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为什么难以替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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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香港难以替代？

一种说法是，中国永远都不会搞资本主义制度，所以香港的地位不可或缺。这种说法有些含糊，因为经济活动很难用姓社姓资来区分。比如说，贸易活动姓社还是姓资？香港过去承担的贸易中心功能，很大一部分已经移到了内地。香港目前的金融中心功能，很难说日后不能移到内地。

另一种说法是香港采用的是普通法，仿佛不采用普通法就不能建成金融中心，但中国境内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就规模而言，交易量早就远远超过香港。对于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而言，关键是能不能赚钱，而不是普通法或是大陆法。事实上，施行普通法的司法体系，殖民地历史留下的英语传统，相对较低的薪俸税率, 以及发达的服务业带来的生活品质，对于香港成为金融中心都有帮助，但都不是必须的。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主要源于内地金融开放的缓慢。十年前笔者刚来香港工作的时候，就不断听到有人预测，上海将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这一点在过去十年中并未发生，而且越来越少听到这样的预测。原因只有一个，内地的金融开放相对缓慢，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都很困难。

不要误会，内地金融开放的缓慢，其实是相对审慎的做法。试想，如果A股有很高的外资占比，那么2015年即使有国家队，在股灾中也很难托住市场。如果资本账户已经开放，那么外储从高点下来一定不止1万亿。如果外资银行大批进入中国，未来债务危机的风险肯定将大增。可以使用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同时在香港和内地之间树立资金防火墙，是中国几十年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居功至伟，而且难以替代。当然，成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也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以港交所为例，其股价在过去20年中上涨了75倍，市值从2000年的86亿港币上升到接近4000亿港币。

从历史来看，香港最大的作用，正在于可以弥补内地所不能。冷战时期，香港是当时的红色中国同西方世界交流最主要的通道。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香港作为中国的贸易中心，其港口一度成为全球最繁忙的的货柜码头。上世纪初开始，大量中资公司开始赴港上市，香港又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最重要的地点。去年阿里巴巴在香港的上市，依然是当年全球最大的IPO。接下来几年，大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可能将转到香港上市。可以预见，香港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大国角力下将愈加重要。

香港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的角色，主要取决于内地能不能做。一旦内地能够做了，香港的作用就会逐渐下降。比如随着内地港口的建设，香港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就在降低。20年前香港还是世界第一大港，但去年香港的货柜吞吐量，在中国都已经排不上前五。随着内地同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越来越多，香港作为中间人的地位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就在今年5月，香港著名的贸易中间商利丰行就在过去10年市值暴跌98%后，宣布退市。

这既是香港的机遇，也是香港的宿命。机遇在于，香港面朝发达的海洋世界，背靠巨大的中国市场，沟通内外，商机无限。而宿命在于，在内地的追赶下，香港的领先优势往往很难维持太久，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所以这个小小的城市，需要不断的进行转型。有些年纪大一点的人，一生往往做过好几份完全不同的工作，一生就是一部狮子山下的奋斗史，让人不得不佩服。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现代版

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如果说存在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政府采取非常保守的财政原则，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先天不足。香港和内地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导致香港完全无法发展制造业。年轻人如果不能进入像金融、医疗、法律这样高端服务业，就只能进入一些相对低端的服务业，导致技能和收入长期不能提高。而高端服务业所需要的教育门槛往往很高，但优质教育背后比拼的主要就是父母的财力和关系。所以在香港阶层固化的问题非常严重，一个人要突破自身的阶层极其困难。

高端服务业比如法律和金融，其中回报比较高的职位通常是全球招聘的，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竞争的激烈。20多年前，笔者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曾在一家港资公司实习。当时确实觉得来自香港的同龄人，在英语和国际视野上，要超过内地一流大学的学生。但今天的内地学生在这些方面早已迎头赶上，再加上对内地与生俱来的了解，在金融和法律领域的就业竞争力越来越强。去年香港会考的12名状元，有10名选择学医，很大原因就在于和金融与法律相比，医生就业所面对的外来竞争稍微少一些。

高房价下的财富分配

香港最残酷的还不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是高房价下的财富分配问题。众所周知，香港房价全球最难负担，楼价中位数为704万港币，以家庭收入中位数计，一个家庭需要21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高房价带来的，就是巨大的财富分配问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双重压力下，在如此富裕的一个现代都市，却很容易感受年轻人在经济上看不到出路的绝望感。

十年前香港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普选”，而是“地产霸权”。虽然房价不到现在的一半，但大多数人都觉得房屋问题是香港的头号问题，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把政治议题放在第一位。当时香港很流行抵制“地产霸权”，比如不光顾地产商开的超市。有意思的是，虽然现在的房价和当时相比又上升了很多，却已经几乎听不到“地产霸权”这个词了。原因很简单，或早或晚，人们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地产霸权是许多问题的原因，那么地产霸权迟迟不能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的确，高房价不是，或者说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香港并不缺地，住宅用地仅占土地面积的7%，而住宅的建设成本，在房价中的占比很小。这么富裕的社会，为什么不能多造房子，造大一点的房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呢？这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房价是财富分配，那么房价的变动就是财富再分配。这至少影响到两部分人的利益，一部分是拥有土地的人，另一部分是拥有住房的人。过去十年，由于特区政府的权力缺乏认受性，导致无法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在最重要的土地问题上进展有限，而这又进一步侵蚀了特区政府的权力基础，产生恶性循环。在这个意义上，特区政府的确需要拥有更广泛的权力基础，去打破既得利益的桎梏。

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

光是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就足以让一个社会爆炸几次了。但经济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天真的相信回归以后，只要把经济搞好，人心会自然回归；又或者看到游行，就觉得是因为港人对内地的发展羡慕嫉妒恨，心理失衡所致，这些都是以己度人，非常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除了经济之外，东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本土认同的身份政治，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部分港人受西式教育长大，一方面对于内地的了解程度非常有限，一方面其意识形态的确就是西方化的。再加上香港的主流媒体以本地和英文为主，基本听不到内地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同内地产生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强烈差别。一般而言，越是年轻人，基于中港区隔的认同政治就会更多一些，也更加激进一些。一方面是年轻人同内地的纽带更少，而且容易理想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人面对高房价的无力感更强，更愿意打碎一切重头再来。40岁以上的港人，经历了香港的经济起飞，成长路上也有很多机会，许多人通过房子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相对珍惜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一点，和内地的60后到80后差不多。但对于更年轻的人，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环境，但也没有这么多机会，想的往往推倒一切，重头再来。

有意思的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笔者和一位本地中产朋友交流看法。这位朋友的政治立场是“黄丝“，也就是支持示威者。笔者问他，是否担心社会矛盾会影响这座城市的未来。这位朋友脱口而出，当年400万买的房子，现在2000万，“揸住这笔钱移民咯”。当时笔者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年轻人工作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你的房子，这正是他们上街的重要理由啊。第二个念头是，认同政治真是强大，即使这位朋友是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的受益者，但他的政治立场，并不是由他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意识形态和自我认同决定的。第三个念头是，高房价不是什么好事。这位朋友在房子上获得这么多财富，但他不会感激任何人，而认为这都是自己应得的。但如果房价大幅下跌的话，他恐怕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

香港需要深层次社会改革

香港目前面对的问题，内地以后未必不会面对。随着房价的不断上升，财富分配和阶层固化的问题在内地许多地方也在恶化。当然这也不奇怪，因为内地的土地制度很大程度学自香港，相同的种子结出的果子自然不会相差很远。而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也是内地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过去四十年，从地产到金融，从“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土地财政，从香港引入的许多经济制度，对内地的经济起飞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随着内地的发展，除了离岸金融中心之外，香港其它的经济功能，已经慢慢下降。但香港目前的收入水平，仍然领先中国一线城市10-20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香港对于内地的贡献，将更多的体现在后高速增长年代，解决深层次社会问题的探索上。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香港也出现过社会动荡，港督麦理浩自1971年上任之后，推动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开发新市镇，创立廉政公署，建设地铁等，这一切使香港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当然，现在的环境远远比当年复杂。

过去十年，笔者经常在中港两地穿梭。对于香港的朋友，笔者总是建议要面对现实，不要高估了西方对香港的支持，去冒一些自己承受不了的风险。对于香港而言，最糟糕的就是成为大国角力的磨心，最有利的就是继续成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对于内地的朋友，笔者的建议同样是要面对现实。历史教训已经不能太清楚，当东西方隔绝的时候，对于中国就意味着落后与贫穷。只有向世界开放，中国才能继续富强。而香港作为东西方融合之地，不论过去还是未来，都是值得去珍惜和爱护的东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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