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 中东地缘政治的巨变（组图）

以色列在和平协议中承诺将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称这项与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签订的和平协议将两个美国最可靠的地区伙伴团结在了一起，并对未来两国大使馆的建立和直飞航班的开通表示期待。相较而言，阿布扎比王储对协议表达了谨慎的态度，称这仅仅是一个通向以阿邦交正常化的指路地图而已。特朗普称以阿两国领导人将会在近日前往白宫正式签署名为《亚伯拉罕协议》的和平协议。

以色列力破阿拉伯国家“仇恨之墙”的包围

虽然以阿宣布邦交正常化十分突然，但其实是情理之中，早有征兆。以色列从1948年被联合国授权建国以来，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发生过多次战争与冲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也都不承认1947年联合国第181项决议划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边境线，因此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至今仍势同水火。但是长期被战争和恐怖袭击笼罩的以色列深知，想要改变国家在中东缺少盟友、被“仇恨之墙”包围的不利局面，必须要作出必要的妥协，与其抓住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点不放，不如利用双方都是美国中东盟友的相似点，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为以色列的存续与发展争取空间。而与此同时，过去一些年伊朗暂时取代以色列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对手，共同威胁是促成以阿关系缓和的重要背景。另外，阿联酋各王室中的年轻一代，很少有人对以色列仍怀有仇恨，也很少有人对巴勒斯坦仍抱有同情，这也为以阿两国走近乃至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可能性。

事实上，不难从过去几年间的以阿走近和互动中找到今天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线索。以色列早已与阿拉伯海湾国家互享情报，甚至在公开行程中也频繁互动。内塔尼亚胡2018年曾访问阿曼，并会见了已故前阿曼苏丹卡布斯（Qaboos bin Said）。同年，以色列时任文化与体育部长访问了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并观看了以色列队员参加的柔道锦标赛。

在上述大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现实处境又促使他们加快推动以阿关系正常化。众所周知，不论是基于对美国犹太裔的倚重和拉拢，还是考虑到女婿库什纳的犹太血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的中东政策明显更亲近 以色列。如今，面对不利的连任选情，特朗普更有动力去获取外交成绩。而以阿关系正常化将是特朗普政府外交功绩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有助于总统大选造势，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Joe Biden）都肯定了以阿建交的积极作用。内塔尼亚胡一方面因为腐败问题将要受审，另一方面因想要解除与前对手本尼·甘茨（Benny Gantz）的政治联盟关系，而可能第四次面临选举，但他的国内支持率却因为应对新冠疫情（COVID-19）不利而大幅跌落，所以他也急需一个像以阿关系正常化这样的外交政绩来缓解压力，拉抬支持率。值此情势下，本就与以色列持续走近的阿联酋，趁势给了特朗普一个顺水人情，以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改变中东的地缘政治但存在不确定性

以色列在1978年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后，中东地缘政治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而今天与阿联酋的邦交正常化，无疑又是中东地缘政治的一次重大变化。美国想把以色列和阿联酋当作遏制伊朗的关键，两个美国中东盟友的联合将对地区强国伊朗造成强大的心理暗示。伊朗议会议长的特别顾问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辛(Hossein Amir-Abdollahian)表示：“阿布扎比与以色列建交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性，这项战略误判将会使犹太复国主义的大火燃烧到阿联酋。”

以色列和伊朗是世代仇敌，而伊朗参加的叙利亚与也门战争中，阿联酋都是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反对伊朗统一战线的成员。如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确对伊朗构成某种挑战。

但与此同时，以阿两国将要签署和平协议的实际意义不可高估，是否会引起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连锁反应尚有待观察。从以色列总理“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的措辞中，不难看出这项和平协议缺少真诚度，分歧并未化解，为未来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而且相较于以色列和美国，阿联酋其实并不那么急于遏制伊朗。事实上，阿联酋早在去年夏天就已经从也门撤回了主力部队，很多伊朗商人选择在迪拜做生意。阿联酋反而更担心来自土耳其和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威胁，土耳其在卡塔尔甚至拥有驻防部队。所以与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高调宣扬和平协议的重大意义不同，阿布扎比王储的态度谨慎许多。另外，阿拉伯国家毕竟与以色列存在世仇，单单是实力有限的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尚难完全扭转以色列在中东被“仇恨之墙”包围的基本处境。

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

以阿邦交正常化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巴勒斯坦了，巴勒斯坦前发言人夏楠·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在得知消息后，表示：“愿你永远不会被朋友出卖。”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强烈反对《亚伯拉罕协议》，称这项和平协议是阿联酋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背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于1920年将巴勒斯坦委托英国管辖。在英国统治时期，犹太人开始了回归浪潮，声称耶路撒冷是圣经里上帝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后来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纳粹主义更是迫使大量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地区，而当地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到来表示不满，期间爆发多次流血冲突，英国人开始想要甩掉这块烫手的山芋。二战结束后，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托统治。联合国随即宣布第181号决议，赋予阿拉伯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家的平等权利，耶路撒冷交由联合国管理，为国际城市。

但是精明利己的英国在两个民族间更倾向于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的犹太人，所以利用自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帮助以色列在人口占据少数的情况下分得了更大的领土面。以色列宣布建国后，阿拉伯人并没有紧跟着宣布建国，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的阿拉伯兄弟一举消灭以色列，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多场中东战争。然而曾经帮助巴勒斯坦攻打以色列的阿拉伯兄弟国家们现在不是政权倒塌，疲于应付国内动荡，就是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阿联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派和务实合作的现实派中选择了后者，与科技军事实力强大的以色列建立联系，进一步边缘化巴勒斯坦。

面对此情此景，一方面巴勒斯坦需要反思为何陷入今天的困境，要重新审视以往的政策思路，但另一方面再次有力揭示出国际政治的残酷法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阿联酋、美国乃至昔日的英国太过赤裸裸的利益导向，以至于公义在现实政治利益面前都得做出让步，巴勒斯坦一再成为最大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