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承诺权力和平交接 特朗普能成为“独裁者”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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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被媒体形容为“互相扔泥巴”的表演，特朗普更是多次打断正在说话的拜登，场面几度失控，总体来看，你如何评价两位候选人的表现？

刘辉：我的初步印象是：辩论中双方的政见正面表述极少，反而像两个赌气的老小孩，特朗普更是咄咄逼人，奉献了一出闹剧表演。

特朗普一直在插话、打乱对方和主持人，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以下问题上不做任何承诺：约束白人民兵组织，接受选举结果，保证和平交权。关于税务的问题，特朗普的回应非常弱，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交了几百万，他很有可能栽在这个问题上。

多维：在辩论发生之前，特朗普闪电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Amy Barrett），因此会有一种担忧认为，当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被打破，美国陷入重大政治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讨论的，美国体制的纠偏机制还会发挥作用吗？

刘辉：如果巴雷特提名顺利通过，最高法院将会出现保守派以6：3占据支配地位的局面，在意识形态平衡被打破的情况下， 司法判决有可能加剧政治的极化，引发重大政治危机。但在美国没有彻底丧失依靠霸权攫取外部资源，摆脱“市场魔咒”缓和内部财富分配张力的能力时，意识形态平衡被打破，纠偏机制会被严重削弱但不会丧失。

多维：有一种观点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提名已经成为了政党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力场，所以美国的政党政治腐蚀司法体系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同时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美国政治走向极化，司法机构的权力将会扩大。如何理解这两种观点？

刘辉：我认为第一个问题并不成立。首先，美国政治是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在制衡性制度范围内，各利益集团为夺取、保持、维护权力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通过任命大法官将自身意识形态上升到支配地位，以服务自身政治利益，是制度规定赋予各利益集团的法定权利，不存在经过博弈组成的司法权力腐蚀政党政治的问题。

第二， 关于司法权力会扩大问题，首先，自马伯里（William V. Marbury）诉麦迪逊（James Madison）案后，美国最高法院确立了拥有审查国会立法和总决定的权力。但从已经判决的案例看，这种权力存在，以符合各利益集团利益并受其制约为前提，最高法院的权力始终是有限的。

例如，特朗普签署的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因涉及穆斯林而引发诉讼，结果被最高法院判定合宪。另一起案件因特朗普发布行政令，禁止向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同样引发诉讼却被判定违宪。两起同类案件出现相反结说明，在牵扯到巨大的集团利益时，法院需要在某些利益上满足一方，某些利益上又满足另一方，以达到利益平衡。而从制度设计看，由于无力处理政治纠纷。大法官们均坚持“政治问题的不可审查性”的底线。并设计了“四票一致”制度加以落实，经九名法官中四人同意的案件，才可进入最高法院审理，躲避涉及政治纠纷敏感案件的制度设计同样证明了司法权力的有限性。另外，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社会问题个人化、政治问题行政化、实体问题回程序化的处理方式也是司法权力有限的证明，因此，司法权的大小取决于利益集团授权的范围，不存在抽象的司法权扩大问题。

多维：最近《大西洋周刊》提前刊发11月份的稿件，表达了“大选让美国崩溃”的担忧，其中指出，如果选票接近的话，特朗普可能会不承认不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从而导致选举进入混乱，文中甚至称特朗普是一个“独裁主义者”，引发关于总统权力过大的讨论。如何看待这种可能性？

刘辉：在目前情况下，特朗普在选票接近的情况下，不承认败选，引发政治危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美国彻底失去摆脱“市场魔咒”能力前，特朗普成为“独裁主义者”的制度可能性并不存在。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种族多元、意识形态主流地位和制衡性政治制度背景下，制度设计特别注重通过分权制衡，保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防止个别集团与个人的政治垄断。因此，在第三世界国家因选举被频繁使用的废除宪法、解散国会，实施军管等极端手段，特朗普难以实施。更不可能彻底推翻了美国现有的制衡制度实行独裁。

最近军方做出的政治中立表态也说明，即使特朗普具有独裁意愿，也不具备军方支持的基本条件。但特朗普有可能会启动司法诉讼，制造一些政治麻烦。特朗普执政后做出了许多打破政治正确的举动，引发反对声浪，但其举动依然处于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总统权力过大的现象是工业化开始后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必然结果，并非始于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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