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二枚芯片 机床产业“危局”已触及底层逻辑（组图）

对于中国科技产业，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危险的时期。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导致世界性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全球的高端制造业都在瞄准中国市场，甚至不惜将自己的看家技术和装备出售给中国。11月的中国第三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西班牙已经开始将西方对华禁售的大型龙门机床出售给了中国。

然而，这也意味着更加残酷的国际市场竞争即将展开。中国机床产业大而不强，基础薄弱、缺乏系统性竞争的弊端，正在让中国几十年的努力和数千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投资沦为沉默成本。2019年中国数控机床产业规模尽管已经占到全球比重约31.5%，但是中国数控机床出口均价却远低于进口均价，进口金额达40.15亿元，远高于出口金额。中国的例如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沈阳机床）、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中机床）等骨干机床企业，也正在经受重组转型和利润低迷的煎熬。

中国机床产业，就和中国的芯片产业一样，正处于大转型、大发展和大危机的生死关头。就像一个三级跳的运动员，中国机床在完成之前的两级跨越后，能否“补短扬长”，最终生存并胜出，就看未来10年的关键一搏。

机床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也是一个绝对的高技术、重资产的产业。它的生存和发展往往需要依靠整个国家的经济和产业体系的配合。上到财政税收、产业模式、教育科研机制，下到冶金机电、技工培养、商业模式和金融体系，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石，机床工业绝不是单一的工业产品而是整个体系配合的产物。而作为整个工业的基础，机床制造业的发展又将支撑起整个国家经济和科技崛起，以及国家安全的提升。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为了实现强国梦想，中国在机床制造业先后两次实行了跨越式的发展。第一次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对苏联和东德的技术引进和模仿，中国基本掌握了工业机床的设计制造原理和工艺。同时，在这一时期，通过较高的工农剪刀差和财政积累，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价格倾斜和系统整合，整个国民经济都在为国产机床行业的发展提供优势条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在通用型机床上基本实现自主研发、自主生产，并以此为基础支撑起了从纺织、冶金到“两弹一星”的中国庞大工业体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甚至已经自主研发了简单的数控机床，并投入生产。

然而，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切都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思潮的流行，同时也是基于当时中国政府有限的财力，中国基本主动放弃了诸如生物医药、机械制造等产业的系统技术攻关计划，仅仅维持了在冶金和电子科技产业上的研发投资。然而在这一时期也正是世界机床业从传统的机械机床向数控机床转型，市场化应用突飞猛进的时期。更关键的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在以大出大进“两头在外”出口经济为导向，最大限度发挥“比较优势”、“赚快钱”，加入全球资本分工、融入世界资本体系成为了中国经济和产业的主要任务。

其结果就是，一方面中国的18家国有机床企业在吃老本，为乡镇企业配套生产低端车床，虽然赚得盆满钵满，号称“18罗汉”，但是在技术研发上和人员培养上却在以坐吃山空。另一方面，德国、日本的数控机床已经完成了产业升级，不仅反超了当时美苏的机床产业，而且开始逐步抢占中国市场。

表面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在关键技术、核心领域的发展则几乎停滞。所谓的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只能是市场被外资瓜分，中国自身的产业和人才培养体系被彻底打断、瓦解。尽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数控机床就已经被列入中国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但是失去产业支撑的中国机床业依旧难有寸进，并开始一蹶不振，相继破产。最后，只留下沈阳机床等少数企业苟延残喘。尽管这时华中数控等个别企业已经在低端数控机床技术上取得突破，但是失去从财政到科研、从冶金到电子，以及整个制造、商业体系的支撑的个人创新只能是杯水车薪，对于市场依然于事无补，最终只能是惨淡经营。

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国际机床产业巨头不但对出口中国的高端数控机床实施禁售，甚至对已售的高端数控机床也要进行GPS定位和远程监控。尤其是1998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军炸毁之后，中国的世界公民梦想才被炸醒。中国的产业界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错失世界潮流，市场根本就换不来技术。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化，其中包括数控机床技术。没有数控机床的自主化，中国的新型导弹、战斗机就不可能自主生产，中国的国家安全就不可能保障。

可以说从2000年左右，在已经支离破碎的科研体系和青黄不接的产业队伍基础上，中国数控机床才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中国政府开始重新在资金上对科研、产业层面向机床等基础工业领域倾斜，并依赖西方数控机床的技术溢出，利用有限的资金和技术，从低端市场切入重新积累。通过近十几年的努力，直到2007年左右中国的数控机床才开始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在例如飞机蒙皮、汽车板材、军舰螺旋桨等核心产业领域的专用数控机床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华中数控、大连光洋科技等一批中国自主机床企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沈阳机床也得以起死回生。截至2010年中国机床产量峰值时，中国低端经济型机床的市场占比已达到60%，其中95%都装备了中国国产的数控系统。从2000年到2010年也被称作中国机床又一个黄金十年。

然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缺乏整体经济大循环配合的弊端，也马上就显现出来。当中国机床产业从低端数控机床产品开始向中高端迈进时，立刻就遭到了国际机床巨头的打压。当2012年华中数控、大连光洋等中国企业开始将目标瞄向五轴联动、多通道、高速高精的高档数控机床系统，沈阳机床大力投资i5智能机床之时，遭到了国际机床巨头企业的迎头痛击。

中国机床企业由于缺乏基础创新，其生产的高端产品不仅要为西方企业缴纳高昂的专利费用，而且还需要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商业竞争。一台最大加工长度2.6米的五轴叶片铣削加工中心，原本售价高达2,200万元，可是当中国的产品一经问世，外商就将售价直接降到了每台1,200万元，降幅高达45%。而对于一般的中高端产品降价30%到40%更是常事这无疑打破了中国进军高端市场所需要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在低端产品市场这种打压还并不致命，但是对于需要长时间、高投入的高端产品而言，一个产品的投资失败就可能导致一个企业的倒掉。

更关键的是在2012年之后，由于世界各国陆续退出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世界制造业开始陷入衰退。中国则是在2016年开始了以“去产能、去杠杆”为主的资本出清和产业升级进程。市场的突然萎缩令中国的机床产业雪上加霜。

自2017年中国金属切削机床产销量从2017年的64万台下降到了2019年的不足40万台，降幅达到近40%。金属成型机床产的年产销量则从30万台持续下降，到2019年产销量已经下降到21万台左右，降幅达到近30%。

中国在整体经济调整和基础产业研发上出现了系统性的失调。一方面，在“去产能”政策的指引下，低端机床产品销售直线下降，企业盈利面临威胁。另一方面，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各个制造企业都收紧了钱包，减缓了对原有进口设备的升级改造和国产替代。这使得中国机床产业的高端产品可谓生不逢时，刚一出生就遭遇到了“经济寒冬”。

面对外商的打压和市场的萎缩，中国机床企业的前期巨额研发投入几乎无法收回成本，前期意气风发的大规模扩张、技术投入不仅遭到了“嘲笑”，更为企业埋下了巨大的债务危机。2019年，中国机床行业的龙头企业，沈阳机床轰然倒下，债务违约，资产重组。华中数控等前期研发投入巨大的企业，也在因为效益的大幅下滑而依赖国家的补贴在艰难度日。

此时，中国的决策者也开始明白，一句简单的“核心科技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不能解决产业问题。作为国家经济和工业体系的支柱，单纯地依赖产业政策、鼓励技术研发，并不能抵御市场和资本的波动风险。尤其对于机床产业、发动机，这种投资周期漫长，资金需求巨大、技术路线选择风险较高的基础产业，简单的财政“输血”更多只能带来一两件关键设备的研发成功，而无法在市场领域取得竞争优势，更无法形成完整的产品生态链和资金链来分散投资风险。

就像人的心脏和大脑一样，尽管功能强大，但是其自身并不能独立运转，严重依赖整个身体的支持和保护。而在失去了整个国家工业体系支撑和市场、金融保障之后，所谓的“大国重器”也同样脆弱无比。尤其是在目前，中国机床产业正处于技术积累和产品“破茧”的关键前夜，这种脆弱就显得尤为明显。

这是中国机床产业最好的时代，一旦度过难关“破茧成蝶”，就将是一片广阔的天空。但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情况。一旦此时政策有所动摇，经济发生动荡，抑或政府没有按照整个产业发展的逻辑及时调整经济体系的运转模式，整个产业也可能胎死腹中。

可以说目前中国机床产业遭遇的困境，其实不是企业的战略选择问题，而是中国经济体系正在面临的又一场模式变革。这也将是中国机床产业的第三次创业。对于基础核心产业的资本构成、生产组织、市场激励、财税核算，等等都需要进行重组、调整。对内将整个要素分配、资本形成过程向基础核心产业、一线技术工人，以及科技创新倾斜，并建立相应的投资风险保障、分散机制。

机床行业急需建立与上游冶金、电子等产业，以及下游的钢铁、造船、汽车、机械制造等产业的利益、风险捆绑，甚至形成相互持股的资本集团。就如同中国政府在高铁产业中做的那样，通过集中产业和资本债务整合，来抵御风险、锁定收益。同时，对于中国国内市场则采取相应的国产机床采购激励政策。就如同中国政府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做的类似，通过市场竞争从产品销售端为企业提供补贴。这样既有助于中国国产机床的推广，又防止了机床企业躺在政府补贴上不思进取。

而在国际的产业竞争上，中国则需要严格执行反倾销、反垄断措施，对于国际机床巨头的大幅恶意降价采取反制措施。并且，在有理有利地实施引导高端产品进口、技术引进、在关键产品上实施产业保护政策。

这也是中国政府目前提出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完善要素分配，实施以“经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表现。也只有这样，在以整个国家工业体系作为支撑，以整个市场、金融体系作为保障之后，中国的机床产业，乃至其他基础核心产业才能根本上突破困境，完成自主创新和在科技产业上的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