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与中国科研合作 是共赢还是养患？（图）

然而，政策分析人士警告，美中的科研合作可能“正如二战中美国大学、公司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呼吁美国大学和企业审慎思考自己的行为。

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Washington Free Beacon)最近接连报道，几所著名的美国常春藤大学与中国的合作，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也引发校园内对相关合作的反对声浪。

《自由灯塔报》3月10日报道，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医学院与中国军方或中国共产党支持的机构进行合作。

报道指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七所中国大学建立了伙伴关系，协助推动中国医疗系统的改革，然而其中六所中国大学与解放军有关，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包括帮助开发中国核计划等国防技术的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

耶鲁大学医学院与深圳市以及中国全国各地多家医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耶鲁帮助中方建立一个收集40万中国公民生物医学数据的资料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健康中心则是与中国国家卫健委直接监督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伙伴关系。

3月15日《自由灯塔报》继续报道，常春藤高校之一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副院长拟推行一项由中国教育部资助的联合学位计划，据报道，该计划将产生100万美元的收益， 却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多位教授抵制，他们对康奈尔大学能否在北京对公民社会加强控制的情况下保持学术独立性表示深切关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初发表任内第一场外交政策演说时指出，华盛顿将与中国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对抗，但他指出，无论是哪种形式“我们都要以实力地位来跟中国接触。”

那么美中之间在科研领域能否合作，如何合作，又该如何审核相关合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影响？

政策分析人士：“美国高校，你们真想在历史上以与中共合作留名吗？”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德加德(Liselotte Odgaard)认为，拜登总统不会对正常学术交流产生过多的怀疑，“开放大学和其他研究群体的交流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和数据最终将被公开发表的假设，”奥德加德说。

她说，“政府发出的信号是，我们不应该对所有有关的中国人做出一样的判断。我们应该与中国人交流，也要与中国进行国家交流，找到可以改善关系的地方。在国际竞争中，这种交流应限于非敏感领域，健康科学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绕过这一点是不明智的。但是，在涉及国家安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拜登政府会做出多少让步和改变。”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量子联盟计划主任赫尔曼(Arthur Herman)也持相同观点。“国家安全是在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合作中应优先考虑的因素。当然，我们不必将所有在美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除名，但必须对在这里学习的人施加严格控制，以确保他们确实是学生，他们是在学习，而不是在从事潜在间谍活动，获取对中国军方有用的数据或信息。”

“我认为我们的大学领导层也需要负责。我们看到北京对宗教少数群体、异见人士和香港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领导层是否真的希望在历史中被视为北京推进其议程的助力。对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公司，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

赫尔曼将当代美中合作类比为二战间美国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他呼吁美国的企业和大学回顾历史，“当年与纳粹德国合作过的美国大学以及包括IBM在内的大公司，尽管他们当时从商业和科学研究角度认为那些是很好的合作项目，但他们实际上助长促进了纳粹德国的政治和军事议程。我们把今天放在历史中思考，10年或20年以后，我们还会认为现在美中间这些合作是单纯的科技知识产权吗？这些当下重要的知识都可能被用来损害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

赫尔曼呼吁，“我们必须认识到，与中国合作开展的项目，无论是医疗保健还是量子物理，还是太空研究、电子科技、或清洁能源，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并逐渐了解我们真正的利益所在，以及开始采取行动。目前，限制中国进入我们的关键技术领域必须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而我的目标之一就是用我的研究提醒现任政府应采取的优先考量。”

科学界：“从核安全到人工智能，科技进步非深化国际合作不可”

南加州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工业系统工程与国际关系教授梅什卡蒂(Najmedin Meshkati)的观点正好相反。 梅什卡蒂告诉美国之音，“即使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国家科学院也保持着和苏联之间的多项科学合作，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和中国之间不能合作。” “我当然不排除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和所有这些新技术可能会被用于军事防御的情况，但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在这些领域中的竞争关系，就从根本上贬低与中国的合作带来的促进人类科技进步的巨大利益。”

梅什卡蒂特别提到最近正值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十周年。作为工程和公共政策的双聘教授，梅什卡蒂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任命的福岛核电事故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和技术顾问，该小组的目的是从该事件中汲取教训，使美国的核电站更安全。

“我们了解到最关键的一课是必须制止核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随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全球主义力量的扩散，确保发展核项目的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在今天至关重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任务是促进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能，它应敦促其成员国在其领土上运行核动力反应堆时，在国家主权与国际责任之间寻求平衡。正如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教给世界的那样，辐射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国界。”

“福岛事件影响了整个东南亚，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的辐射也影响了整个欧洲，美国需要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核安全方面合作和互相借鉴。。。东南亚国家- 韩国、日本等-为什么不与中国和美国合作？这是双赢的局面。”

梅什卡蒂曾任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国务卿任内的科学研究员和高级科学与工程顾问，他把他在工程外交领域的经验在南加州大学开设成一门通识课，旨在培养下一代技术外交官。

他要求学生从国家工程院发布的重大挑战，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或者从国务院提出的清单中选择一个世界和美国面临的问题，主题从水外交到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再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防扩散、反恐、核能、气候变化、海洋和公海、粮食安全以及对中东重大沿海灾害的应急响应等等。该课程从2016年开设以来大受欢迎。

梅什卡蒂说，“我们可以从跨国，高度跨学科的现代工程项目中学到很多东西，以弥合国家之间的鸿沟。”他认为，美国和中国科学家在气候变化，药物研发，可再生能源等多个领域可以大有作为。“我最好的同事之一是前北大工学院院长，张东晓教授，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移居中国前，他是我在南加州大学的隔壁同事。我们对核安全的合作就是对美中两国互惠互利的合作。”

另一个常被视为美中竞争热点的领域是人工智能。梅什卡蒂表示，“我们应在人工智能研发上吸取二战后各国停止了核技术研发的对话与合作导致恶果的教训。我们确实应该制止新技术在军事用途和间谍活动的应用，但更应该从技术层面加强对新技术的了解。 人工智能在医学、节能、智能生活、数据分析等方方面面让我们的认知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我们需要传达给政策制定者的，仅使用政治语言并不能解决问题，”梅什卡蒂说。

拜登政府面对两难的标准制定

受访专家都表示，当下的关键是政府必须制定一个国际合作的审核标准，但他们也承认合作项目对国家安全是否构成威胁将很难界定。

奥德加德认为，“拜登政府在定义可以安全开放的领域上将遇到困难，因为中国将技术广泛应用在众多领域，让各国不知所措。例如，中国非常努力地争取在多个北极国家设立研究站，但这些极地科研用途是双重的，还可以用于监视目的甚至太空竞赛。再比如，中国的声纳无人潜艇号称用于环境研究，但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实际充满了信息收集与传播。”

“美国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科研的使用策略，并感到担忧，要制定处理该问题的政策。但上述的例子说明我们很难在科研合作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上作出清晰的界定，因为北极研究站的所有权取得后，中国可以将此研究用于国家安全。”

“美国政府和安全机构已经开始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我不确定拜登政府对于向中国大学和科研的开放程度是否会像某些科学家提倡的那样大，因为涉及的安全风险太大，美国或将自己置身于可能失去领先地位的冒险中。”

赫尔曼提倡对每个科研合作项目进行仔细审查。这种审查和标准的制定“不应该仅仅由政府官员来设定，而应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熟悉该领域的人员合作设置，还应包括那些了解中国在做什么，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以及中国自身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的分析人士。”

“我认为没有一套适用于所有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全面标准。我们必须像回放电影一样，一秒一秒的仔细审视。这也是我一直在敦促我们和在量子技术领域的盟友所要做的，用五只眼睛来设置标准，以了解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数据，什么样的量子应用可以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合作和技术使用，什么科研项目应该放在美国本土。我认为在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进行这样的深入讨论和审视。”