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港版国安法”之外 北京还有大动作（组图）

多维：6月30日，“港版国安法”已经表决通过。从条文来看，“港版国安法”体现出北京最大程度信任和依靠特区政府，最大程度保障香港人权法治，最大程度兼顾香港普通法系特点，最大限度保证法律有效实施，是冲击最小、收益最大的法律安排，但人们还会疑惑，特区政府是否真的有足够的能力，是否足够值得信任。在你看来，特区政府应该从中读懂什么？

刘兆佳：从中央角度看，尽管过去一年来特区政府在止暴制乱，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工作不理想，但是中央也知道香港本身缺乏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而特区政府也没有政治能量去完成23条立法。所以现在中央已经帮了特区政府一把，通过中央订立香港国安法，授权特区政府一个强大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手段，希望特区政府能把这个手段用好，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央也会让特区政府知道，以后在处理国家安全的问题上，特区政府并不孤单，中央是强大后盾，而且中央也会在不同方面，承包风险，传授经验，提供支持。可以说中央会给予特区政府各方面相当大的支持，包括顶住一些对于外部势力的压力。

目前中央也留下一些后手，在某些情况下特区政府没有能力、没有意愿来处理，中央也会保留他最后出手的可能性。所以在过程当中，中央会尽量监督、协助、督促，指导特区政府。出现特区政府管不了或管不好的情况时，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会接管某些案件，这些案件会直接由中央处理，涉案的人可能由中央提出起诉，审判过程也许还可能在内地进行。所以中央也不是毫无条件，就由香港政府做，而是尽量依靠，以体现一国两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但同时由于中央是维护国家安全第一责任人，也不能够让国家安全法达不到应有的效用，所以中央会在不得已的最后关头出手，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多维：你提到“在某些情况下特区政府没有能力、没有意愿来处理”，港版国安法中也有写到三种情形，需要国安公署行使管辖权，也即：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确有困难的；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的；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这三种情形，是否已经足够清晰界定了中央与香港行使管辖权的边界？

刘兆佳：如涉及到外国间谍，涉及到台独、藏独、疆独这样的情况，涉及到大量国家安全纪律的行为，或者有些可能是内地势力在香港做些危害国家的事情，还有些可能涉及外交问题等，也需要驻港国安公署来处理。

至于你说的权责划分和具体边界，这个情况永远说不清楚，因为法律是动态的，所以现在只能说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中央和特区政府保持密切联系，行动方面做密切配合，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哪些案件由中央出手处理。现在没有办法在条文层面穷尽所有可能，必须动态地看，而不能停留在静态的条文和制度上。因为在法律和条文背后，还会有很多非正式的互动，来确保国家安全，所以中央也不会把情况具体化。再加上国家安全的法律有着特殊性，为的是应付一些重大的问题，牵扯到国家安全，所以肯定会写的模糊一点，不能太清晰，这样才能让中央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同时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势力产生威慑，让一些内外敌对势力根本没有办法预测中央会怎么出手。

多维：虽然客观上的确没有办法穷尽所有可能，但这会不会给以后埋雷？

刘兆佳：结合香港的情况来看，中央走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后续也会结合情况的变化，不排除修改港版国安法，来应对不同的、预测不到的情况。我想国家安全法全世界都一样，它最大的效用，就是无须使用已经达到了希望的效果。也就是说，法律存在本身已经起到了震慑和遏制效果。你刚才说写的不清晰会不会埋下“地雷”，其实恰恰相反，只有不清晰才让最大程度排雷。如果太过清晰的话，有些人以为他做某些事情可以逃避法律责任，反而更容易有动机去做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所以此港版国安法，只能罗列一般情况，都不会太具体。

多维：如果根据新情况、新问题适时修法，会不会对港版国安法本身的权威性有所削减？

刘兆佳：不会，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现在的法律写的比较笼统，比较一般性，只是针对几个大类，在这些情形之外也可能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出现，这就需要修改。我反倒觉得应该增加一些新的罪行。

多维：现在各方都很关注驻港国安公署，作为第四个驻港机构，不可避免会引发很多关注和争议。再加上该机构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内地与香港之间在司法制度、执法惯性以及香港对内地思维的不信任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矛盾。你对这个担忧吗？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将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央指派。港人对此作何反应？

就香港社会而言，对于中央在香港的存在看法越来越复杂。反对派当然激烈反对，但其他港人的想法已经很难一概而论。一方面 ，他们知道中央肯定会在香港以后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参与会越来越高，特区是在牵扯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事务上，但另一方面具体到国安公署和在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顾问等，又会不舒服，产生抗拒。我想对香港多数人来说，需要逐渐适应一个新情况、新常态，那就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按照邓小平当年的既定轨道运行，对国家有利，对香港有利，就不能不接受中央的权力、角色和职能，这是一个逐渐适应和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肯定不会很顺利，但肯定是一个符合国家和香港长远利益的过程。

多维：港版国安法订立后，不少港人还关心两个话题，一个是23条立法，一个是会否重启政改推动普选。关于23条立法的问题，人们会问，港版国安法订立了之后，23条立法还会继续吗？23条与港版国安法的关系是什么？而关于政改的问题，此前因为有国安漏洞，所以中央对重启政改不放心，现在漏洞补上后，是不是到了重启政改的时候了？对这两个问题，你怎么看？

刘兆佳：23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中央没有说要修改基本法之前，香港就还有这个宪制责任，就必须要继续推动23条立法，当然23条立法也必须参照或依据港版国安法的相关处理办法。所以23条立法还会继续，但实质上什么时候立法，以及能不能立法，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至于政改的问题，过去中央确实对香港民主发展有担忧，担心香港特区政权落在一些反中乱港的势力手上，经过反修例风波，更担心这些力量背后的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国家安全没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中央对香港民主化肯定不会放心。有了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民主发展的前景会比以前好一些，至少能够阻碍香港敌对势力进入香港政治体系，甚至夺取特区政权，遏制他们的活动空间。但即便如此，中央还会有担忧，别忘了香港还有很多人甚至是超过一半的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对内地和中央都有很大抵触情绪，港版国安法可能让他们的抵触情绪更进一步。一些反中乱港势力依然会在社会上继续制造情绪，这种情绪仍然会不利于香港推动民主发展。长远来看，香港民主发展进一步推行还需要更大的基础和空间。

多维：我们知道，比重启政改等议题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全面改革，是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这才是香港的根本问题。你对港版国安法订立后香港的全面改革有何预期？中央或者特区政府，有哪些工具可用？

刘兆佳：我想为因应香港全面改革的需要，会不断出现人事更换，让一些能够维护国家安全、更能够兼顾国家和香港利益、更能够推动香港改革的人担任特区政府领导人。但要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因为解决一些社会经济层面的矛盾相对比较容易，中央可以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但要想达到人心的回归，让香港人心悦诚服，认同中央在香港事务上的全面管制权，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短期而言，特别是不能让一些反中乱港的势力继续占领教育和媒体的阵地。长远来看，还要有其他的政策和制度改革，才可能把一些深层次问题处理好。

对这一代香港年轻人来说，香港发生的事情，他们其实是受害者，因为他们被灌输了一套对国家不利、对香港不利、对自己的不利的思想，让他们在短期内改变过来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情。经过过去一年的抗争与暴乱，尤其是留下的教训，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现实感，也可以说是政治无力感，这种现实感和无力感对香港而言也是好事，至少能避免香港走上一条毁灭的道路。总体来说，我对香港以后的发展是乐观的，港版国安法短期内虽然会引起一些震荡，但长期来看其实是在为一国两制的良好发展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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