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敌疫情，曼哈顿最后的华人传统洗衣店谢幕（组图）

“几个一直照顾舅舅生意的老顾客，过来取3月份就送洗的衣服，但也就是这些人了，”李洪森的外甥、57岁的朱超伟说道，他帮舅舅把台山话翻译成英语。

过来告别的一些人到中年的邻居，从小就认识李洪森。对他们来说，这件洗衣店是二战后的纽约留在他们童年印象里的最后印记。许多人说，他们以前衣服多是来这里送洗，家里若是有客人来，就把房门钥匙交给李洪森。当天，一些人带来了告别礼物，还有人拿起最后几捆衣服，用牛皮纸包好，拿绳子整齐地捆起，就像李洪森的父亲在半个多世纪前那样。有个邻居拿粉笔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画了一幅画，写着“我们会想念你的”几个字。

李洪森不愿多提当年经历的种族主义歧视。“他的确遭到过辱骂，有时候发生在他去坐火车的路上，但他说自己完全不去理会，”他的外甥朱超伟说。“每次我们问他的时候，他都会说，‘我埋头工作，挣钱、回家。一天很长，就是这样。’”

李洪森在台山长大。他的祖父于1908年初抵美国，随后在二三十年代，他的几个叔叔也相继来美。他的父亲李道新在30年代末抵美，在波士顿开了一家洗衣店。当时的移民法禁止携带配偶，因此无法在美国扎根，所以这些中国移民通常会回中国生孩子，最终就像一代代台山男人那样，退休后回到中国。他们把赚的钱寄回中国，家人就用这些钱在台山盖房子，最后又把儿子送到美国跟父亲团聚。

日本占领台山地区后，1945年，8岁的李洪森被送到香港投奔亲戚。他的母亲李雪芳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服劳役，后来在1949年也设法跑到了香港。朱超伟的母亲那一边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的父亲在1937年，也就是15岁的时候来到美国，日后成为美国电信公司AT&T首批华裔电气工程师。“他们本来都打算回中国，但战争爆发，后来共产党掌权，”朱超伟说。近七十年过去了，李洪森始终未回过老家。

1956年，李洪森的母亲李雪芳来到波士顿跟丈夫团聚，一年后，他也来到美国。李洪森在波士顿上英语课，同时在洗衣行业谋得一份差事。 1959年，李道新和儿子以4300美元的价格从另一个中国移民手里盘下了纽约的这家洗衣店。99年的租约，租金开始为每月100美元。一家人就住在附近的公寓里，每月租金50美元。 “那套公寓现在每月的租金得2000多，”李洪森惊叹道。

李洪森和太太李薇涵（现年76岁）在香港结婚，后来她也来到了美国，在自家的店里工作。“我们都很拼，没有什么时间休息，”李洪森说。“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一切可能帮助父母取得成功。”

经过多年的打拼，这对夫妇终于攒下足够的钱，在皇后区的埃尔姆赫斯特购置了一栋独立式洋房。他和太太每天通勤到洗衣店——单程一个小时的地铁。他们养育了两个孩子——儿子爱德华原来在银行业工作，现在全职照顾父母；女儿简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他们都是在纽约的公立大学念的书。

多年来，这里跟纽约城的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升级改造，房地产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李洪森的客户群已经从家庭变成了年轻的单身白领。但街坊们对Sun’s Laundry的支持没有变。大约5年前，新房东想把房租每个月涨800美元，当时的租金远远低于市场价。大楼的管委会为李洪森组织了一次网上募捐。他后来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不过街坊们还是成功地向房主施压，维持房租不变。

甚至在这次新冠大流行之前，店里的生意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其中一个原因是时尚的变化，加上免烫面料的出现。洗衣店的辉煌时期是上世纪60年代，当时西装是标准的工作着装，直到80年代，纽约的金融业蓬勃发展，在华尔街工作的客户每周都要穿很多正装衬衫。李洪森说，在那些年头，他一天要洗100多件商务衬衫，周末的时候还得让其他的家庭成员帮忙。进入2000年后，休闲时尚起来了，每天的衬衣洗涤数量已经下降到不足40件。

那个最后的礼拜六，在问候街坊和接受媒体采访的间歇，李洪森和一双儿女还在收拾店面。他们把店里的许多老物件当作纪念品送给来访者，比如一个木头的工作台，还有一本1950年出版的汉英字典。“以前的洗衣店都有一本这样的字典，”当天来参加闭店仪式、已到古稀之年的美籍华裔摄影师李扬国说。

今天，人们已经渐渐淡忘华人被唤作查理的时代。同样逐渐淡去的，还有华人移民与洗衣工作的长久联系。 

退休后的李洪森，一直坐不下来。毕竟，他已经忙碌了60多年。朱超伟说，他跟舅舅说好了，待疫情结束，可以再次出门旅行的时候，他会陪着老先生一起回中国看看。到时候，他终于可以看到在台山的老宅了，那还是用在美国开洗衣店赚的钱修建的，老宅的墙上还挂着从前拍的全家福。

“他只坐过两次飞机，”朱超伟说。 “一次是1957年坐飞机第一次从香港来美国。然后是2008年，他去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度假。回来后，他一直念叨，居然只要3个小时就到了。”

李洪森还记得台山的农田，记得小学校服的黄短裤和红手帕。他渴望看看故乡的变化。“辛苦工作了61年，退休后可以享清福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