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美之间趋好的绿色竞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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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11月23日任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为气候特使，这个新设立的内阁职务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克里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时，参与了《巴黎协定》的谈判，锁定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近200个国家对于抵抗气候变化的承诺。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在全球环保领域的信誉直落谷底。作为拜登最先公布的前几个内阁成员之一，克里的任命显示拜登政府将企图逆转特朗普政府对气候科学的敌视和对2015年《巴黎协定》的离弃。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拜登今年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放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必须领导世界”，并承诺美国将主持一次世界主要碳排放国的峰会。观察家认为，中国应该不会让美国在环保议题上独占鳌头。

环保一直被公认为中美竞争中可以合作的领域。拜登的上台是否会开启中美绿色合作的契机？SupChina在11月11-12日举行的《展望中国》年度峰会，以“2020大选后的美中关系的新时代？”为主题，在多个环节着重探讨环境议题。中美究竟在这方面会协作还是对抗？

在论坛上演讲的多位专家的共识是，如果中美意识到环保工作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反而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环保可以成为双方比赛谁更早达成“最佳实践”的趋好竞争。

国家主义是环保的首要阻力

塔夫茨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教授凯莉•西姆斯•加拉格尔问参会的环保专家，国家主义是否已成为中美环保合作的路障？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大卫•桑达洛指出，中美内部都有国家主义的现象，目前两国人民都对对方国家有负面的情绪，如何在环保方面合作？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全球环保议题不能缺少中美两国的积极参与。去年中国碳排放量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作者注：但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的数据，美国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国的两倍）。拜登上台后，美国将会回到《巴黎协定》。过去的历史显示，国家主义的高涨的确阻挠了环保合作的意愿。拜登政府上台后，可能会挑起中美对环境议题在某些方面不同的看法，这可能给合作造成障碍，中美科技竞争也可能使合作更为困难。

尽管如此，桑达洛认为可以合作的方向包括：在第三国进行绿色融资合作；协助第三国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广泛运用，使可再生能源和电力进一步结合；也可在采用率和适应力方面进行测量合作，例如中国沿岸的海平面上升。但现在拜登面临的局势和奥巴马时期最大的不同是中美之间在战略上的互不信任。美国新政府上台并不会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因此重点是逐渐提升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是中国对美国观感的改变。过去几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下降，中国对于美国抗疫成绩的观感非常负面，基本上有种美国的实力正在下降的感觉，这都使得双方更难实现合作。

中国的2060碳中和目标

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全球战略总监朱莉•赫斯认为，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要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显示中国政府已经明白环保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一环，这不是基于国际的压力，或是道德的制高点，这些对内的目标是对经济有利的实际考虑。赫斯根据15年的从业经历认为，中国总算领悟到环保议题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而中国不能置身事外，也不会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这些问题包括强烈的污染性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以及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原定于10月在云南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将改在2021年5月举行，近200个国家将在峰会期间就全球生物多样性条约进行谈判。

但赫斯认为，国际互信已经接近毁灭，我们应该如何促进中美甚至其他国家之间关于环保的正面竞争，促成能源和食品供应链的安全？正因为缺乏互信，更应该重审国际协议，让参与国心服口服，共同承诺公平透明地达成协议。

赫斯也指出，中国始终感觉国际媒体对中国环保成绩的报导并不公平，比方说，国际上对于“一带一路”的报导，和中国内部对于“一带一路”的观感大相径庭。事实上，有些国际报导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中国有种感觉，认为即使“一带一路”做得再好，也不会得到国际的认可，但如果有些作为不符合国际标准，就会受到严厉的指责。

赫斯认为，要解决互信问题，中美之间可以在三个政策方向上合作：双方应该合作制定策略，使双方都能达到碳中和；通过一定的对外投资策略，中美可以与其他国家协力提升环保治理过程的趋好竞争；共同商讨如何能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纳入这个全盘计划，帮助它们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范围内，30%的碳排放减少可以藉由自然的方式来解决。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亚历克斯•王表示，国际间一连串关于碳排放量的宣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欧盟、中国、美国、日本、韩国都有重要的目标。欧盟还根据《巴黎协定》提出了强化承诺，除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外，还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水平的55％。中国提出的国家计划呼应了2021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使命，目标是将全球升温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安全极限的轨道上。

中国有长期的目标，而拜登上台以后，美国也会有长期的目标，但亚力克斯•王强调，中美都应该先重视未来的十年，在2030年前必须要有很有雄心、很具体的实际进步。很多人关注中国将要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根据清华大学报告的模型，中国真正向碳中和迈进是在十年之后，基本上未来十年碳排放量会持平，到10年之后才会下降。

这会引起很多问题，因为如果进展一开始很慢，这不但将使得2030年后的进程受到很大压力，也会使得国际协作更难实现，因为其他国家会怀疑这是不是中国想要让别的国家先主动下调碳排放量的一种伎俩，这会引发一种集体行动的道德风险。

亚力克斯•王个人的观察是，他不认为目前中国的减碳时间表是一个骗人的伎俩，但中国必须把时间点提前，中国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会提供更多细节，他希望看到对于碳排量的限制。另外，既然有了综合的目标，如果还允许以煤为动力的工厂，这将形成抵触，而且对于既有的煤能源工厂，必须要积极地下降它们的产量。

赫斯指出，自从习近平宣示2060的碳中和目标以来，相关单位已经把这个目标纳入评估地方官员“关键业绩指标”（KPI）考核的标准之一，而不只是以实现GDP增长为导向。这是“趋好竞争”的方向，但应该不只限于中美之间，也应该扩展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G20国家。

中国和美国人民对于环境改进的要求，将会是未来政策的动力。赫斯注意到，对于环保意识和气候变化的关注在中国急剧增加。她2010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工作，当时想要让政府把环保议题视为重要的决策考虑，是非常困难的，但现在中国除了关注创造财富、脱贫、食品安全等议题之外，逐渐领悟到：如果不解决环保问题，其他的经济绩效都会下降。

但尽管如此，污染和能源仍是中国社会关注的重点，相形之下，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较少，因为不是当下的燃眉之急。30出头的“80后”成为父母后，逐渐体会到这对未来的世代会有的影响。虽然在公众意识方面对环保有很大的支持，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体来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必须显示特定环保议题如何能帮助经济发展，这才容易得到决策者的支持。

更受到国际重视的是，如何防止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碳排量，因为这会帮助中国国内实行实施碳中和。中国承诺要推行绿色投资，如何确认符合实际情况？

美国的2050碳中和目标

拜登的竞选政策纲领承诺：美国将在2050年之前实现100％清洁能源经济，并达到净碳排放量为零。随着拜登当选，他可以用很多行政命令来改变特朗普的一些政策，重新加入《巴黎协定》，重新建立环保的国际联盟。能源部门可以改变能源政策，但美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修改在分裂的国会里很难完全实现。

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减少燃煤电厂和车辆排气管碳排放量的两个计划，并放宽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中甲烷排放的限制。在特朗普政府缺席《巴黎协定》的情况下，州政府和民间组织成为推动环保议题的主力。

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彭博和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在2017年7月发起了“美国誓言”倡议，主张汇总并量化各州、城市、企业以及美国私人机构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采取的行动，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这些实体加在一起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实体，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1％。

即使在联邦政府经费削减的情况下，这个联盟的碳减排计划可以帮助美国到2030年实现25％的减排量。如果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则可以帮助美国到2050年实现50％的减排。

今年9月，加州州长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到2035年为止，在加州出售的所有新的乘用车和卡车都必须实现零排放，有望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5％以上，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80％以上。加州是美国第一个采取这种策略的州。

桑达洛指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成功地逐步脱离煤能源，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拜登的选举网页把环保列为四个最重要议题之一，环保议题在当下的美国比以前具有更大的政治正当性。虽然拜登会带来很具体的改变，但不能忽略的是，超过7000多万人没有投票支持拜登。目前最大的挑战是跨越观点上的极端分歧。在美国内部有许多对气候变化科学性的质疑，美国选民对于环保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

皮尤研究中心于7月底至8月进行的调查显示，虽然大多数注册选民表示，气候变化将成为决定总统大选投票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42％）或相当重要问题（26％），但支持拜登和特朗普的注册选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68％的拜登支持者表示，气候变化对他们的投票决定非常重要；相比之下，只有11％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重要。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在12个竞选议题中，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排在最末。

目前接近60%的成年人认为气候变化是对美国福祉的主要威胁，超过2009年的44％。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对美国人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但在所有认为气候变化对他们的选票非常重要的选民中，关注这一议题的比例（42％）仍然落后于其他主要议题，包括经济（79％）、医疗保健（68％）和新冠病毒爆发（62％） 。

整体而言，在特朗普时代，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环保采取行动，但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协调。目前有迹象显示，在州政府的层面已经开始有立法，在地方上推行环保政策。这跟中国相反，中国可能是中央比较有共识，但在地方政府执行上面比较逊色。

中国模式的环保策略

纽约大学环境研究助理教授李一飞（音译）和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朱迪思•夏皮罗在今年9月出版的新书《中国走向绿色：强制性环境保护与遇到麻烦的地球》里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全球面临紧迫而严重的环境问题，自由民主国家屡屡未能解决环境问题的时候，是否应该认真考虑采取中国模式下采用的严厉干预措施？

两位作者在SupChina峰会中接受访谈时表示，中国从“打好（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十三五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有十分具体的目标，环保成为复兴民族文明荣光的重要方式之一。从表面上看，中国模式在中央领导下，似乎体现了环境治理的高效方法。

同时，李一飞和夏皮罗的研究显示，中国强制性环保主义的具体机制也帮助国家推进其他议程，例如公民监督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除了通过自上而下的倡议、法规和运动以减轻污染和环境恶化，中国政府还借此加强了对个人和企业行为的管控，对边境地区的安抚，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施展影响力。

《中国走向绿色》的结论是，中国在环保方面表现出明确的意图，但成绩却是好坏参半：有些计划取得了积极成果，有些则没有。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方法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于少数民族强制性的迁徙或控制，或是环保政策变成对公民自由限制的手段。中国式的“强制性环境主义”可能不能为“反复失败的自由民主国家”提供榜样。

作者的观察显示，中国推行环保策略的经验指向了可能更为有效的方式：通过更多方的协作和参与，包括媒体和非营利组织的介入，在社会上形成“有共识的强制执行”的公民意识，而不是单纯由上而下的指令。

中国挑战绿色科技

拜登已经意识到中国绿色科技的竞争力。他的竞选团队在《建立现代、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公平的清洁能源未来的拜登计划》中指出，中国有望在电动汽车生产方面在全球市场份额上超过美国，成为美国的四倍。

拜登政府将利用联邦政府的所有杠杆，从购买力、研发、税收、贸易和投资政策中扭转这一趋势，使美国成为电动汽车及相关材料和零件制造的全球领导者。

拜登承诺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做出2万亿美元的加速投资，建立现代基础设施，利用美国发明的技术来定位美国汽车业，到2035年实现无碳电力部门，对建筑物的能源效率进行重大投资，包括完成400万次改造和建造150万套新的可持续环保房屋。

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这个2万亿美元的计划，特别是为了符合环保要求而必须改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将受到种种刁难。

绿色科技的竞争也有可能成为中美贸易争端的前线。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政府已经花费了至少600亿美元来支持刚刚起步的电动汽车产业，包括研发资金、税收减免以及电池充电站的融资，促成多达400多家中国公司涉足电动汽车业务。

在政府对消费者的补贴下，电动汽车销售在过去几年蓬勃发展之后，政府在2019年开始削减这些资金，导致销量下降。美国的观察家担心，中国的过度投资可能威胁到外国汽车公司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销售，中国电池供电汽车供过于求可能促使中国降价出口。之前美国政府官员抱怨，由于中国政府对工业的巨额补贴导致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商品的过剩生产，这些产品大量流入全球市场，导致国际供需失调，使美国公司难以竞争。

新冠疫情下的环保议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际事务节目主播、《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最近在新书《疫情后世界的十个教训》中，讨论了气候变化与越来越频繁的全球病毒性传染病大流行的种种关系。他引用了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和同事在科学杂志《细胞》的一篇文章警告说，“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可以预测疾病加速出现的必然性。”

这种加速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不断扩大的发展范围和发展速度，创造了一个超速运转的世界。人们的寿命更长，生产和消费更多，居住在更大的空间，消耗更多的能源，并产生更多的废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经济衰退将如何影响环保的推行？以及政府之间的协作？环保如何成为经济刺激措施中的一部分？桑达洛认为，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纳入环保议题，如支持绿色产业，2019年美国劳动力市场增长最快的是太阳能和风力市场能源，中国也积极提倡绿色产业，如电动车和充电站。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在推动国内经济复苏时依赖于煤电支撑的工业，中国5月至10月的电力需求同比上涨5.8%，由于增速过快，新的风能、太阳能、水电和核电投资根本无法追赶。预计今年中国的燃煤发电量将占据全球总量的53%，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带来了挑战。

《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已同意根据全球剩余碳预算的最新证据，更新其2030年目标。所有缔约方必须在2021年11月下一次联合国气候会议之前提交新的2030年目标。到目前为止，只有14个提交了修订目标。

美国再次成为《巴黎协定》的缔约国时，将必须提交新的2030年减排承诺。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承诺到2025年将碳排放量比2005年的水平减少26％-28％，目前看来，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哪些领域未见“趋好竞争”？

加拉格尔认为，中美在环保上目前有两个领域其实还没有看到趋好竞争：一个是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国支持设立很多煤工厂，而美国方面未能提出更好的方案。另一个是美国对实现《巴黎协议》所提出的承诺，并不符合目前路径的方向，引起国际各国的关注。

其实这不只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更深刻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如何能避免把污染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发达国家为了减少碳排放量，把一些排碳量高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基于国别的排放量统计并不被考虑在全球贸易中，排放可能以贸易商品的形式进出口，例如在亚洲和东欧的排碳经济活动，有一大部分是用于生产在西欧和北美消费的商品。

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好几个层面，包括环保融资，发达国家可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迈向绿色的进程。例如发达国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中承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环保基金（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减少排放，这也将成为未来《巴黎协定》讨论的重点问题。

桑达洛认为，有些人提议用贸易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为了阻止“环境方面的恶性竞争”及“废物倾倒”，对碳密集型商品征收进口关税或施加限制。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现在欧盟对从美国来的天然气的限制，未来也可能应用在中国的产品上。

我认为整体看来，未来的环保趋势一定会结合政府与私人力量，推动有社会责任的商业环境，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ESG）的投资理念捆绑起来，进而推动产业改革。这是中国可以带头的领域。

中国可以在“一带一路”上提倡最佳实践，并成为榜样，一洗国际对于中国在环保意识与实践方面的印象。中国可以坚持不要“外销”环境污染项目，并挑战美国工业，要求其遵守同样的规则。

对于净碳排放量为零的目标，中美都应该提前时间点。而中国在电动车及电池等绿色科技领域的优势，可以藉由适当的产能调节，与美国产品形成良性竞争，避免国际市场的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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