也没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父母都是农民，为了供我和我姐上大学，没少吃苦，对我有更高的期待。也因为家庭和成长环境所限，他们不懂为什么会我最后会成为在他们眼中所谓的“异类”。从一开始的“理解但不支持”，到“自己这辈子做了那些‘孽’事，才会生出这样的儿子”，再到现在“放下了一些期许，但心底希望我还是找个接受我的女人生活，哪怕没有性。”

他们用自己传统的固执继续爱着我，我很感激，也不敢太任性，希望有一天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有对自己生活的期许，虽然不是他们最想看到的，但一定会再普通不过的，不拧巴的生活。

代孕中介：“我热爱和敬畏生命，但经常遇到挑战人性的事”

我26岁硕士毕业，去了跨国化工企业工作。三年前，泰国宣布跨境代孕非法，有朋友发现格鲁吉亚还是合法，价格也低，于是我们合伙做了一家代孕中介公司，我一边全职工作，一边兼职给公司推荐客户。

我看好这个朝阳市场，所以2019年中，我在格鲁吉亚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虽是单干，但和原来的公司共享客户资源。

格鲁吉亚的金钱与欲望

格鲁吉亚之前是苏联加盟国，苏联解体后，这里的时空好像停滞了。

它到现在依然还像是九十年代的苏联，到处都是苏联留下的遗迹。商业也有九十年代老国企的感觉，吃个东西可能要8拉里（按：格鲁吉亚货币，格语：ლარი），如果付100块，对方会嘟哝“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没有零钱，我现在还得去换钱”。他们大概真的停留在那个时代，商业气氛不浓，对钱的欲望没那么强烈，比较安逸。

我挺喜欢这个国家，每年都会来四次。

就对代孕观感来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一样，倾向于将这个事儿理解为“不孕不育”的解决办法。格鲁吉亚之前也有“禁止单身未婚代孕”的提案，但被民众否决了，他们认为婚姻是自由的。孕母初心是帮助别人，但钱也很重要。格鲁吉亚之类的欧洲国家人民不富裕，这也是给底层人民一个机会。他们生个孩子拿到钱了，也会介绍家人朋友来做代孕，这是人的本性。

新公司雇佣当地人，那边英语普及率比较低，他们会格鲁吉亚语和俄语。对当地来说，我属于“外资”，但这边和内地不同的是，他们相对开放，对当地员工数量没有严格要求，当然也没有外商优待政策。

有些代孕公司有投资人，他们会去泰国冠名酒吧，在北上广深CBD租大办公室，招聘很多销售人员。很符合大众眼里的高大上，但实际这些费用都会转嫁到客户身上。我没有找投资人，也没有花钱去做百度竞价让自己的网站容易搜到。按自己模式经营，尽可能让利给客户。初期通过网络获取客户，第一单来自天津，那时候我在国内休假，无意间聊起来，就很快就成了。现在我的客户不局限于中国大陆，也有澳洲白人、欧洲华人，非洲华人和日本华人。

同是华人，理念大不同

我的客户里有不少华人。相对来说，即便同根同种，内地人和外籍华人的理念区别也很明显。

有些内地人没有很强的法律意识，他们更看重身边的人什么结果。举例来说，现在泰国代孕已经不合法了，而且价格从30多万涨到60多万，但还是会有人选择去泰国。我跟他们说不合法，他们会说：“我知道不合法，但有朋友做成功了，所以我想试试。”事实上真的有咨询了我两年的人，因为嫌贵和怕被骗，然后选择了国内75万元的非法代孕中介，结果中介被抓，钱追不回来了。

你永远不知道这些客户心里在想什么。

海外客户包括海外华人，会很明确要保证安全性。在不合法的泰国，孕母代孕死了，你不止赔钱还要坐牢；在格鲁吉亚，法律规定一旦孕母发生意外，要付医药费住院费、人工代孕的费用，另外5000美金补偿金，这是格鲁吉亚法律规定。有任何事情，最糟糕时如何应对，都很明确。

不同国家对代孕的要求不同。如果在美国，客户和孕母是面对面“面试”；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供需市场，就不会问那么多。但我们会保障孕母的利益，明确肝炎等健康传染病信息，但不谈论性取向之类的私生活细节。

有些客户只想自己怎么省钱，或者多想要一个孩子。我会告诉他，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会敬畏每一个生命，而不是因为热爱自己孩子而牺牲别人。

有时候我会遇到挑战人性的事情。比如，有些客户可能是HIV感染者，我们就必须向孕母讲明白：客户是HIV感染者，但病毒载量很低，达到安全级别，而且经过了“洗精”，可以安全代孕。但即使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向孕母多付10000美元。

有些客户就会问：“你要是不告诉她我有HIV，我就不用花这笔钱了吗？”他还质疑，“我去泰国或者国内中介咨询，人家都说不用多付钱，和普通客户一样，凭什么你多收钱？”

但捐卵者和供卵者也是人，她们需要帮助，孕母挣到的钱可以送孩子上大学；她们更需要保护，我要有职业操守，要给双方都谋福利，不能让他们失望。

别让孩子活在你编造的谎言里

这个行业挺特别。除了冻卵和第三代试管婴儿业务，代孕占了我们业务的70%。代孕客户除了彩虹群体，还有四十多岁想要二胎的，这是个多元化需求，和性取向无关。

通常情况下，海外代孕的异性恋夫妻，成功率并不是那么高。

他们胚胎质量通常不太好，往往是在国内做试管婴儿反复失败，才出国求助。客户签约的时候，比较单纯，以为很容易，觉得一次植入就成功。我会告诉他们道路是曲折的，坚持走下去才行。

有时候胚胎植入失败消息出来了，客户那边可能是晚上或睡觉了，我就得想怎么说才能让客户能接受，搞得自己睡不着，得吃褪黑素。

在中国，单身父母算是新群体，数量很少。其实最大的挑战不是让客户成功晋升父母，而是帮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单身父母。我的内地单身父母客户虽然不多，但他们问题会更多。

比如他们怕孩子生出来受歧视，会倾向于用亚洲和国内卵子，因为他们会问：带一个外国孩子怎么跟社会交代？小孩在五岁之前没能力理解同性恋/异性恋和父母问题，这是个挑战。客户也会问我，以后怎么跟孩子解释？还有客户问我能不能建一个群，让父母们在一起讨论怎样教育孩子。

遇到“怎么跟孩子解释”的问题，我都会建议他们实话实说。

很多中国同志，尤其小城市同志，就窝在自己的舒适区，想对外展现出一种“结了婚又离婚”的假象欺骗孩子。但我受到的教育理念就是这样：每个生命都有权利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而不是一直活在你给他编造的谎言里。选择了代孕，就要先面对自己的选择，你连自己都面对不了，怎么带孩子呢？

至于交流育儿问题，现在我自己也会读一些心理学的书，在考虑要不要考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之类的……

生了孩子还远远没有完事儿，让同志群体能在阳光下生活，才是真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