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会首任会长、中美“文化外交官”杨雪兰去世（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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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企业家杨雪兰(Shirley Young)于2020年12月26日去世，享年85岁。在打破了企业界的障碍之后，杨雪兰开启了充当文化外交官的第二职业，为消除中美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异，用古典音乐架起了桥梁。
她的大儿子薛兆一(David Hsieh)说，死因是乳腺癌并发症。
杨雪兰1959年开始为精信广告公司(Grey Advertising)工作，因表现突出很快升任高管。她在公司里既是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美籍亚裔之一，因此引人注目，精信当时在广告行业颇具影响力。拥有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经济学学位的杨雪兰，挑战了最佳市场营销是由直觉驱动的传统观念。
她没有接受这个观念，而是推动公司投资定量市场研究。这在今天已是标准做法，但在20世纪60年代却是一种开创性的做法。
“人们高估广告的影响力，”她曾在1974年对《纽约时报》这样说。“我们知道广告是多么的无效，因为我们已经失败过很多次了。”
这些想法并非她身上唯一具有革命性的东西。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雇主会给怀了孕的女员工发解雇金，因为他们认为女员工一旦生完孩子，就不会回来工作了。1963年，杨雪兰要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坚持不那样做，而是要求精信广告公司制定了其首个产假政策。
公司显然认为值得为她这样做。1983年，全球经济衰退迫使广告业削减研究预算时，精信却反其道而行之，成立了名为精信战略营销(Grey Strategic Marketing)的研究子公司，由杨雪兰任总裁。她赢得了包括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在内的《财富》500强(Fortune 500)名单上的很多客户。1988年，通用汽车把她从精信挖走，让她担任负责消费者市场开发的副总裁。
上任后不久，杨雪兰就开始推动她的新雇主投资中国市场，后来她被调到上海，帮助管理与中国上汽集团成立的合资企业的发展，这家市值10亿美元的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别克汽车。
在杨雪兰看来，许多美国公司没有意识到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之大，同时也没有意识到弥合这些差异的可能性。她鼓励通用汽车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来扩大公司高管对中文和中国社会的接触，这也是她后来在艺术工作中强调的焦点。
其实，就在她继续领导通用汽车在亚洲扩张的同时，她也越来越多地涉足文化和非盈利活动。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杨雪兰与马友友和贝聿铭等其他著名美籍华人一起成立了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一个致力于推动跨太平洋对话的组织，她出任首任会长。她也曾担任从百人会独立出去的美中文化协会(U.S.-China Culture Institute)的首任会长。
1999年，杨雪兰离开了通用汽车，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但她真正的热衷是音乐，以及音乐带来的文化外交。在接下来的20年里，她成了在中国推动西方古典音乐的重要力量，还为试图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中国古典音乐家当赞助人，为他们提供建议、引荐，甚至个人资助。
2019年2月，杨雪兰在纽约爱乐乐团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虽然她曾经想当一名职业钢琴演奏家，但她送给音乐的最好礼物是支持他人的才华。
作为底特律交响乐团(Detroit Symphony Orchestra)、上海交响乐团，以及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ilharmonic)等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她设立了交流项目，安排巡回演出和音乐会。在有些音乐会结束后，她在自己曼哈顿的家里举办派对，让政治要人与崭露头角的大提琴手和歌唱家们交际。
“作为一名华人音乐家，你一到纽约就马上认识了杨雪兰，”美籍台湾裔钢琴家吴菡说。“她是文化界一位不声张的巨人。”
杨雪兰于1935年5月25日在上海出生，父亲是中国外交官杨光洙，母亲是后来在联合国担任礼宾官员的社会名流严幼韵。
杨光洙的工作把他的家庭带到了世界各地。杨雪兰的姐姐蕾孟是父亲驻日内瓦时在那里出生的，妹妹茜恩是在巴黎出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杨光洙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菲律宾总领事，菲律宾当时在美国统治之下。1941年底，日本入侵菲律宾；几个月后，美军撤退时，杨光洙拒绝了跟军队一起走的提议。
日本军队占领马尼拉后不久，杨光洙和其他外交官一起被逮捕，他的家人被迫在她们三间屋子的独座房里腾出地方，让大约40名外交官家属住进来。杨雪兰后来得知父亲已被日本人处死。
1945年“二战”结束后，杨家人乘坐美国运兵船抵达旧金山，但很快搬到纽约去住，因为严幼韵在那里有更多的熟人。严幼韵受雇于联合国，1959年跟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结婚，于2017年去世，享年111岁。
1956年，杨雪兰与从事计算机咨询工作的薛杰(George Hsieh)结婚，育有三个儿子——兆一、兆人(William)和兆山(Douglas)，两人后来离婚。杨雪兰与企业高管诺曼·克兰德尔(Norman Krandall)的第二次婚姻也以离婚告终。除儿子外，她的后人还包括七名孙辈。
杨雪兰曾想步父亲后尘在外交领域工作，但她1955年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时，已没有国家可以代表：中国的革命已经结束，中共已经掌权，而她还不是美国公民。
此外，尽管她拥有经济学学位，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会员，但她在商界似乎也没有光明的前景。“所有人都说：‘哦，你的成绩真好，真不错。你应该来为我们当打字员，”她2003年接受记者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采访时说。
杨雪兰花了四年时间才找到了精信广告公司的工作，进了公司后，她很快得到晋升。没几年时间，她就已成为市场研究领域公认的行业领军人，这让她在公司董事会寻找人选时具有吸引力。
她在董事会上的出现可能会让一些董事感到不适，尤其是在搞静修活动的时候。静修活动往往与狩猎旅行和雪茄派对一起进行，尽管她没有得到参加这些活动的邀请，但她还是来了，她与男董事们一起在野外疲惫地行走，在烟雾弥漫的大厅里度过几个小时的时间。
杨雪兰将她在商界的人脉和战略见识带到她在艺术界的第二职业生涯中，特别是她在2015年担任了室内音乐协会(Chamber Music Society)的国际顾问之后。
室内音乐协会在吸引中国听众上遇到了困难，中国听众似乎更喜欢大型交响乐和明星的独奏表演，而不是更亲密的室内乐。杨雪兰安排了室内音乐协会在中国各地的巡回演出，并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将乐队成员介绍给新闻媒体，还举办了把乐队成员介绍给未来粉丝的教育活动。巡回演出取得了成功：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室内音乐协会的成员每年都会去中国好几次。
“很多年轻人排着长队来听我们的音乐会，”该协会的执行会长苏珊娜·戴维森(Suzanne Davidson)说。“他们会在音乐会后留下来买CD，和乐队成员们见面。这真是雪兰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成功。”
虽然杨雪兰是一名终生的音乐爱好者——她曾经考虑过钢琴演奏家的职业——但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对她来说是一种达到目的手段，是一个将极为不同的文化连接起来的机会，也是在最近的中美关系紧张时期让她保持乐观的视角。
“我认为，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政治和所有这些冲突时，在我看来，20年后我们不会记得它们，”她去年3月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人们在人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将持续下去。所以我对把时间花在这上面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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